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8月：法治天下（2025年，总第38期）
“你是为了什么而写？”面对我继续创作“结绳”的挣扎，老师抛出一个根本问题。
坦白说，挫败感并非突然涌现。但论及让我猛地心生退意，今天的环境确实是不小的因素。当越来越多的文章难以正常发表，或者，看到既往讨论过的话题新闻仍在不断上演，觉得无话可说也属意料之中。
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当然堪比登天。扭转一个社会的潮流，更像天方夜谭。尽管如此，我不讳言构思“结绳”系列时的野望。
这不是某种自负，认为自己字字珠玑、振聋发聩、举足轻重。其实，从定位和结构就能看出，“结绳”的写作摆不脱“拾人牙慧”的标签。而我的工作，不过是将素材加以编织，把握思考事情的更多路径可能，再由己及人——注定是小范围地——扩散分享。
我缺乏成为公共意见领袖的实力，在意的是意见领袖影响的结果，因为它势必牵涉我的性命。
置身宣扬“做自己”的时代，该念头似乎落伍。想象一下都市青年的日常：感觉饿了，打开手机应用，一小时之内准可以大快朵颐；相中什么衣服，网购最快第二天就能穿在身上；刷到不喜欢的言论，若有余力则坚定捍卫立场，要是心里添堵，那便一关了之，转头也能找到同好……总之，技术条件的发展，让“自己”随心所欲地生活，重要的是有足够的钱。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倘若你还没有忘掉瘟疫期间被隔离管控的经历，那应该不会完全否认，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并非“有钱能使鬼推磨”。很可能，纵是有钱，也会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生活在由真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里。从某些层面批评，现代化掩盖了其中的复杂，阻碍各类阵营间的对话。
一个人，要是整天被历史仇恨浇灌，不给思辨余地，有天他走上街头，震惊于怎么会有同胞身披“敌人”服饰，动用强制力量干预便属于水到渠成的事情；一个人工资遭拖欠，求告无门，生活难以为继，觉得世界没什么值得在乎的了，他就可能将刀挥向他者，把车撞上行人。
我不愿生活在这样的恐惧里。所以，“结绳”归根到底是为了我自己的写作。
可另一方面，“结绳”又有其道德性倾向。表征之一，就在这个原本“就事论事”的系列栏目里，行文渐渐加入作者的人生轨迹。
过多曝露个人隐私非我本意，毕竟日记等形式更能对生活体悟加以保留。问题是，我往往放不下借题发挥的冲动——除了“把自己作为方法”来展示，更希望替没机会进入互联网世界的边缘角色发声。
此处，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前提。
我生在乡村，成长于乡村，最终通过教育又走出乡村。真实的乡村生活绝非田园牧歌式的，相反，由于资源受限，自成一体，乡村带有非常陈腐的面向。不过，从生命存在到文化认同，自己都难以与之割席。
前些年，围绕乡村做主题阅读，我曾一再坦白对人生际遇偶然性的感慨。在各种变动流转中，我仿佛看到自己的另一种命运。若非诸多偶然因素，让我可以构筑富足的知识世界，那些留在乡村靠天吃饭的同龄人，或者被迫进入社会分工底层像齿轮一样吃力转动的小学校友，就是我人生的预演。
不管怎么说，我成了幸运儿，成了从分母中跳出来的分子，成了一个体面人。而我不相信，过去朝夕相处的生命，他们自身有什么原罪，令其就该过不上我如今的生活。
一厢情愿也好，自命不凡也罢，我之所以持续写作，不知疲倦地进行公共意见表达，部分源自道德亏欠心理的推动。我有义务帮他们去言说生命的不幸与痛苦，追问是何种力量令他们不得不如此过活。很自然地，这就不得不触及某些禁区，尤其在针对时事新闻的“结绳”系列。
朋友曾表达过自己的疑惑：为什么我总喜欢“键政”？我觉得更贴合实际的提问是：为什么我总是不得不去“键政”？
引用西方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的形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看来，政治所指向的，是人与人如何更好地一起生活。
我相信，周边的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对步入政坛、践行某种主义都缺乏不可抑制的冲动。然而，当我们在讨论一种现实的生活处境——比方说如何保障外卖员的工作待遇？如何在老龄化社会提高人口生育率？——实在绕不开政治上的制度安排。
可惜，其中细微差异不受多少待见。最坏的结果是，但凡涉及政治讨论，就要视作居心不良而打压、消除。
8月，媒体人梁文道主持的播客《八分半》遭彻底下架，进一步加剧我的担忧。一年前，梁文道到广州参加交流活动，称自己眼下做的事就像童话里的小女孩，在黑暗中点亮一根火柴，过了短短几秒身边又被黑暗笼罩，然后再点燃一根火柴把角落照亮片刻，如此往复，直到手头的火柴点完。
此番节目停播，梁文道继续宽慰听众，自己过去做的内容消失好比海浪把沙滩上的城堡冲走，但并不代表没有意义。做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只要你觉得有意义就行了。”在8月的对话里，老师也如是开解我做决定的犹豫。
从2022年7月起，按照每月更新一篇的节奏，“结绳”栏目已经发布了38期不同主题的文章。说实话，我从没想过真的能走这么久。期间，我不止一次觉得是极限了——三周年之际主题“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就已透露停下来的想法——可每每列出几个关键词后，总能赶在倒数两天内，完成写作、编辑、排版和发布。
