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的圆圈：中国新左派及其命运

1989年天安门事件：左翼批判的催化剂

1989年6月4日，北京政府对抗议者的镇压，标志着十年相对自由化的残酷终结。事发后，中国知识分子震惊不已，并被迫进行深刻反思。许多人曾支持学生运动对民主和廉政的呼吁，却目睹了党的坦克和步枪粉碎了这些梦想。这场创伤引发了深刻的反思，促使一些活动人士转向左翼，质疑中国改革的轨迹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力量在其中的运作。

汪晖是 1989 年六四运动的一名研究生参与者，后来成为新左派学者的领军人物，他是这种左转的典型代表。汪晖回忆起镇压展开时离开天安门广场时的“愤怒和绝望”。他被送到陕西农村接受强制“再教育”，面对农民生活中严酷的不公，“突然意识到他在北京的生活离这个世界有多远”。这段经历具有启发性：它使汪晖的关注点从抽象的自由主义理想转向中国改革背后的具体社会问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汪晖的思想觉醒使他开始批判“中国奇迹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倡导主流自由主义声音忽视的劳工和社会公正问题。

至关重要的是，汪晖及其同僚重新诠释了八九民运本身，不再将其视为对西方式民主的纯粹追求，而是一场多阶层共同反抗市场改革所滋生的不公的社会运动。汪晖在其开创性的分析中指出，天安门抗议活动是“一场自发的、针对市场扩张所催生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的抗议”——这是一场争取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的民众运动。当学生们要求民主权利（言论自由、选举等）时，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工人、城镇居民）也开始反对腐败、通货膨胀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出现的“不公平的社会福利分配”。 。简而言之， “对民主的要求……与对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公正、公平的再分配的要求齐头并进”。 。

汪晖在其文章《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中总结了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将天安门事件重新定义为一场民主运动和对新兴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认为，西方观察家忽略了这一点，将一九八九年仅仅视为一场学生主导的民主运动，而实际上“社会其他阶层也塑造了（这场运动的）反抗社会经济基调”，工人们“聚集起来反抗私有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事实上，在抗议活动的后期，大量产业工人加入了学生的行列，赋予了这场运动“深刻的社会主义基础”，这让领导层感到震惊。正是工学联盟和“大规模撤工”的阴影让党如此恐惧，并促使了严厉的军事回应。

对汪晖和其他新兴的新左派人士来说，1989年的教训是，中国盲目拥抱市场经济付出了惨痛的社会代价——而民主运动却在不经意间揭露了这一代价。在他们看来， 1989年的国家暴力暴露了邓小平时代改革的矛盾，激发了一代批判性学者对新自由主义、不平等以及党国的共谋进行审视。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观察到的，天安门事件后，“包括汪晖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震惊地认识到，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备受赞誉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带来了新的不公，要求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彻底的反思。

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初见证了中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形成，其根源在于左翼对 1989 年大火中直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判。著名左翼文化评论家孙格指出，对许多中国思想家来说，天安门大屠杀强调了需要一种超越国家与市场二元论的立场。对党的威权主义的失望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拥抱；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复兴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大众政治思想，同时对党的专制和自由市场教条保持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安门镇压是一个转折点，它促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拒绝在国家与市场的二分法中寻求救赎”，他们的批判建立在对劳工和边缘群体的同情上。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些思想潮流融合成一个可识别的“新左派”（这个标签最初是反对者的贬义）。他们“曾经是政权批评者”，现在将批评的重点放在改革方向上，而不是抽象的自由主义原则。如下一节将详细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新左派批判市场化、私有化和不平等——这些思想受到 1989 年创伤的催化，并在随后的经济变革中得到强化。重要的是，虽然内容上是左派，但这种批判经常避免与党的统治直接对抗，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忠诚的反对派，可能会将中国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过度中拯救出来。这种矛盾的立场将决定新左派的发展轨迹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

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的兴起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判

20 世纪 90 年代为中国新左派崛起成为一支独特的知识力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1991 年）之后，中国统治者大力推进市场改革，但面临意识形态真空。在此期间，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三大主要流派：自由主义者、新儒家和新左派。每个流派都对中国 1989 年以后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新左派的崛起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对西方“历史的终结”必胜主义的幻灭、对市场化社会后果的担忧，以及将社会主义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拯救出来的愿望。

争论基线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话语被自由主义思想和“新启蒙”思潮（即呼吁西方化和民主化）所主导。但六四屠杀粉碎了自由主义的目的论，因为党重新确立了威权控制，许多自由主义者沉默或流亡。与此同时，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重启了经济改革，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快速的商业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有企业下岗、不平等加剧、腐败以及早期研究开始记录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courses.washington.e...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面临着一位学者所描述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旧的社会主义安全网正在崩溃，但资本主义承诺的繁荣却分配不均。

