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記者書寫澳門新聞審查史 「今批判思維公眾輿論大減」
［今日澳門3月16日訊，記者João Santos Filipe］
任職於《今日澳門》（Hoje Macau）的記者 da Silva 於「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就她的著作《紅色鉛筆——葡萄牙舊政權*時期對澳門新聞審查制度》（O Lápis Vermelho – A censura do Estado Novo à imprensa de Macau - 註︰Estado Novo字面是「新國家」政權，指1933-74年的薩拉查獨裁政權；此書只有葡文本）。在由律師陶智豪（Frederico Rato）主持的講座中，作者強調了當時報刊審查委員會對待葡文與中文報紙採取的「雙重標準」。
da Silva 向葡新社（Lusa）解釋：「我後來發現了更多檢查委員會的檔案，證明中文媒體雖然也須接受審查，但往往沒有產生任何後果。」
她補充道：「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當局對這兩種語言媒體的待遇存在巨大差異。」其中的例子包括葡文報紙被停刊，甚至是天主教教會旗下的《號角報》（O Clarim）。
da Silva 解釋說：「澳督幾乎每週都會將被審查的報紙剪報寄往里斯本的海外部，以便葡萄牙本土官員了解澳門媒體關注的議題。」
然而，在檔案中並未發現對中文媒體有類似的操作。以至今仍是澳門最大的報紙《澳門日報》為例，在特定時期，該報甚至會刊登被審查制度刪改後的新聞。
da Silva 認為，這種待遇差異反映了葡萄牙在澳門行使權力的局限，尤其是在北京的政治影響力面前。這項歷時五年的研究結論指出，審查制度對澳門葡文媒體執行得非常徹底，但對中文媒體則相當有限，這暴露了當時葡萄牙殖民行政機關的脆弱。
她表示：「透過對『新國家』審查制度的分析，我們可以察覺到葡萄牙行政當局面對北京政權時的軟弱，這也進一步證明葡萄牙從未對澳門行使過完全的自治權。」
過去與現在
作者的研究工作於2020年至2025年1月間進行，主要基於葡萄牙外交檔案館館藏的報刊檢查委員會文獻。
da Silva提到，在整個20世紀，報紙經常被不同勢力當作政治工具。她指出，當時的葡文媒體「捍衛帝國及進行殖民戰爭的必要性」，而中文媒體則「側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新聞」。
例如在抗日戰爭期間，澳門是多種政治流派共存的空間。da Silva說：「歷史帶給我們的訊息和反思，與澳門及其人民的特殊性有關，這些內容在當下的社會背景下同樣值得解讀。」
她認為，澳門的新聞史表明，當地的記者從業環境始終受到政治與社會因素的制約。她坦言：「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和背景，澳門媒體從未實現過完全的自由與中立。」
今年1月，澳門政府宣布註銷《論盡媒體》（All About Macau）的登記。該媒體曾於去年10月因「壓力倍增」而宣佈停運。
2025年4月17日，《論盡媒體》兩名記者在進入立法會大樓準備採訪《施政報告》辯論時，被警方以「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機關運作」為由拘留。
儘管過去幾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da Silva認為澳門新聞業仍面臨結構性挑戰。她總結道：「我們現在看到批判性思維和公眾輿論大幅減少，但不得不說，澳門社會向來就缺乏這種傾向。」
「擺明大細超」：葡記者發現Estado Novo期間澳門政府嚴審葡文報寬待中文報
（句號報記者：Guiomar Salema 3月16日訊；上題為本人譯出，原標題「存在明顯的不平等」：Andreia Sofia da Silva關於澳門審查制度的調查）
記者 Andreia Sofia da Silva 在澳門文學節介紹了她的著作《紅色鉛筆——葡萄牙舊政權*時期對澳門新聞審查制度》。該書揭露了一段歷史：多年來，澳葡審查機關執行雙重標準——他們會無情地刪減葡文報紙中關於曲棍球場維護不善的文章，卻任由中文傳媒公開發表反殖民主義宣言。作者的研究揭示了當時的殖民政府如何「揀對手來打」(escolhia as sua batalhas)，且早在主權移交之前，就已向政治現實低頭。
Andreia Sofia da Silva 在澳門文學節推廣其新作，分析葡治最後幾十年間的澳門報業史。她表示：「這本書是獻給澳門的。這是我在攻讀歷史碩士期間進行的研究，也是我為了澳門而想完成的計劃。」
這部作品誕生於一系列巧合，以及她自 2019 年起長期留葡的契機。最初，她在葡國舊政府檔案館展開研究。她透露：「我常聽說審查制度對中文報刊不起作用，我想親眼看看相關文獻和證據。」她在檔案中發現的事實，與那種「媒體受到統一控制」的說法相悖，反而揭露了一個充斥著不平等、且殖民政府必須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周旋的體系。
她的研究公開了大量關於「印刷品檢查委員會」(Comissão de Censura à Imprensa，據1937年7月17日澳門公報第531號立法性法規中譯)的檔案。這是一個擁有正式編制、辦公時間和明確規則的官方機構。她指出：「本書的核心結論之一是，中文報刊與葡文報刊同樣受到審查與監督，但法律從未以同樣的方式應用在中文報紙上。兩者待遇存在明顯的不平等。」
葡文報業受到極其嚴苛、甚至「瑣碎」的監督。作者舉例：有報社因將未經審查的樣報寄往葡萄牙而被停刊；教區主教戴維理（D. Paulo José Tavares）的評論文章也成為重點針對目標，因為他曾因在天主教學校傳播毛澤東思想而與政府發生衝突。記者李安奴（Leonel Borralho，中譯據澳門百科全書3.4歷屆立法會議員第二屆）更是特定目標，報告甚至暗示當局擔心他與台灣方面有聯繫。
相比之下，中文報業則在另一套規則下運作。儘管法律上須受同樣的審查，但委員會的命令經常被無視。中文報刊無需提交預審即可發表文章，且官方的制裁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予執行。作者觀察到，委員會曾將《澳門日報》等報紙歸類為「民族主義」，這一標籤在 1966 年後發生了變化，反映了澳葡政府與北京關係的轉變。
一二·三事件：轉捩點
Andreia Sofia da Silva 主張，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是關鍵的轉捩點。當時氹仔的親共團體發起反對澳葡政府的示威，引發嚴厲鎮壓，隨後審查制度徹底崩潰。
她解釋道：「在一二·三事件期間，審查機構曾試圖對中文報刊採取行動，但毫無成效。」當時葡文報紙嚴格遵守規則，甚至無法如期出版，中文報紙卻刊登了所有消息，並對葡國當局採取公開批判的態度。此後，政府索性放棄嘗試審查中文報刊，實際上默認了權力天平的傾斜。
除了揭露審查機制，這本書還將報業視為透視葡萄牙在澳門獨特殖民模式的稜鏡。作者發現的詳細報告和對話顯示，葡萄牙並未在澳門行使完全的自主權。她總結道：「對報業的分析證明，葡萄牙從未在澳門行使過完全的自主權，這一點顯而易見。我們始終尋求對話，尋求共處之道。我們管治這個地方這麼多個世紀，其方式令人讚嘆。我們留下、對話、被接受、去接受，並最終順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