代价是有的。正如我在发刊的序言里提及，这个新系列的读写尝试，可能会过度侵占本就不宽裕的给到书籍的时间。确实如此。
早在7月，我就读完年度主题阅读的第二部分书籍，书单总结却拖延至今尚未定稿。而要是仔细计算，“结绳”方面的任务还多少影响了其他尝试，比如，再度更新之前开设的通过影视剧追问工作伦理的专栏“为什么工作”，或者继续创作从食物切入、类回忆录式的“食记”系列。
当然不是说，二者存在根本上的对立。至少站在内容视角，这些年来，我的写作和认识被打开了更多连接。也不意味着，放弃“结绳”栏目的创作，我就能重回既往体裁风格的文字里。得承认个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美国作家汤米·巴特勒在小说《抓落叶》中写道：
我们太迷恋结尾了。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伟大的生命和美好的爱可以见证和体验，但是只要结局不尽如人意，我们立刻觉得这是悲剧。或者正好相反，只要结局有一刻的救赎，一生的不公和痛苦都可以忽略不计。
一定程度上，这段话帮助我更容易接受“结绳”专栏的各种结局。
首先，我是怀着最后一篇“结绳”的心情来书写眼下的文章。考虑外部环境、自身状态，很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系列都不会更新。但就算如此，我对于公共议题的表达，尤其是讲述“看不见的大多数”的故事，很大概率通过其他形式和载体来实现。
其次，也有可能自我调整一段时间后，我还会继续按照最初的设想，努力平衡好不同需要，重新“结绳记事”下去。
最后，不排除选择介乎前两者之间。保持月度写作的纪律性确实让人向往，然而记录本身或许比完美记录更重要。换言之，“结绳”的更新周期可能会转成不定期，结构上也存在改版的空间。
我还是期待一个更加包容、友善的社会，还愿意相信正义公理，并为此尽可能做我该做、能做的事情。我也学着允许自己失败、彷徨、原地打转，正如老师问我是否有志于回到法律行业时内心的百转千回。
“总会有其他实现路径的。”老师勉励说。
此番阶段性总结，我把话题重新引向法治。三年前发布的第一篇“结绳”以法律视角开启，三年来的一再呼应，料想多少能对得起一名法学生所受的专业教育了。
是为再序。
01丨评论与寻衅滋事
8月11日，《岳阳日报》报道，针对岳阳市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2023年7月，肖某良在一段30秒视频的下方发布12字评论：“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该评论收到6个点赞、1条留言。两天后，肖某良被传唤，湘阴县公安局以其发表的评论为“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对其处行政拘留五日。
肖某良被释放后，向汨罗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3年12月，法院判决驳回肖某良的诉讼请求。肖某良上诉。2024年4月，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6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一、二审判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最终，肖某良得到人身自由赔偿金2377.60元。[1]
无独有偶，8月12日澎湃新闻的报道称，经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对邓某国做出的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判决国家赔偿3237.08元。
2023年9月，邓某国察觉儿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多方沟通未果，同年12月发布质疑校服质量安全和校服乱象谁监管的视频，点击量达14.9万次。随后，邓某国不认可宁县市场监管局检测结果，再次发布题为“时至今日，问题校服仍然未被召回”的视频，该条视频点击量为10.2万次。
校服生产商兆春服装厂以其价值100万元订单被客户取消为由，2023年12月向宁县公安局报案，要求对邓某国以寻衅滋事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以散布谣言对其进行治安管理处罚。[2]
一篇评论认为，“这个案子，最让人不理解的是，宁县公安局、庆城县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公安局说，你说质量有问题但没证据，要拘留；法院说，质量有问题，但你没走正当途径，应该拘你”。
事实上，根据庆阳市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抽样检测，兆春服装厂生产校服棉含量不达标，不符合国家标准；而庆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消息显示，在后续专项行动中，包括兆春服装厂在内的校服供应商被查出多项问题。
“公安、法院对这些证据为什么视而不见？甚至不惜违反程序，不告知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而是下了处罚决定就直接把人关进去？”前述评论文章反问。[3]
