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的權力觀（Foucauldian Power）

本來十分期待下月開始修讀的文化批判理論課程，結果課程取消了。決定自己看書 + 做點筆記！主要參考的文本是Hans Bertens的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

本文主講法國哲學家及社會理論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及其運作方式的探討。 

從17至18世紀歐洲歷史上的一場重大思想文化運動 —— 啟蒙運動（Age of Enlightenment）對人文科學（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變革說起，啟蒙運動的核心影響是將「理性」與「科學方法」引入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研究，徹底擺脫神學的束縛。

然而，在破除舊秩序正當性的同時，提倡啟蒙運動的人開始用理性建構一套新的、世俗的、以人為中心的秩序。人們也變得「理性」與「守規矩」。但傅柯就質疑這種「理性秩序」背後隱藏的權力控制。 

對傅柯而言，新興科學 —— 包括精神病學、犯罪學、醫學與（人類）生物學 —— 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政策，本質上都是壓抑性的。 

“For Foucault, these new sciences - which included psychiatry, criminology, medicine, and (human) biology - and the social policies that emerged from them are essentially repressive.”

看似客觀、理性的專業術語與診斷標準，實則蘊含著對社會與個體的控制與規訓。傅柯在文中提到的例子有「謀殺」，在精神病學出現前，人們只會把「謀殺」與金錢、復仇等等掛勾，因為違背了上帝或國王的法律，因此重點是處罰該行為（如公開處決）。但自精神病學出現後，人們便開始探究犯罪背後的原因，並延伸至犯罪人格  (criminal personality)，意味著從「行為（Act）」到「主體（Subject）」的轉移。專家們不再滿足於僅僅懲罰行為，而是試圖用「科學」去解釋「為什麼這個人會做出這種事？」 例如，精神病學家與犯罪學家（如龍勃羅梭 Lombroso）開始測量頭顱、分析基因與家族病史，宣稱有些人天生具有「犯罪傾向／犯罪人格」。

文中亦有提到另一種在19世紀出現的personality — homosexual personality。過去，個別的性行為（如雞姦），被視為一種所有人都有可能犯下的「道德墮落」或「罪惡」，重點是懲罰該罪行。後來，透過將人格做標籤，同性戀者變成了一種物種。

社會「管理與規訓」的需求

18 與 19 世紀經歷了人口暴增、城市化與工業革命，舊有的王權處決（如公開砍頭）已無法有效管理龐大且流動的城市人口。

• 社會秩序的理性化： 啟蒙運動推動了對社會秩序的「理性化」要求。資產階級和統治者需要一套能預測、預防與控制人口的機制。

• 從「事後懲罰」到「事前預防」： 如果只在殺人或犯罪發生後才懲罰，成本太高且無法維持社會秩序。因此，社會開始需要能夠識別「潛在危險人物」的知識系統。

• 建立「常態（Norm）」： 透過將某些人格標籤為「犯罪人格」或「不正常的同性戀人格」，社會確立了什麼是「正常的市民」、「健康的個體」，進而建立起龐大的微觀規訓體系（醫院、精神病醫院、監獄、學校）。

知識與權力的結合（Power/Knowledge）

傅柯理論中最關鍵的核心：這些新興的科學診斷看似是客觀、中立（為了治療或改善社會），實則成為權力擴張的新形式。

• 審判焦點的轉移： 在現代法庭上，法官審判的不僅是「他有沒有殺人？」，更會邀請精神病學家來評估「他的精神狀態如何？他的人格是否有反社會傾向？」。權力的手從肉體伸入了個人的「靈魂與精神」。
  

• 內化的監控： 當社會定義了「犯罪人格」與「異端性人格」，人們便開始互相監視、什至延伸至自我對照、自我審查，害怕自己屬於「不正常」的一群，從而實現了無所不在的自我規訓與自願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