在此背景下，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批判新自由主义。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市场经济取代五年计划的背景下，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与受哈耶克和西方经济学家启发而拥护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同， ，新左派学者认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正在造成社会混乱和道德危机。他们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但经常根据中国现实对这些理论进行调整。

一个典型人物是崔之元，他是一位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家。崔之远体现了新左派的折衷主义方法：他研究了西方社会主义模式（亨利·乔治的土地税、詹姆斯·米德的合作社计划、葛兰西的思想），并考察了重庆市政社会主义等中国实验。在 2011 年的一篇题为“未来整体的片面暗示：从亨利·乔治、詹姆斯·米德和葛兰西的视角看重庆实验”的文章中，崔之远探讨了混合经济形式和强有力的地方治理如何为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提供替代方案。同样，汪晖也参与了广泛的项目，旨在“解构”中国传统本质上是反现代的论点。他的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重新诠释了中国的思想史，含蓄地挑战了西方的叙述，并断言中国可以在不模仿自由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新左派的共同立场已经巩固：批判全球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化和自由民主不适合中国。他们将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侵蚀归咎于这些力量。例如，两位早期新左派人士王绍光和胡鞍钢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研究》（1993 年） ，认为强大的国家对于在市场改革期间捍卫公共利益是必不可少的。这与自由派认为国家应该退出的观点截然相反。新左派作家指出，数千万工人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中下岗，并警告说，不受约束的市场正在“颠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机会结构”，其方式让人想起原始积累。一些人甚至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转型与 1949 年革命的动荡在社会影响方面进行比较。

主要主题和辩论：在知识期刊和会议上，新左派学者与自由派学者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展开争论：平等与效率、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经济学家刘军宁等自由派人士援引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只有私有化和企业家精神才能推动中国前进。与此相反，新左派批评家则认为， “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的混合经济中产生了不公正的结果，国家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指责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发展中社会中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无异于“适者生存”，抛弃穷人。

一个观念的转折点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 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汪晖明确地将新左派的巩固与这些事件联系起来。1997年的危机证实了新左派对全球资本流动动荡的警告，而 1999 年的使馆轰炸则点燃了中国各地的反西方情绪。包括新左派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将贝尔格莱德轰炸视为西方霸权侵略的证据。根据一项分析，到 1990 年代末，在与全球化和美国强权相关的“‘外部’威胁中，全国上下感到非常焦虑” 。这促使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叙事融合，如下一节所述。

值得注意的是，新左派思想家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理论家。许多人关注实际问题，甚至积极行动。汪晖本人就参与了反对扬州一家纺织厂私有化的集体诉讼，帮助工人对抗非法出售国有资产的地方官员。这些努力反映了新左派“对劳工运动潜力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遗产能够增强草根抵抗力量的信念。这种倾向使他们既有别于建制左派（老党内保守派），也有自由派。通过维护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农村贫困人口的权利，新左派学者试图为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浪潮中“被遗忘的人群”发出思想声音。

总而言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左派为批判性社会理论开辟了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空间。天安门屠杀事件成为挥之不去的背景——提醒人们威权主义镇压的代价——然而，新左派的批判往往更多地关注经济正义而非政治权利本身。这是一种刻意的战略选择，它本身就带有模糊性和妥协性，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问题上。

民族主义的复兴与左翼话语的制约（1989年后）

后天安门意识形态格局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民族主义的复苏。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共产党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情绪以巩固其合法性，此举对新左派话语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新左派知识分子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时找到了与民族主义言论的共同点。另一方面，强势的民族主义 — —尤其是在被国家劫持的时候 — — 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将阶级关切置于国家关切之下，从而“扼杀”真正的左派动员。

中共转向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中共谴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共却完全接受了它（包装成“爱国主义”）。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使党的领导人相信，单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团结群众；相反，他们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和历史怨恨（例如“百年屈辱”的叙事）。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媒体和教育充斥着民族主义信息：宣传美化古代皇帝和中华文明，电视节目鼓吹反西方主题，一波流行书籍宣扬中国沙文主义，甚至还有关于种族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正如一项分析指出，“一本又一本书、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都在美化……中国沙文主义和反西方思想，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国家的默许。相比之下，异见人士或社会主义者的声音则受到严格审查：“民主诉求、劳工倡导，甚至对环境政策的温和批评”大多被禁止发表。这种媒体控制的不对称意味着民族主义成为表达不满的唯一合法渠道，而基于阶级或民主的批评则被压制。