早在2023年3月，关于“寻衅滋事罪”的去留议题上，舆论就曾出现明显分歧。支持保留者表示，“因为我极有可能称（成）为被寻衅滋事的对象，毕竟我又不会寻衅滋事别人，我总要有点什么保护自己吧”。[4]
02丨“调查组”的合法性
8月2日，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撰文指出，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众所周知，每次出现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当地公权力机构总会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联合调查。尽管存在提高工作效率等潜在优势，但韩旭担心，“普遍存在且长期流行的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其主体合法性存疑，有违法治精神，可能背离法治轨道”。
首先，“调查组”有违职能分工和管辖原则。其次，对“调查组”调查结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权利救济。第三，“调查组”并非法定调查主体，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无法保障。第四，当事人的异议权和救济权无法实现。
“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韩旭呼吁，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应休矣。[5]
03丨胖东来招聘前科人员
8月8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透露，新乡第三家胖东来开始进入招工阶段，预计招聘约1000人，其中20%的岗位提供给退伍边防军人，另有2%的岗位留给有犯罪前科的刑释人员。[6]
招聘刑满释放人员方面，尤其引起舆论关注。2023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表示，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不过，这种意见并没有得到一边倒的支持。[4]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赵宏分析，法律工作者一直尝试推动对严苛的犯罪和违法附随效果的废除却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反对者的质疑，即若不对有违法和犯罪前科者进行持续乃至终身惩戒，将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但是，这种态度忽略了法律已为违法犯罪者设定符合其违法情节的惩罚。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迈入“轻罪时代”，被贴上犯罪标签的大多都不再是所谓的“罪大恶极之人”。倘若坚持将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的职业选择一律严格限制，无疑会使其被彻底隔绝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
“我们都倾向于禁锢在自己的认知里，往前踏出一步都不容易，”赵宏提议，“但若可以基于朴素的同理心试想，自己恰恰就是那个被命运随机抽取的倒霉蛋，又会如何期待他人的目光和对待呢？”[7]
04丨法官卡普里奥去世
8月20日，根据Instagram平台上的声明，罹患胰腺癌的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去世，享年88岁。[8]
卡普里奥因富有同情心的审判受人津津乐道，并且随着相关节目片段的流传而声名远扬，被赞誉为“世界上最友善的法官”。中文互联网上，也有文章纪念卡普里奥，并概括其判案要素和启发意义。[9]
发表于The Associated Press的讣告称，卡普里奥利用他的名气来解决诸如司法系统不平等问题。
“‘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这句话代表着正义应该为每个人伸张的理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卡普里奥在一段视频里说，“几乎90%的低收入美国人被迫独自应对各种民事问题，例如医疗保健、不公正的驱逐、退伍军人福利，甚至交通违规。”
尽管现实世界很是不堪，卡普里奥希望，人们都能够伸张正义，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在审判过程中表现出善意、公平和同情心来很好地发挥作用。[10]
参考备注：
题图：Photo by Nikolett Szoke on Unsplash
《八分半》下架后，梁文道发布了一段音频回应，表示会尝试继续以新闻信等形式将节目做完。这种态度让我想起一年前他在广州的分享：
创作“结绳”系列内容以来，我多次集中讨论了法治方面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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