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在

无趣之事不愿做，厌恶之事做不得。

下半年所获无非是：忠实对待自己的感受。存在主义的冷峻与傲慢并行，我对此表示怀疑，并尝试感受与世界的共在。

接纳自己往往是一个剥离功用性的过程，认识自我，不通过制度化地评判，不让此刻的状态被外在审视渗入，应然接受复杂和起伏的感受，直至自身多种形式的表达不再冲突。

这一年我学会：努力融洽而不是苟合，是需要充分的宽容的。在这宽容之间，我得以重新认识和感受自我。

从萨特到梅洛庞蒂，再到福柯；从存在主义到现象学，再到后结构主义。一路读过来，我所感知和理解的世界，因前人的智慧和不竭地思考，得以初建根基。先验的共感因权力结构的扭曲而失去它的沟通性，走过反复的批判，迫切地听前人高呼或低语，终于走向了现代性：具身的正义。

哲学曾经是我的救命稻草，高中的晚自习，或观星或读哲学，由此片刻逃避现实中的烦扰，又不觉时间浪费掉，然彼时对于“什么是哲学？”，仍然一头雾水。

图书馆的《酷儿理论》可以说是一切的启蒙，与它的相逢我称为“命中注定的巧遇”。它告诉我两件事情：我可以是谁，和我们是如何踏过石墙。也是在这本书里，我读到社会建构论，知道福柯。

同一年，我买来《福柯的生死爱欲》来读，又借汪民安《福柯读本》来看，前者围绕“濒死体验”来写，这曾让我十分不解，那时的我或许认为体验是“理性之外”的事，可如今却明了它的存在本身。

福柯的理论恰是对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进行了近乎完全的批判，但某种程度上，他仍然绕不开现象学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充满悲剧，都在于“超越性”，思想者探求精神之独立，却发现精神无法独立于肉体存在。西哲对“超越性”的追求生发了科学和理性，前者颇具无神论的精神——持续不断地质疑，而对后者的追求却使之亦陷入狂热，如信仰神一般的狂热。

人仍没有走出神的阴影。

回到那个问题：“哲学是什么？”，我至今无法给出回答，但我却认为它的关键已无需探讨。哲学是另一个人努力摆脱神的证词，它无穷尽的批判，是对人与世界的持续探求，它无穷尽的变化，正是人对世界的流动感受。

加缪亦以冷峻的笔法书写存在主义，然我理解西西弗斯却不因主动性——这二战后重建时令存在主义名声大噪的证言，而是因为情。是不忍，这种情的不可割舍，让我即使知晓徒劳无功，却仍然妄图飞蛾扑火，推着巨石上山，再看它滚落。

我是酷儿，这是我为数不多愿意粘贴的标签。因为我是酷儿，我知道隔膜的感受，我知道被迫消化有毒规训的感受，我知道那些怀疑现实的感受，我知道那些跳动的心脏被剖出的感受。身为少数，我知道正常是多么狭隘，我知道二元是多么腐朽，我知道所有标准都浮动不停，我知道我们被迫做很多解释性工作，用以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

人类建不成巴别塔，因有些隔阂超越语言，然同一性并非是任一问题之解法。差异带来的痛苦我们看见，努赛贝说：“冲突双方不都是深陷于自己的悲惨遭遇，而对另一方的遭遇却熟视无睹，甚至充满敌意吗？对另一方的生活缺乏想象与共情，不正是巴以冲突的核心吗？”因这样的差异和忽视，仇恨在土地上空盘旋、蔓延。

然差异带来的缤纷我们也看见，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一将一切都还原为一个没有质量的原点，然而生活不是概念，所有可以被名词定性在某一片刻的东西都不是生活，生活是连续地体验。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思，时至今日，我这样认为：“理解她人是要去做持续不断地苦工”。

人生来要承担罪责，不是那口禁果，不因那对圣意的违背，而在于我们都曾为“正常”附和，在巨大的傲慢和残忍凝结出的社会里，先活成残忍本身，再察觉应努力剥除它，学着当一个人。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告诉我，这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告诉我，这是我想要追求的光明。

于是，我站在影院的入场口，看微弱的光如何渗入红色的椅子。于是，我坦然地迈进深渊，在发光的荧屏内外，与薛西弗斯一同凝视那，被巨石遮住的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