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時代的文明鴻溝：同一個世界，平行的認知宇宙｜Part 6
引言：當 AI 成為理解世界的入口
AI 時代的文明鴻溝，正隨著人工智慧成為人類獲取資訊、梳理因果關係、形成判斷與理解現實的認知基礎設施而逐步擴大。
然而，這種基礎設施並非價值中立。不同文明正將各自的歷史記憶、倫理價值、政治結構與知識傳統嵌入人工智慧系統。
人類可能仍然生活在同一個物質世界之中，卻在逐漸進入彼此平行的認知宇宙——這種裂痕正從技術表層向更深層的現實定義權延伸。
AI 時代的文明鴻溝，不僅可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面對同一現實時形成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觀點，還可能更深地影響不同社會相信什麼、能夠看見什麼、可以提出什麼問題，以及將什麼承認為現實本身。由此，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人類是否仍將生活在同一個認知世界之中？
第一部分：從思考服務化到認知基礎設施
1. 認知外化：思考成為可呼叫的服務
人類在歷史上不斷藉助工具將自身能力外化。AI 將這一進程從身體、記憶與計算能力進一步推進到部分認知活動。
傳統工具主要執行人已經確定的任務，AI 則開始介入問題理解、資訊組織與初步判斷。
人可以透過指令，在不親自完成全部分析的情況下，快速獲得經過組織的框架與初步結論。思考由此不再完全是人的內在活動，而開始成為可以從外部呼叫的服務。
這種變化提高了認知效率，也使部分思考過程被交由 AI 系統完成，進而形成認知外包。
2. 從認知外包到認知基礎設施
個體偶爾使用 AI，並不足以使其成為認知基礎設施。AI 未必完全替代思考，卻開始重新劃分思考的邊界：哪些過程仍由人完成，哪些交給系統，哪些由 AI 生成的判斷最終以人的名義進入現實。
當這種關係從個人選擇轉變為普遍的社會依賴，AI 就不再只是個人能力的延展，而成為社會認知活動日益依賴的基礎設施。
第二部分：認知惰性與效率競爭如何共同塑造認知依附
1. 主觀驅動：認知惰性與隱蔽的認知介面
所謂認知惰性，是指人在面對複雜任務時，往往傾向於選擇認知成本較低的路徑。藉助外部工具減輕負擔，本身是一種個人的理性選擇。但當這種選擇不斷重複並逐漸成為預設方式時，認知惰性便可能轉化為認知依附。
AI 與過去的資訊工具不同，它可以直接提供經過組織的答案與初步判斷，由此成為人與現實之間的一層認知介面。這層介面壓縮並部分遮蔽了答案生成與組織的過程，使人不必親自完成資料獲取、分析判斷與方案選擇的全部環節。
2. 客觀裹挾：效率競爭與結構性的認知依附
然而，認知依附並非僅源於個體心理傾向，也受到社會競爭結構的推動。在高速運轉的現代社會中，效率往往成為重要的競爭條件。當越來越多人藉助 AI 快速生成分析框架、形成結論並提升工作效率時，完整、清晰地走完獨立思考的每一步，便可能成為成本高昂、甚至造成競爭劣勢的選擇。
為了避免在競爭中落後，個體往往需要讓渡部分思考自主權，以換取參與競爭所需的效率。因此，對 AI 的依賴不僅是個人層面的「理性偷懶」，也可能是外部競爭壓力造成的「結構性裹挾」。認知依附由此從個體的便利選擇或無奈妥協，逐漸演變為社會層面的共同認知結構。
但人所依附的並不是抽象、中立且完全相同的 AI。每個 AI 系統都形成於特定的訓練語料、對齊規則、制度環境與價值原則之中。人依附於 AI 提供的認知路徑，實際上也在接受其背後經過篩選與組織的世界觀與價值取向。
認知惰性讓人主觀上傾向接受現成路徑，效率競爭在客觀上迫使人不得不依賴這條路徑，而模型背後的文明基因則在無形中決定了這條認知路徑的方向與邊界。
第三部分：AI 的文明基因
AI 的價值取向並非在模型完成後才被附加，而是在構建過程中，經由訓練語料、制度規範與企業對齊機制逐層形成。
1. 底層語料：文字背後的文明記憶與認知底色
大語言模型的知識與世界觀，首先取決於它「吃」下了什麼資料。網路語料並不是自然形成且完全無偏的客觀材料，而是特定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的產物。
英文大模型與西方文明 DNA
在 OpenAI（GPT 系列）、Anthropic（Claude 系列）等西方主流模型的訓練資料中，以 Common Crawl 為代表的海量網頁擷取資料佔據了極高的比重。GPT-3 論文披露，Common Crawl 約佔其加權訓練組合的 60%，其餘還包括 WebText、書籍與維基百科。這說明模型知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可存取網路的結構。這些語料深植於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知識傳統，高度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秩序、市場經濟、人權保障以及對權力的批判性審視。因此，英文模型在分析社會議題時，天然傾向於將個人權利與自由作為討論的預設起點。