这对新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使批判思想得以传播，新左派知识分子常常以民族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口吻进行批评，这样更能被审查者接受。比如，他们并不直接攻击中共的政策，而是将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或“全球化”对中国的破坏。“在市场/国家、外国/民族、西方/东方的二分法中，……新左派倾向于后者” 。许多新左派领袖认为，如果中国出了任何问题，责任在于外部敌人——即全球资本和帝国主义压力——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如果他们批评中共，往往是因为它在西方霸权面前太软弱，而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太过专制。这种修辞立场使新左派与民族主义叙事的元素保持一致，尽管他们仍在追求社会正义。

新左派与民族主义话语的融合：如前所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民众对外国统治的恐惧（例如关于加入 WTO 和丧失经济主权的争论）中，新左派的思想获得了更广泛的共鸣。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本能地提醒中国公民和知识分子，西方可能是一个威胁。此后，甚至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转向了民族主义情绪，但新左派尤其利用爱国主义的高涨来加强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他们认为，不受约束地融入世界经济使中国变得脆弱——无论是通过金融危机、掠夺性的外国资本（“收购中国公司”威胁到经济安全），还是外交欺凌。因此，抵制新自由主义与保卫国家紧密相连。

然而，左翼批判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融合是有代价的。一些新左派开始将国家强大和稳定置于阶级平等和民主权利之上。一项详细的研究表明，早期新左派“对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完整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说这成为了他们的首要关注点，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观之上，无论是民主还是平等”。这些思想家饱受苏联解体的创伤，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国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西方民主倡导是对中国“稳定”的潜在威胁，因此将稳定视为最高目标。这种心态直接互赢了该政权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口号： “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第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维护一党统治和国家统一的需要上与当局结盟，尽管他们敦促国家纠正社会不公正。

例如，王绍光（通常被归类为新左派）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稳定，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引导经济和保护脆弱的群体至关重要。他和其他人一样，反对任何可能削弱中共控制的政治改革，这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立场一致，即中国不能“半途而废”，按照自己的方式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同样，胡鞍钢也宣扬中国独特模式和对“中国制度”感到自豪的必要性。这些立场表明民族主义和左派社会关切是如何交汇的：新左派认同党的民族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但他们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减少不平等，在必要时保留国家所有权）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限制左翼动员：民族主义虽然为新左翼提供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盾牌和词汇，但也缩小了独立左翼行动的空间。中共对左翼思想的容忍度主要仅限于那些强化爱国主义、反西方叙事或可以被纳入党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一旦左翼话语转向组织真正的阶级抵抗或批评党本身，民族主义共识就会变得具有压制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国家媒体在理论上颂扬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左翼行动主义（劳工组织、反对不平等的抗议）仍然是政治禁忌，并经常被打上颠覆性或受外国影响的标签。

一个深刻的观察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党国选择性地允许民族主义，同时压制草根左翼思想：“没有党的批准，任何书籍都不会出版……所有不同政见的声音都受到严格审查——民主诉求、劳工倡导……相反，党允许广泛传播民族主义作品”，宣扬沙文主义和排外情绪。。这形成了一个结构性漏斗：公众的愤怒和知识分子的能量被引导到外部敌人和抽象的自豪感上，而不是国内的阶级对抗上。

此外，民族主义一旦兴起，便会被用来抹黑左翼动员。例如，如果工人抗议，或者学生试图组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当局就会指控他们扰乱社会稳定或受“境外敌对势力”蒙蔽——这实际上将真正的左翼行动主义描绘成不爱国。就这样，民族主义成了“扼杀”左翼组织的工具，维护了党在社会主义代表权方面的垄断地位。新左派内部潜在的矛盾——既追求平等主义，又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屈从于国家权威——意味着在关键时刻，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会袖手旁观（甚至站到国家一边），而不是支持未经批准的群众运动。这种动态在2018年的佳士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中国左翼人士都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感到欣慰。例如，孙格就曾警告“民族主义的致命傲慢”，并在寻求与其对抗的知识分子良方。在 2017 年的一篇文章中，孙格提倡“边界意识”——一种自我批判的视角，它重视和平与人文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狂热。她提醒我们，在中国左翼内部，也存在反对沙文主义的不同声音，强调和平主义以及与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她在作品中以冲绳人和韩国人为例） 。然而，这种声音仍然少数，且常常以拐弯抹角的理论术语发表。主流新左派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但总体上是在国家1989年后意识形态转型所设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框架内运作的。

总而言之，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既是左翼话语的推动者，也是制约者。它使新左翼能够通过与爱国主义主题保持一致，并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西方强加的产物而获得受众。然而，它也限制了左翼思想的走向——将他们束缚在一种“社会主义”愿景中，这种愿景最终将国家实力和党的权威置于激进的平等民主之上。这种矛盾在201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新一代左翼活动家试图突破国家所容忍的界限。

