造反有理——对雅克-朗西埃思想的总结
套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朗西埃的思想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什么的反？答案是一切权威。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小组的领导，如何使你的下属服从的你的命令，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这是权威发挥作用的一种场景。可以因为年龄大，德高望重；可以是因为有能力，能办事。朗西埃从两个方面指出了权威是一种依靠悖论来运作的东西，因为它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其实际运作是依靠上下级之间心照不宣的配合。一方面，权威正常运行的理想的状况无法实现。秩序井然，上下分明，各司其职，一起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通过分工合作实现团结一致的理想状况，上级负责领导，更偏向脑力劳动，下级负责执行，更偏向体力劳动。但尴尬的是，这个金字塔的底层并不是严丝合缝地嵌入到整体之中。因为不论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大家都在工作，都在干活，但是中层和上层都可以宣称自己有独特的东西，有值得骄傲的东西，而底层却没有，底层所拥有的，是中上层也拥有的。这就使得理想状态出现了裂缝，底层现在不只是分工上的位置不同，而是带有了“低等”的色彩，团结一致的集体变成了上下对立的状态。一如老板和工人都在劳动，但老板据说拥有各种优秀的品质，因此是成功的，讲述他们优秀品质的书籍遍布各处，而工人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所以是失败的，
另一方面，权威所宣称的分工依据，并不是真实的。比如，如果说领导适合思考，而被领导的人不善思考，甚至是不能思考，因此应该接受领导，那么被领导者是如何能够理解领导者的命令呢？权威建立在共有的能力之上，而不是上层所特有的某种特质。这是各种职场剧的黑色幽默之处，对于上下级而言，双方都明白这种平等，但又相当谄媚地装作自己不明白。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为真实，重要的是形成习惯。
权威从何处来？答案是从本体论来。本体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称自己所做的是唯一可能的事。这种共识体系吸收了以往时代的客观历史必要性，将其简化为当前环境所允许的‘唯一可能之事’。”人一向喜爱和崇拜永恒不变、永远不朽的事物，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并控制纷繁变化的事物，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都在发明自己独特的本体论，思想的历史呈现为这些本体论之间的战争，哲学变为名副其实的战场。这也是为各类统治者争取权力、确立权威的过程。在各种本体论中，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宣布形形色色的叙事，大抵总是从易逝、脆弱、有限的存在走向永恒。欧洲的教士们在中世纪向人们宣扬在死后、在末日审判之时得拯救的时间观，今天人们普遍处于进步主义的时间观之中，参与一轮又一轮的资本增殖，不断提升自己，用资本的增殖来验证自身存在的资格，走向无限的进步。这些形形色色的时间观，都在告诉大家，在正确的时间段，做正确的事。与此同时，它们也发出了警告，不要质疑这是否正确，因为你缺少思考的能力，想得太多只会毁掉你的人生，使你步入歧途。
本体论大多是成对出现的，一个话题下往往会有两个截然对立的立场。当朗西埃介入某一话题时，他反对本体论的方式是，揭示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互相依赖的，无法确立任何一方享有本体论的地位。巴迪欧认为：“朗西埃始终受到我一开始所谈到的事件的启发。他和我一样，从中得到了一种信念，即斗争始终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斗争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可以依赖于科学，因此依赖于制度化的传授。斗争还反对政治必须由专家（即工人阶级政党）教授给无知的工人和广大人民。但朗西埃也反对另一种观点，即政治可以是盲目的自发性，一种与概念无关的生命能量，可被完全吸收进反抗的行为中。既没有博学的党凌驾于运动之上，也没有生命的运动内在性，令反抗的行为吸收或囊括了整个政治实体。”
造反，正是借助统治者内部冲突（某一话题下对立的本体论之间的冲突）的逻辑，获得了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理”。一部分人将无产者看作原子化的个体，社会结构的受害者，是自顾不暇、艰难生活的普通百姓；另一部分人将无产者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载体，劳动这一人类本质力量和历史动力的体现者，其必将成为下一个社会形态的主导者。但造反的无产者同时否定了这两种本体论，因其清楚地认识到，工人是通过原子化的过程，被镶嵌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而资本的增殖又不断地加深原子化的程度。“他向我们表明，实际上，我们哲学家通过‘知识与幻觉’、‘自由与必然’之类的对立概念，并没有真正理解任何东西。”一切无产者的反抗，亦即无产阶级的产生，都意味着对工人这一身份的挣脱，克服原子化的状态，反抗劳动的统治。
“如果这些说辞没有起到作用，那是因为工人并不能从‘劳动文化’的精巧表现中找到满足感，也不能从集体的温暖中找到自我认同”，“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同龄人中那种激进热情的根源，这既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剥削（他们其实早已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不是因为劳动者的团结（其他人实际上主要是统治者的帮凶）。相反，这是一种渴望了解另一面世界的愿望，是一种想要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渴望。工人们对资产阶级所羡慕的，并不是他们财富的积极面，而是他们‘空闲时间’的消极方面：他们的休闲、他们的夜晚生活。工人阶级解放话语的起源，是对不再想成为工人的渴望，是不必再伤害自己的双手和灵魂的渴望；是摆脱对工作、加薪或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的渴望；是不再受制于白天劳作、夜晚睡眠这种生活模式的自由。”