中文大模型與中國語境及社會秩序
中國本土模型（如文心一言、通義千問，以及基於「萬卷」等中國開源資料集訓練的模型）的基礎語料主要來自簡體中文網路。這些資料不僅承載著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如家國情懷、社會和諧），也深度浸透著當代中國的治理體系、官方政治話語以及「中共的世界觀」。這使得中文模型在理解國家與個人關係、集體利益與社會秩序時，展現出與西方模型截然不同的分析邏輯與邊界意識。
認知效應：當使用者向不同模型詢問「如何平衡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時，基於西方語料的模型往往優先論證個人隱私權不可侵犯，而基於中文語料的模型則更容易將公共秩序與集體安全作為推理的前提。
2. 政府政策：國家力量對 AI 世界觀的法律雕琢
如果說語料是自下而上滲透的文化基因，那麼政府政策就是自上而下施加的規範框架。不同國家透過法律和監管準則，為 AI 劃定具有約束力的表達邊界與價值底線。
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硬性準入
中國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聯合發布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 AI 服務應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不得生成法律法規禁止的相關內容。對於具有輿論屬性或者社會動員能力的服務，提供者還應依法開展安全評估並履行演算法備案手續。這些要求使相關公眾服務在價值導向和合規邊界上與現行治理目標保持一致。
西方：人權框架與風險分級管制
歐洲聯盟制定的《人工智慧法案》（EU AI Act）確立了基於風險的監管體系，嚴格禁止濫用 AI 進行社會信用評分（Social Scoring）或無差別即時人臉辨識，旨在防止新技術對公民基本人權的侵犯；美國政府則透過關於人工智慧的安全行政命令及 NIST（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風險管理框架，重點約束模型在網路安全、生物武器風險以及演算法歧視方面的行為。
3. 企業對齊：演算法工程中的價值微調與自我約束
在模型完成預訓練後，企業開發者會透過「人類回饋強化學習」（RLHF）或內建規則，對模型實施對齊（Alignment），將其塑造成符合企業價值觀與商業倫理的「合格產品」。
OpenAI 的 Model Spec 與預設客觀原則
OpenAI 為其模型制定了詳細的《Model Spec》（模型規範）。Model Spec 要求模型在適當情境下預設採取客觀立場，公平呈現有可靠依據的重要觀點，並避免以自身議程引導使用者；同時限制可能實質促成暴力、自殘、違法活動等傷害的協助。
Anthropic 的 Constitutional AI（憲法式 AI）
Anthropic 提出 Constitutional AI（憲法式 AI），讓模型依據一組明確原則評估與修訂輸出，並以此生成訓練所需的偏好訊號。其早期公開原則參考了《世界人權宣言》等來源。與其說是簡單地把倫理規範「寫進程式碼」，不如說是把部分規範轉化為訓練與評估流程，從而影響 Claude 的行為邊界與表達風格。
由此可見，真正定義 AI 的，從來不只是演算法和算力，而是其背後的語料來源、法律制度與對齊工程。
理解 AI 時代的文明鴻溝，必須看見不同文明正將各自的歷史記憶、政治結構與價值秩序注入 AI 模型中。AI 模型的「價值中立」只是一種技術幻覺——它不必直接宣稱某種立場，只需決定什麼值得解釋、什麼被視為風險、什麼被當成預設的「正常」，就已經參與到了人類現實的建構之中。
當 AI 從少數人的輔助工具演變成多數人的認知基礎設施時，模型內部隱藏的文明基因，便開始深刻改變人們看待與理解世界的方式。
第四部分：從網路防火牆到 AI 認知長城
「物理長城—網路防火牆—AI 認知長城」這一鏈條，並非僅僅是一種分析性的類比，也不意味著存在一項被自覺設計並連續實施的歷史政策。它更深層地反映了中華文明中長期存在的封閉性與邊界建構傾向，並在不同生產力水準和媒介技術條件下呈現出不同形態。
物理長城主要守衛地理邊境，網路防火牆控制資訊的跨境流動，而 AI 認知長城則可能塑造教育、媒體、公共治理與日常判斷，並透過模型、平台和治理標準的輸出嵌入其他社會的認知基礎設施。
1. 從資訊獲取到意義詮釋