新左派发展中的话语和结构张力

中国新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内部矛盾——既有话语层面的（观念层面的）矛盾，也有结构层面的（政治层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其独特的性格。这些矛盾源于新左派试图将社会主义批判与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崛起的现实结合起来。可以识别出几个关键的矛盾：

• 1. 国家取向 vs. 基层取向：新左派在体制内活动（影响国家政策，捍卫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载体）和推动自下而上的动员（赋予工人权力，支持独立社会运动）之间摇摆不定。早期，主要的新左派思想家寄希望于党国能够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人民意愿的手段”，例如援引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概念来证明党代表群众进行干预的合理性。例如，汪晖断言，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国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抵御新自由主义的堡垒——只要它能够被引导去控制资本并减少不平等。这反映了一种结构性的押注：如果引导得当，威权国家也可以成为一支进步力量。然而，这种立场很容易沦为对中共权力的辩护。批评人士指出，仅仅因为中共有能力应对问题就声称它代表民意，可能会沦为“国家统治的辩护”。 党经常声称为人民服务，但历史上也曾镇压过部分工人阶级（例如 1989 年及之后的事件）。这种对国家的肯定与批判之间的张力贯穿于新左派的著作中。支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社会，何时会变成纵容威权主义？新左派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在基层活动家眼中的可信度有时也受到了损害。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劳工组织者对新左派学者持怀疑态度，称他们“仅仅是国家的辩护者”，而不是致力于赋予工人权力的真正左派人士。

• 2.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或阶级团结）：如上所述，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信奉某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他们主张中国走自主的发展道路，抵制西方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超越国界的阶级问题（甚至是可能削弱民族团结的中国国内阶级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著名的社会主义名言“全世界无产者无祖国”与中国新左派的论述格格不入，后者经常强调中国例外论以及国家领导下的“人民”的团结。一些左派批评家将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称为“皇汉”——暗示中共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推进其大国野心。新左派有时会与这一官方路线相一致，将中国的崛起置于团结全球劳工或受压迫少数民族之上。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农民工权益等议题上，在这些议题上，过分维护边缘群体的权益可能会损害民族和谐的形象。这种矛盾也体现在外交政策立场上——新左翼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在争端中站在中国政府一边（例如以反帝国主义的名义为强硬行动辩护），而不是倡导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孙格的和平主义、以人为本的视角是一股与少数派截然相反的潮流，他主张“挑战民族主义的边界划分”，并保持左翼政治的普世性维度。。但总体而言，新左翼与民族主义的结盟造成了一种结构性悖论：一场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的运动，却与一个利用社会主义言论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国家捆绑在一起。

• 3. 老左派（毛派）vs. 新左派（学术派）vs. 自由左派：在中国左派阵营中，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分化。 “老左派”指的是保守的毛派或党内元老（通常持有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坚决反对市场改革，固守计划经济和毛泽东时代的规范。新左派则与这些顽固分子区别开来，因为他们理论性更强、更现代化，并且对某些改革持开放态度——因此被称为“新”。然而，这种界限可能比较模糊。一些新左派人物（尤其是那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人）与新毛派强硬派难以区分。相反，自由左派（或像秦晖这样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倡导福利和正义，但他们是通过自由民主机制而非社会主义正统观念来运作的。新左派与这些自由派展开论战，指责他们“以自由的名义接受贫穷” （例如，为了市场自由而容忍不平等），而自由派则指责新左派是“红色独裁卫士”。这种思想竞争塑造了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学术期刊和会议上的大部分讨论。新左派必须不断澄清，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意味着赞同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狂热（因此有些人甚至接受后现代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方面） 。尽管如此，“隐秘的独裁者”的污点仍然萦绕在批评者的眼中。这种紧张关系限制了新左派论点对普通公众，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说服力，他们常常将“左派”视为倒退或混乱的代名词。

• 4. 理论与实践：新左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缺乏组织化群众基础的知识分子运动（鉴于中国的政治局限，这必然存在），因此存在结构性矛盾。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期刊（例如汪晖之前担任主编的《读书》 ）、大学和政策圈，而非政党或工会（这些组织在党的控制之外属于非法组织）。因此，新左派的话语有时倾向于抽象的哲学论点，可以说与基层斗争脱节。一些著作以一种晦涩难懂的风格，混合了西方批判理论、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旨在吸引学术读者。虽然这丰富了中国的社会理论，但也意味着对于下岗工人或抗议的村民来说，新左派的支持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与运动之间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事实上，在极少数情况下，知识分子试图支持工人（例如，悄悄协助工人诉讼的学者，或寻求教授指导的学生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们及其支持者都会面临严厉的镇压（例如2018年的情况）。这凸显了一个结构性限制：新左派可以批评和提出想法，但建立独立于党的真正的左翼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被禁止的。

