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我好像是這個時代的「長女」
至於為什麼是非典型的「長女病」呢，因為我既不是長女，也沒有生活在對我有太多要求的家裡。我的性格特質更多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我又覺得我有這種「長女」的特質——作出犧牲，承擔責任，替身邊的人著想，這就是我感受到幸福的方式。
我媽和我講，說我小的時候很奇怪，坐在窗戶前，觀察外面飛來飛去的鳥兒，一看就可以是整整一上午。很晚才會睡覺，很早就起床。送我上幼兒園，我不哭也不鬧。
在幼兒園的第一天，老師告訴我媽說，你家小孩給好幾個哭鼻子的小朋友都哄好了。我媽說是嗎小貓，你好厲害喔，媽媽給你多買點你喜歡吃的小熊軟糖。上小學的時候也類似。我後來搬去了一個離家比較遠的地方，於是我我和我媽說，我說老師提到了寄宿服務，我要不然住學校好了。省得你來回來去接我送我，挺麻煩的。我媽說，我本來也想和你商量這件事，但是我們怕你會不開心。我就和她講，我說沒事，我和同學們關係都很好的，我好朋友的宿舍還有個空床位，我今天問過老師了，她說如果我願意我隨時可以住進去。
我記得那天我媽特開心，我其實也挺開心的。首先，我媽開心，我就會開心。其次，待在家裡我覺得我並不是非常自由。我到現在也覺得這種感受有點奇怪。我不自由不是因為我家長做了什麼，我知道，我無論做什麼我的家長都不會阻攔我，或者呵斥我，他們不是那樣的人，他們溫和而善良，問題出在我身上——潛意識裡，我總會覺得自己是家裡人的麻煩，我害怕成為麻煩。我沒有外公外婆或者爺爺奶奶，他們在我出生的時候就已經去世了。我的父親母親的工作非常忙碌，在我小時候，他們是工人。小時候，最離譜的記憶是這樣的：我家住在三樓，週末中午十一點，我媽被工友叫走了，她說幾個小時後回來給我做飯吃。我不知道這個幾個小時到底是幾個小時，我一直等到四點多都沒等到飯吃。我感到飢餓。
我們家和鄰居家的陽台是連著的，中間只隔一條鐵柵欄，我的同學小娜就住隔壁，我給她打了個電話。我媽今天出去把門反鎖了，我打不開門，我餓，你家有吃的不。她說沒有。我就問她，你家門鎖了不，沒鎖我翻去你家，我飯卡在呢，我帶你去食堂弄點吃的。後來我就去食堂啃了兩個包子，然後去我媽上班的地方找她。我媽說你還挺聰明，下次我不鎖下面那個扣了。
這就是我小時候經歷的其中一段。在剛看到這個寫作活動時，我感到矛盾，有種不知道怎麼寫的感覺。作為一個從小被「放養」的孩子，其實很難想起來，自己什麼時候曾被寄予過明確的厚望。我應該感到幸運，因為我的父母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家長，他們給了我極大的自由——但奇怪的是，我卻從來沒有感覺過真正的自由，我覺得原因是來自於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誰對我說過「你要成為懂事的小孩」「你要有勇氣作出犧牲」，但我總是在實踐這些話。小時候，我的老師評價我是有點奇怪但是極度乖巧的小孩，從不添麻煩。但我敏感，又早熟，我不想讓我媽覺得把我生下是一個錯誤，或者我給她的生活帶來了麻煩，當我媽說「沒時間送你去上學了，你自己可以嗎？」我總是會說「可以」。我習慣了獨立解決生活中的一切，因為我知道，他們相信我能處理好一切——而這份信任，也是一種無形的期待，我需要這樣的讚許，這些讚許是我開心的來源。
我可以說我的父母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社會責任與價值實踐的重要性，他們不在意自己是否賺到很多錢，而是在意自己有沒有作出切實的貢獻。
我很小的時候我的家裡就常有他們的記者朋友和社運人士來聚會。大家在飯桌上討論公共議題與社會問題。我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的，我生長在一個微型的公民社會裡面，於是，從我小的時候就知道「要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這是一種來自自己的道德期待，從沒有人強迫我要這樣做，但相信我，一個人生長的環境對一個人成為什麼很重要，我呼吸的空氣，讓我成為今天的樣子。我其實很感謝我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有這樣的家人，因為我完全無法想像自己是另外的樣子。
小的時候，我夢想著想當物理學家。我對星空和宇宙特別感興趣，直到現在我都超級熱愛科幻小說，但是後來，我幾乎很難說陰差陽錯的，因為我是自然而然的，開始了新聞寫作。這條路是我喜歡的。但重要的是，它是我父母眼中「正確」的。我記得小時候的美好經歷，一家人吃早飯時會有「讀報時間」。在我最開始寫報導時，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他們告訴身邊的朋友，他們覺得有人繼承了它們的意志，我成了最像他們的小孩，於是他們引以為傲。因此，我是真的幾乎無法想像自己可以走上另一條路——這一路上都沒有逼迫，或者要求。從小就相信的東西，就會一直是我生命裡的一部分。
我長大後，社會環境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好，父母的朋友一個個被抓，消失，他們眼見自己相信的一切都在崩塌，相信我，面對失去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難的課題，在家裡的人先後陷入抑鬱之後，我的父親因為對現實的絕望而選擇離開了這個世界，母親長期情緒低落，姐姐也無法正常工作。在那段時間裡，我是唯一還能維持穩定、照顧家人、持續創作的人。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責任」，我好像很遲鈍的人，我就覺得我的生命力好像特別頑強，我覺得行動是唯一能抵抗失落的方式。我得相信一切有意義，我才能活下去，我的家人才能活下去。後來我因為寫作和參與抗爭遭遇打壓，我被調查，也幾乎面臨失學。可那個時候我沒想過要離開中國，也沒想過要停下來，我知道有人要付出代價，我就在想，為什麼不能是我呢，這幾乎是一種宿命。我勇敢，所有的不幸降臨的時候，我都感覺這應該是我挺身而出的機會，我想多做一些事兒，多發出一些聲音，盡一分力，多幫助一些人。
很多朋友說我積極、有生命力，可我常常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選擇」了這樣的生命方式。我的行動背後，是不是其實源自一種「不得不」？如果我沒有寫作，沒有對這個世界做出回應，我就會陷入沮喪、甚至絕望。我必須成為一個「善良」的人，不是因為這樣比較高尚，而是因為我別無選擇。好像我看見了，我就無法假裝沒看見。
所以，雖然我不是典型意義上的「長女」，我也沒有明說被寄予什麼「厚望」，但我想我一直生活在某種「理所當然」的光亮裡——那種要求點燃自己、溫暖他人、保持積極的光亮裡面，我想，這些給我帶來了壓力，但是它們讓我很好的活下來，為我賦予生命力。對我來說，如果生命沒有意義，我就難以活下來，我得相信那個意義存在，我知道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因此，雖然背負的東西讓我感覺到沈重，但沈重的東西讓我未曾迷茫過。相比於是一個家庭的長女，我更覺得我是這個時代的「長女」或者這個世界的「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