工人将本应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夜晚，用来写作、学习；铺地板的木匠将本应工作的时间，用来琢磨房间的布局，仿佛他是这房子的主人；68年的学生们，不去费心考试、升学、就职，反倒要跑到工厂里，和似乎处在另一个世界的工人打交道；人们转变了公园、广场的功能，将其变为集会的场所；巴黎公社的普通人们开始操心公共服务的提供。人们从本体论所主宰的时间里，从统治者以暴力维护的时间里，重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不再是趋向某个遥不可及的终点，人们的目标是解放，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实现了这一点，平等不再是经过许多阶段和步骤后达成的结果，而是随着手段的应用被立刻实现。
这种平等的实现，带有美的特征。这种美是指，通过消解两种本体论的对立，出现了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在一位工人思考屋内装修的时候，这既不是一种工具化的思维，也不是对奢华装饰的崇拜，这种状态更接近于游戏，不再有崇高之物施加的限制，人与物之间的可能性被更多地探索。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朗西埃与其他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借助朗西埃所反对的，来补充上文论证中所留下的空白。
首先是与阿尔都塞的关系。朗西埃延续了阿尔都塞关于断裂的讨论。借助断裂，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获得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比如，阿尔都塞反对将无产者视为一个主体，资本主义不是异化对自主个体的压抑，想要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正确理解，应当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结构，来理解无产者所处的情况。这种断裂首先质疑了主体的前提条件，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借助这种断裂，人们发现，虽然人们常常将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主体当作理所当然，但是主体并不是稳定不变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主张，资本主义的优势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和发展。但是阿尔都塞的断裂，消解了主体的权威，进而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开辟了新的视野。阿尔都塞指出，对主体的痴迷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构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
朗西埃将断裂应用于科学/意识形态的对立上。在一次采访之中，他批评这种对立实际上将群众放置于一个无知的位置上。他认为“然而，即便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阿尔都塞仍然认为，由于群众忙于生产，深陷劳动与生存必需的种种环境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处于对自己所处状况的认知之外”，“‘群众是英雄’这一观念仍然局限于那种陈旧的、反动的、等级制的对立模式：一方面是那些会思考的人，另一方面则是那些从事劳动与斗争的人，而后者的思考能力，只能限于他们从自己的劳动或斗争中得出的智慧”，“在此逻辑中，被统治者之所以被统治，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影像的世界里——众所周知，影像向来与知识背道而驰”，“简言之，我的观点是：剥削过程背后并不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意识形态不过是同一过程的别称，这个过程剥夺劳动者的能力，不仅掠夺他们的体力，更将他们个体与集体的智慧据为己有，以服务于剥削目的”。
科学的前提，建立在一种相对于无产者的权威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断裂，科学的前提被质疑，其权威被消解，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人’、‘人性’、‘自由’、‘平等’、‘独立’和‘尊严’这些词汇，通过众多的经历和传统，被赋予了多种可能的含义。这些含义可以被加以利用，使词语能够成为工具、旗帜、武器等等——既可以用于统治，也可以用于反抗。这些词语可以被赋予相反的含义和功能。因此，围绕词语的斗争并非是良与恶之间的对抗，而是一场对词语的争夺战；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掌握词语，为了让词语能够在自我赋权的过程中以及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科学不再有权威规定一个词是好还是坏，人们可以根据斗争的具体环境，用旧瓶装新酒，赋予其新的斗争性。被统治不再是因为智识上的匮乏，而是由于力量的相对不足，不再需要一个掌握科学的先行者来消除这种知识上的不足，进而实现解放。相反，人们已经理解了各种统治的运作方式，需要进行的是探索统治者规定之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增强无产者在阶级斗争的力量。
但这里仍然有悬而未决的东西。一种无产阶级科学的优势在于，它有稳定性和必然性。比如说，既然“人性”“自由”“平等”“独立”和“尊严”这些词汇全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眼法，那么就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障眼法，获得阶级意识，使无产者团结起来，从而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朗西埃批判了这种科学，因而也放弃了它可以带来的强大组织。朗西埃所做的，更像是在森林中冒险，并为后来者留下一个路标，供后来者（但也只是可能有）参考，后来者又可以从这里出发探索其他领域。终归而言，理论更像是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信，像是没有谈话对象的自言自语，呕心沥血的努力总是可能会变成不知所谓的疯狂，就像堂吉诃德。阿尔都塞力图通过科学克服这一点，必须要传达给无产阶级，必须要建立起比资产阶级更严密、更有力的组织才能获胜。朗西埃接受了这一点，他并不害怕发疯，而是向所有无产者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是更优越的，但我们可以做出抉择。