这些紧张关系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们在新左派轨迹的观念转折点上发挥作用。一个显著的转折点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相对较好地度过了那场危机，增强了政权的信心。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在2008年的成功使许多左派人士相信“中国社会主义已经从‘原始’阶段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化身” ，甚至可以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这促使一些新左派人士放弃他们早先的批评，成为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庆祝胡锦涛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模式” 。当时的想法是，党已经纠正了路线（包括福利政策、扶贫等），因此左翼的角色现在是“向世界解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批评它）。这标志着实践上的右倾：曾经的社会批评家变成了政权的拥护者。新左派部分人士与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结盟，是上述紧张关系的终极体现。下一节将探讨2018年的佳士工人运动如何暴露了这些断层，并预示着一种重新调整。

佳士事件（2018）：中国左翼的爆发点

2018年夏天，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一场劳资纠纷意外地演变成中国左翼活动人士的重大事件。这场最初只是一场小型的工厂工会运动，后来升级为一场举国关注的冲突，吸引了马克思主义学生的参与，并引发了政府的严厉镇压。“佳士事件”成为中国新左派的试金石：它凸显了左翼内部的代沟和意识形态分歧，并引发了一些人所说的“逆向调整” ——一些曾经同情左翼事业的人转向右翼（走向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立场），而一股激进的新左翼则在建制派之外崛起。

背景：佳士科技是广东一家焊接设备制造商。2018年5月至7月，佳士科技的一群工人试图组建工会，理由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非法加班。他们试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官方工会联合会）注册工会，但遭到管理层和当地政府的抵制。在工人们的坚持下，警方拘留了几名组织者。作为回应，左翼学生活动家——其中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名校马克思主义社团的成员——决定支持佳士工人的斗争。受到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中国自身革命历史的启发，数十名学生前往深圳参加抗议活动，并协助工人们争取成立工会。

这是一个非凡的进步：与1989年不同，当时学生抗议者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人更激进的要求保持距离，而佳士运动则将学生和工人团结在共同的事业中。年轻的、自称毛主义者的人为农民工的事业站出来是“历史性的” 。学生们将他们的参与描述为忠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唱着国际歌，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并坚称他们只是在帮助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纠正不公正（虐待老板违反劳动法）。

国家暴力和镇压：然而，当局认为这种联盟非常令人担忧。2018年 7 月至 8 月，警方进行了多波逮捕。7 月 27 日，防暴警察驱散了佳士工厂外的抗议活动，并拘留了数名工人和学生支持者，8月，随着学生增援部队不断抵达，发生了更大规模的镇压：8 月 24 日，武装警察突袭了惠州的一处学生活动人士住所，拘留了约 50 人，其中包括应届毕业生和工人——实际上是斩首了支持团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镇压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校园的毛派学生俱乐部被关闭；其他城市的知名劳工活动人士被先发制人地拘留；甚至左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教授也受到监视或警告。国家安全部队以佳士事件为借口，全面“打压左翼抵抗运动”。根据拉尔夫·鲁库斯（Ralf Ruckus）的分析，佳士风波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不仅打击直接活动人士，还打击“自2010年代初以来开始介入职场抗争的日益壮大的左翼活动人士——工人、学生和校友” 。这其中包括与佳士没有直接关系的女权主义组织者和其他社会活动家，这表明政府正在广泛镇压任何独立的行动主义。

镇压的严重程度令人震惊。截至 2018 年底，佳士运动至少有 40 至 50 人被拘留或强迫失踪。一些人被软禁并被迫录制“忏悔”视频；其他人则干脆消失在未公开地点的“监视居住”的法律黑洞中。返回校园的大学生遭到审问、殴打或开除。曾被官方容忍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被注销并由教师任命的效忠者接管。信息很明确：任何独立的劳工组织，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也是不被允许的。以奥威尔式的方式，自称是共产党的中共现在将年轻的共产党员视为国家的敌人。国家媒体对这些事件基本上保持沉默，但在党内讨论中，党将佳士支持者描绘成可能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激进极端分子（这是为镇压辩护的常用手法）。

意识形态影响——左翼重组：佳士事件虽然遭到无情镇压，却产生了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它暴露了中国左翼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独立的左翼人士——学生、工人和少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试图组织劳工，要求真正的工人代表，从而将社会主义的论调发挥到极致。他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应该在实践中得到尊重，例如，工人应该享有工会权利，剥削应该受到遏制，党应该履行其亲工人的主张。这些活动家可以被视为“新新左翼”，或者用他们的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MLM），他们不惧批评现政权。他们认为，中共已被资本主义利益绑架，需要回归毛主义的群众路线。。