傳統審查通常作用於已經存在的資訊，而生成式 AI 則在人們接觸原始材料之前介入。
網路防火牆主要透過增加存取成本與難度實施控制。一項持續 9 個月、涵蓋 2020 年 4 月至 12 月的 DNS 測量研究每日測試約 4.11 億個網域名稱，檢測到約 31.1 萬個受到防火長城 DNS 過濾機制干擾的網域名稱，其中部分屬於連帶封鎖；自由之家 2025 年報告則稱，國家級防火長城仍封鎖數千個網域名稱 12。
相比之下，大語言模型會在使用者接觸底層證據之前生成解釋框架。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 AI 總是提供一種固定的「真理」，而在於使用者可能尚未核實原始證據，便已經接受了 AI 所給出的解釋。
網路防火牆所表達的是：「你不能進入那個網站。」而 AI 認知長城所表達的則是：「這件事情的意義就是如此。」前者限制的是資訊的獲取，後者塑造的則是人們理解現實的解釋框架。
2. 價值取向的載體：資料、模型、平台與制度
這座認知長城由資料、模型、平台與監理制度四個相互強化的層次共同構成，程式碼則是其運作與實現的技術載體。它們共同築成了一座塑造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的認知長城。
在技術層面，用於訓練的語料庫經過清洗以剔除特定概念；隨後在模型端，透過人類回饋強化學習（RLHF）和紅藍對抗，特定的價值觀與合規要求被轉化為模型深層的統計參數與行為傾向。2023 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為這種技術架構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
政治方向正成為整個商業 AI 生態合法運作的準入條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模型生成的每一個答案都是政治宣傳——絕大多數的使用情境依然涉及工作、科學、消費與日常生活。但一旦提問觸及敏感話題，模型就會自動進入被預先規定的制度環境。
3. 認知基礎設施的全球競爭
作為底層基礎設施的 AI，其塑造認知的力量未必只侷限於一國之內。
中國在 2025 年提出的《全球人工智慧治理行動計劃》主張建設統一標準，並在 2026 年世界人工智慧大會上，進一步推動了與東協、非盟及金磚國家等開發中國家的 AI 合作與人才培訓。對於缺少資料中心、算力與監理能力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成本較低的中國基礎設施與開源模型確實具有極強的現實發展吸引力。
必須承認，中國技術的輸出並不必然等於中國審查制度的輸出。但是，當通訊網路、雲端服務、大模型、技術標準和治理方案被成套提供時，在特定制度條件下，供應方的制度預設就可能隨技術配置和治理實踐，逐漸影響接受國的資訊環境與認知基礎設施。未來 AI 體系之間的競爭，不僅關乎算力與價格，也關乎誰能夠為社會提供理解公共現實的預設解釋框架。
同樣，美國 2025 年《美國 AI 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向盟友輸出包括硬體、模型、軟體、應用程式與標準在內的全套 AI 方案。因此，無論供應方來自中國還是美國，技術方案都可能攜帶特定的安全、商業與治理預設。
AI 認知長城不是強迫人們重複政治口號，而是讓某些問題難以被提出，讓某些證據難以被看見，並使某些解釋在尚未得到思考之前就顯得「不合理」。最高層次的資訊控制，並不是禁止人進行思考，而是建立一個使人相信自己正在獨立思考的環境。
第五部分：兩個 AI 文明引力場——認知基礎設施中的文明衝突
1. 兩個 AI 文明引力場
當 AI 成為重要認知基礎設施時，中美之間的 AI 競爭就不再只是技術與商業競爭，其中所承載的文明預設，也會隨著技術體系一同進入採用它們的社會。
對於無力獨立建立完整 AI 體系的國家而言，選擇外部模型或平台，並不只是一項技術決策，也可能意味著進入由技術供應方塑造的認知秩序。
世界因此可能逐漸形成以中國與美國為中心的兩個 AI 文明引力場。
這種引力場並不要求各國進入彼此封閉的技術陣營。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同時使用美國晶片、中國開源模型以及本地雲端平台。
然而，技術體系的混合並不必然產生共同的認知秩序。當 AI 面對歷史責任、個人權利、國家權力以及社會秩序等根本問題時，不同體系仍可能生成截然不同的解釋。
因此，AI 的全球擴展並不會消除文明之間的差異，反而可能將這種差異轉化為嵌入認知基礎設施之中的持久結構。
2. 文明衝突：認知分化的固化
文明衝突並不只發生在國家或民族之間，也可能發生在同一個社會內部。
不同群體原本就具有不同的歷史記憶、政治立場、文化認同與價值排序。AI 可能將這些差異進一步固化。