接下来是朗西埃与阿多诺之间的关系。两人都认为美学有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阿多诺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运用好美学中包含的潜能。“我认为我并没有把任何关于回归异化之前的状态，或关于理想的、非妥协的艺术的天真想法放到阿多诺头上，我也不认为阿多诺有一种将世界重新神话化的浪漫主义意愿。相反，我试图将他与席勒式的人的审美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而席勒式的人的审美教育既不同于对人类教育的简单的进步观点，也不同于对理性之罪的反革命哀叹。我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阿多诺打破了所有关于审美承诺的天真观念，甚至在欺骗本身中看到了其颠覆力量的本质。但这也意味着，他倾向于关注艺术作品的理性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性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能够创作和欣赏那些带有欺骗力量的作品的先锋派来修复这种关系。奥德修斯受到了批评，但人们仍然认为，审美享受只属于少数懂得享受吟诵的欺骗的人。”当工人表现得不像一个工人时，其行为探索了统治者规定范围外的可能性，从而有解放的潜能，这是假的，因为工人仍然不可能超越生产关系，其仍然是工人，但是这种欺骗性的现象是有反抗性的。
这种分歧无法在理论内部得到解决。“在某种程度上，思考感性体制的多样性及其组合使我摆脱了对物化及其否定的双重痴迷。在他看来，这无疑暗含着一种可耻的实证主义。我的反驳是，这种对否定的执着，要么在文化批判的文化平庸中消失，要么在崇高的夸张中消失，而崇高最终发现自己服务于其他形式的野蛮主义。”从阿多诺的角度来看，艺术品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缠，艺术品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又抵抗着它，如果不能在这种框架中思考美学对无产阶级解放的作用，只关注工人摆脱自己身份的时刻，那么就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风险。朗西埃则认为，美学上的先锋派把持着解释权，为了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或者把无产者看作只会被动接受资产阶级宣传的酒囊饭袋，要么用艺术作品反映资本主义的残暴，受害者的悲惨，审问无产者在道德上是否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流合污，试图从道德上唤醒无产者。
最后，是朗西埃与德里达、利奥塔与列维纳斯等哲学家所开启的、充满温情与敬畏的“他者”哲学之间的关系。
乍听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关于正义归来的故事。哲学家们告诉我们，过去的政治错就错在试图用理性的总体性去吞噬一切，而现在，我们必须学会谦卑地去面对理性所不能囊括的“他者”。在这个新的伦理世界里，法律不再是压迫的工具，而是对他者无限责任的召唤；正义不再是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而是对那些无法被表达、无法被再现的苦难的见证。毕竟，面对奥斯维辛的灰烬，面对绝对的受害者，除了保持沉默的敬畏和无限的救赎义务，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种伦理学构建了一个神圣的祭坛，在它之上，“他者”的面容神圣不可侵犯，一种超越了政治分歧的“共识”似乎正在降临：为了保护绝对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搁置争议，团结一致。
然而，正是在这看似无可辩驳的崇高叙事中，朗西埃敏锐地捕捉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静默。他让我们侧耳倾听：在这种对他者的无限尊崇中，我们还能听到那个“造反者”的声音吗？
朗西埃撕开了这层温情的面纱：这种伦理的共识，恰恰构成了最彻底的“治安”。因为它巧妙地将政治领域中的主体替换成了受害者。当哲学将“他者”神圣化为不可触及的绝对之物时，具体的、活生生的无产者就被还原成了赤裸的生命。在伦理的凝视下，难民、移民、被压迫者不再是拥有智力、能够发出理性声音的平等说话者，而仅仅是发出痛苦呻吟、等待人道主义救援的身体。
共识并不是指所有人都同意，而是指“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受害者面前，不存在政治上的歧见，只存在警察式的管理：一边是负责同情和喂养受害者的“人道主义警察”，另一边是负责消灭绝对邪恶的“军事警察”。这种二元对立消灭了政治最核心的空间——那个既非受害者也非施害者的政治主体站出来说话的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了朗西埃与“伦理转向”之间深刻的裂痕。对于列维纳斯们而言，正义源于对他者无限的负债，源于一种不对称的伦理重负；而对于朗西埃而言，这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等级制——一种通过剥夺弱者“说话的能力”来确认其受害者地位的等级制。
造反总是对伦理共识的破坏。它拒绝将无产者视为需要被拯救的“他者”，而是将其视为拥有平等智力的“自我”。反抗的目的不在于去哀悼不可再现的崇高苦难，而在于此时此地，那个被视为只能呻吟的身体，突然像夜晚写诗的木匠一样，挣脱了哲学家为其安排好的位置、身份、行为和思考方式。
哲学家总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经典的口号提出了革命理论与行动的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疑难问题。朗西埃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回答，革命的行动总是对某种解释的拒绝，拒绝各种解释安排好的一切，它是一种始终相信解释之外的可能性，并去探索可能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