另一方是建制左派和民族主义毛派，他们对佳士运动反应矛盾，甚至充满敌意。这个阵营包括一些“老左派”元老、某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和网络毛派爱国者。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逆流而上》的一篇文章所描述的，当今中国有“两大毛派倾向” ：一派是民族主义和亲共的，热爱党对西方的强硬立场和强调主权；另一派是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视中共为伪装的资本主义者，呼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佳士支持者显然属于后一种（革命）倾向。前一种群体——有时被称为“爱国（极）左派” ——并不支持佳士活动家。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都为镇压欢呼。在他们看来，任何动乱都会危及社会稳定，给外敌提供可乘之机，从而背叛国家。这揭示了自认为左翼人士的“逆向右倾” ：他们对国家权威和秩序的本能维护，客观上使他们走上了右翼（威权民族主义）的轨迹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报告显示，中国一些著名的左翼论坛（例如毛派网站“乌有之乡”或相关微信群）谴责了学生活动人士。他们附和了官方的指控，称这场运动受到外国势力或不值得信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操纵。其中一些老一辈左翼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私人资本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当面临对中共本身的挑战时，他们却站在了政权一边。换句话说，当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出现时，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将其粉碎——许多长期的“新左翼”知识分子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暗中支持当局，以免被视为协助反党议程。这在激进青年和建制派左翼学者之间造成了隔阂。事实上，坊间传闻描述了学生活动家们如何感到被背叛，因为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授没有为他们说话，以及他们如何意识到中国所谓的左派思想在实践中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相反，外部观察家和一些中国自由派人士却看到了其中的讽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因为“过于马克思主义”而受到迫害。在国际上，就连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人物和社会主义组织也签署了请愿书，谴责佳士事件的逮捕。但在中国，辩论的空间却很小。少数可能同情（或许是私下里）佳士事业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被恐惧或意识到站在学生一边可能会终结他们的职业生涯而噤声。在这里，结构性紧张——在向当权者说真话与保持渠道和影响力之间——达到了顶峰。

民族主义作为辩护：佳士镇压发生在习近平（他经常援引马克思主义，但不容异议）执政期间官方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2018 年也是中美贸易战爆发的一年，这加剧了领导层的外部威胁感。党的安全机构可能认为任何国内骚乱都可能是西方势力煽动的，目的是在地缘政治对抗中破坏中国的稳定。国家媒体暗示某些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学生团体背后有“邪恶的外部势力”。因此，民族主义被用来为镇压辩护：其说法（即使没有公开告诉公众，也是对干部而言）是，党是在保卫中国免遭颠覆，而这些天真的学生是西方打着工人权利的幌子发动的“颜色革命”的棋子。通过以这种方式表述问题，国家有效地扼杀了人们对佳士活动人士的更广泛同情。许多普通中国民众，在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本能地相信政府“为了稳定”而采取的镇压路线。甚至一些自由派人士也勉强同意制止“毛派闹事者”，而许多保守派则为维护秩序而欢呼。最终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稳定的优先考虑扼杀了原本可能萌芽的劳工运动。

在左派圈子里，佳士事件迫使他们进行清算。汪晖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评论，指出了学生与工人联盟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政治未来提出的问题。尽管汪晖措辞谨慎，但他承认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兑现社会主义承诺（多元化工会等）。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因为间接讨论此事而面临压力。崔之元和其他人基本上保持了公开沉默。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言论（经常庆祝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与他们对 2018 年实际工人行动主义缺乏公开支持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被忽视。它强调了新左派的发展如何使许多人与国家机器保持一致，将左翼反对派的衣钵留给了体制外的一小群勇敢但极小的学生和工人。

向右转：当“左派”变成国家主义者

到2010年代末，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明显在政治上向右（或国家民族主义）倾斜，尽管他们仍然保留着左派的术语。“中国已经没有左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自称‘左派’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极右派，甚至有点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这句尖刻的言论反映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看到“左派”的旗帜被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篡夺时的沮丧。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昔日左翼同情者转变为政权忠诚者：

• 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韧性，尤其是在 2008 年之后，让很多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一条优越的发展道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经济，而中国则相对毫发无损，这是一个转折点。如前所述，这场危机导致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得出结论，中国的市场与国家融合（他们仍然乐观地称之为“社会主义”）不仅有效，而且优于自由资本主义。对内批评的紧迫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胜利主义的态度。这些知识分子转而为中国在国外的记录辩护，并吹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的典范。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事实上的党国理论家。例如，理论家强世功（虽然并非新左派，但与他相近）发表文章，将习近平思想解读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巅峰之作——本质上是一党专政的思想辩（）。这类著作模糊了学术左派与官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强世功将习近平描绘成一位“带领民族回归社会主义传统” 、与西方霸权抗争的英雄，许多新左派人士对这一叙事颇为认同。