生活在同一個國家的人，可能使用來自不同文明與制度環境的 AI 模型。部分美國使用者可能使用中國模型，部分中國使用者也可能接觸美國模型，其他國家的使用者則可能在美國、中國、本土以及開源體系之間切換。
當這些體系面對同一事件，篩選不同的事實證據、編織不同的因果鏈條，並賦予不同的價值判斷時，人們原有的分歧便可能進一步被放大與固化。
認知基礎設施真正的影響，正在於它具有持續性。它塑造的不只是某一次判斷，而是反覆介入搜尋、解釋、比較與決策過程，從而把暫時性的意見分歧逐漸轉化為穩定的認知模式。
因此，文明邊界可能不再與國家邊界完全重合，而會穿過社會、群體、家庭，甚至穿過那些在不同 AI 體系之間不斷切換的個人。
最終形成的未必是兩個完全封閉、彼此隔絕的陣營，而更可能是多個彼此重疊、相互交織的認知場域。它們之間的相互滲透未必減少衝突，反而可能將彼此競爭的文明解釋不斷帶入每一個社會內部。
因此，AI 可能同時從兩個方向加深文明鴻溝：既使不同社會之間進一步分離，也加劇同一社會內部的認知分化。
3. 認知作戰：AI 基礎設施的武器化
認知作戰 3 將人類心智視為新的衝突領域，旨在透過削弱信任與侵蝕決策自主性來實現戰略目標。隨著 AI 的發展，認知作戰已不再侷限於製造虛假資訊 45，而是將模型與 AI 代理轉化為認知武器，動態且持續地干預公眾對現實的理解。
當 AI 基礎設施被武器化，它不僅能精準放大目標社會內部的差異，更將原本的文明分歧轉化為可供利用的戰略資源。面對這種有意識的認知滲透，各個社會必然傾向於建立更加防禦性、封閉性的認知基礎設施。
這種攻擊與防禦的相互強化，形成了一種巨大的離心力。它不斷加劇文明之間的不信任，使得不同文明在各自的資訊壁壘中越陷越深。因此，AI 基礎設施的武器化絕非邊緣應用，它正成為固化並擴大文明鴻溝的重要力量。
結語：走向平行的認知宇宙
AI 時代的文明鴻溝，使中美 AI 競爭最終爭奪的，不只是全球技術領導權，更是誰能夠為人類提供理解世界的預設工具。
AI 正成為文明保存集體記憶、延伸制度秩序、複製自身價值觀的新媒介。
當不同文明體系逐漸嵌入不同的 AI 基礎設施之後，原本存在於書籍、制度與政治話語中的文明差異，將進一步進入人們日常的提問、回答、判斷與決策過程。
因此，AI 未必能夠彌合不同文明之間的鴻溝，反而可能將這種差異轉化為一種可擴展、可持續並部分自動運作的認知結構。
未來的人類或許仍然生活在同一個物質世界，卻越來越生活在彼此平行的認知宇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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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與參考文獻
Nguyen Phong Hoang 等人：〈How Great Is the Great Firewall? Measuring China’s DNS Censorship〉，《第 30 屆 USENIX 安全研討會》（30th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2021 年。GFWatch 專案在 9 個月內測試了 5.34 億個不同網域名稱，檢測到約 31.1 萬個觸發 DNS 過濾的網域名稱。 ↩
Freedom House：《China: Freedom on the Net 2025》，2025 年。該報告指出，國家層面的網路防火牆封鎖了數以千計的網域名稱。 ↩
現代意義上的「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概念於 2010 年代後期在西方戰略研究中逐漸形成。2019 年，相關學者指出其核心是透過資訊改變目標群體的思維方式；2020 年前後，北約創新中心（NATO Innovation Hub）進一步將該概念系統化。 ↩
OpenAI：〈Disrupting Deceptive Uses of AI by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2024 年 5 月 30 日。 ↩
微軟威脅分析中心（MTAC）：〈China Tests US Voter Fault Lines and Ramps AI Content to Boost Its Geopolitical Interests〉，2024 年 4 月 4 日。 ↩
原創與版權聲明
本文最初發表於作者本人網站：Forrest Sterling｜Part 6：AI 時代的文明鴻溝——同一個世界，平行的認知宇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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