• 习近平的左转（在修辞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自 2012 年起），中共明确将其修辞“左转”。习近平援引毛泽东的形象，发起反腐运动，强调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并加强国有企业。这让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觉得他们的批评已经被听到，党正在转向他们的立场。事实上，习近平时代有时被描述为党在政策重点上“左转” 。许多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对这一发展感到高兴，并希望社会主义能从上而下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他们缓和或停止了批评。他们不想被视为破坏他们认为的遏制资本主义过度所必需的权力重新集中。实际上，他们相信习近平是一位能够“为中国和世界拯救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这种对强人实现左翼目标的信任，标志着民主价值观的明确右倾。20世纪90年代冷酷的、分析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让位于一种近乎救世主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复兴的保障者，也是抵御西方的堡垒。

• 融入建制：到2010年代，许多早期新左派人物都担任着重要的学术或政策职位（例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职位，政府顾问委员会的席位）。他们必须在党设定的界限内行事。一些人公开推动政府的举措。例如，胡鞍钢曾公开主张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已成为一个综合超级大国，并宣扬“中国是世界第一”的概念——这种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立场因近乎大汉族主义而招致批评。同样，汪晖虽然在某些方面仍持批评态度，但他避免与习近平政府直接对抗，并继续享有官方的容忍，甚至获得了一些赞誉（与公开的异见人士不同，他的作品有时会被引用或允许发表）。新左派在体制内的这种制度化意味着激进的批评被削弱。激励机制倾向于循规蹈矩，或者最多提供忠诚的批评（不挑战中共至高无上地位的建设性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左派的激进锋芒逐渐消退，并在党的指导下成为“主流”知识分子话语的一部分。正如戴维·奥恩比（David Ownby）所观察到的，那些曾经抨击不平等的新左派人士，随着他们的立场在习近平的左翼言论下“日益成为主流”，“逐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 。

• 民族主义激进化：一部分自称左翼的人在民族主义方面极右倾，以至于接受了极端独裁和仇外思想。这些人就是那位中国学者在中所说的接近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可能会庆祝强人统治、军事扩张或国家之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这些立场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但却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氛围中浮现出来。一些极端的博主或学者将毛泽东的象征意义与对普京等人物甚至纳粹效率的赞扬结合起来——在“爱国”的幌子下，对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奇怪的融合。这些人标榜自己是“左派”（因为他们讨厌自由主义者和西方，热爱强大的国家），这混淆了意识形态的划分。但它强调，在中国的背景下，“左派”和“右派”并不完全对应经济或民主价值观；相反， “左”通常仅仅意味着亲中共、反西方，而“右”则意味着拥护市场经济或亲西方自由主义。在这种模式下，很可能同时存在“左”和极端保守——这种悖论导致一些分析人士称“中国新左派”是一个误称或“海市蜃楼。

举个例子，关于“人民”和社会正义的讨论在 2010 年代末几乎从主流辩论中消失了。正如一篇评论所指出的， “尽管人们对[‘人民’]说了那么多好话，但无论是在中国的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拥护者，而且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被遗忘的主题，他们的讨论已经从无产阶级权利转向了国家权力。” 。工人福利、农民工条件或农村贫困等问题很少出现在官方报告中，除非作为抽象的统计数据。许多曾经满怀热情地撰写这些主题的人现在关注的是大国竞争、中华文明复兴和对美国霸权的批判。用同一篇评论的话来说，“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某个时候，[新左派]以前代表人民的参与成为了大国政治的一部分，也是对美国霸权的批判。” 。这简洁地概括了右倾趋势：阶级话语被民族主义话语所取代。

2018年的佳士事件，正如前文所述，将这一点暴露无遗。面对现实的考验——是否支持与国家冲突的真正的工人——许多长期的左翼同情者表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秩序”和“国家强盛”，这实际上是一种右翼威权主义立场。与此同时，那些坚持左翼原则的人（学生）被边缘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佳士事件是一个过程的顶峰：它“触发”了酝酿已久的逆向调整的公开化。并非巧合的是，不久之后，在2019-202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确保马克思主义社团和期刊严格遵循党的批准。

总而言之，到2020年代初，中国的新左派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如今，许多杰出人物的立场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右派已难分伯仲，即便在理论上如此，至少在实践上是如此。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基线发生了转变：从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转变为维护国家主导的民族资本主义（到2020年）。一小部分人仍然秉持着社会主义批判的初衷，但他们大多被噤声或流亡/转入地下活动。因此，可以说，作为一场反对派知识分子运动的新左派实际上已被收编和中立化，尽管其术语和一些政策理念已被国家采纳（例如，扶贫、关于不平等的论述等，习近平政府以受控的方式采纳了这些理念）。

结语：民族主义、国家暴力与中国新左派的命运

1989年至2018年中国新左派的轨迹，展现了理想主义、压制、收编与妥协之间复杂的互动。两起历史性的国家暴力事件——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和2018年的佳士镇压——构成了这一叙事的分水岭，它们都重塑了中国“左派”的意识形态基线。

• 1989年以后，许多拥护自由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转变。镇压严厉地澄清了利害关系，迫使这些人不仅批判威权国家，也批判其推行的社会经济模式。其结果是新左派的诞生，他们质疑新自由主义改革，寻求捍卫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并试图为中国设想一条既不是回归毛泽东独裁也不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屈服的道路。在这一早期阶段，新左派的特点是批判性哲学辩论、对马克思主义和全球理论的认真接触，以及一定的道德勇气，敢于反对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思潮（当时主要是亲市场）。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也隐隐可见——“救国”和维持稳定的需要给左派的想象力设置了外部限制。

• 到2018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镇压天安门事件的中共，通过民族主义和部分经济成就重塑了其合法性，并在此过程中吸纳了众多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佳士工人运动的镇压表明，新左派的核心诉求（赋予工人权力、社会公正）仍然与中共的统治格格不入，就像1989年自由派对民主的诉求一样。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共都以武力回应，并且都运用民族主义叙事来为武力辩护，并防止更广泛的反弹。民族主义将左翼动员描绘成对祖国的威胁或制造混乱，从而“扼杀”了左翼动员。昔日左翼同情者的意识形态向右倾斜，既是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意味着国内没有强大的选民群体为佳士活动家说话，就像1989年之后的民族主义趋同孤立了当时的学生抗议者一样。

审视新左派发展背后的话语和结构性张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某种悲剧。新左派试图在中国延续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社会的承诺，却苦苦思索如何在一个既借用社会主义语言又常常推进资本主义实践的威权体制下做到这一点。他们取得了重要的洞见——例如，将1989年事件重新解读为一场反对不平等的社会运动，强调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人类代价，并阻止思想界完全向新自由主义屈服。新左派思想家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例如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崔之元对另类现代性的探索等）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困境的理解。然而，他们对实践的影响却受到党国对政治和话语的霸权控制的限制。。

在每个关键时刻，结构性权力都会战胜异见思想： 1989 年的坦克，2018 年的安全警察。新左派要么适应，要么被击垮。许多人通过调整航向来适应——强调民族主义以保持相关性，缓和他们的社会主义要求以避免迫害，甚至庆祝国家权威是唯一的游戏。那些不愿适应的人——真正独立的左派——不会得到国家的宽容。这种模式强调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在威权主义背景下，“左派”话语只有与政权的优先事项（国家荣耀、稳定）保持一致才能生存，而本质上挑战等级制度的左派动员被视为生存的威胁。

因此，中国新左派的故事阐明了更广泛的主题，例如意识形态的吸收、威权主义下的话语局限以及民族主义的危险。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党和异见知识分子都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但最终党的使用主导并稀释了左派的解放内容。民族主义实际上成了中国左派的“意识形态扼杀圈” ：它给予左派足够的自由去对抗新自由主义，但每当它试图攻击权威或组织弱势群体时，它又会被猛地拽回来。

对于一篇批判性哲学论文而言，中国新左派的历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探讨了辩证逆转：一场诞生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国家暴力）的运动如何逐渐沦为其曾挑战的权力的附属品。它也提出了一些与中国之外相关的根本问题：真正的左翼政治能否脱离民主而存在？基于民族主义的反对是否必然会滑向与威权主义的共谋？中国的案例表明，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即使是善意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可能要么屈服于民族主义，要么被压制。

最后，用一种微妙的语气总结一下：中国的新左派并未完全消亡。即使在建制派内部，也有一些声音继续（谨慎地）推动社会正义——例如，呼吁更好地保护零工经济从业者，或批评科技亿万富翁的过度行为，这些声音经常在左翼学者中得到支持。在地下，1989年和2018年的理想并未完全消亡；一些由劳工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组成的小圈子仍然存在。他们传承着对另一种左翼传统的记忆——一种党试图抹去但依然存在的传统，即使它只是作为真正社会主义的“幽灵”徘徊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当下。

总而言之，六四事件后中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形成与转型，是一个由激进化、缓和化到最终吸收吸收的过程。重大的国家暴力事件是其转折点：六四屠杀使知识分子转向激进的反新自由主义，而佳士镇压（以及习近平的上台）则在很大程度上吸纳或瓦解了剩余的左翼力量，巩固了新的现状。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在六四事件中交织在一起，民族主义不断将左翼话语引向更安全（对国家而言）的渠道。新左派的发展一直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他们被夹在阶级解放的理想与民族主义威权国家的现实之间，这一矛盾至今仍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