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是什麼：讀Joseph Dumit《圖像人觀》

Joseph Dumit, 2004, Picturing Personhood: Brain Scans and Biomedical Ident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前陣子去了一場辦給醫學生的重點式外傷超音波（FAST）工作坊，整場活動壓軸是實際示範與演練。當外國來的講者一邊操作儀器一邊講解，所有醫學生聚精會神盯著超音波畫面，不時點頭附和或伸手比劃，我突然好無助。大家到底怎麼從那些黑黑白白交織的畫面中看到了肝、腎或脊椎？他們又怎麼判斷哪些黑色或灰色區塊是掃描的雜訊，哪些真的有問題？在這群醫學生（以及講者）眼中，他們到底看到的是怎麼樣的世界？

後來開始讀《圖像人觀》，我想Joseph Dumit大概也是這樣懷著這樣的疑問與好奇，才會開始研究正子斷層造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吧。

在《多重身體》一書裡，人類學者 Annemarie Mol刻意把全書都拆成下上兩部分，篇幅較大的是正文，而在正文底部則是猶如伏流般、與正文牽連的讀書筆記與思考。在構思這篇文章時，我覺得很值得也嘗試這樣的作法，同讀者一共穿梭在層層疊疊的故事與思索之中。有趣的是，在《圖像人觀》裡，Dumit也有類似安排：在章節與章節之間，Dumit都安插了一段相關但又外溢於章節宗旨的小故事。除了帶來閱讀的趣味，我想或許也是因為田野與書寫時候總是有太多細瑣、有趣但不知如何安放的雜念吧？

非常粗略地說，PET的原理是透過儀器追蹤被注射進人體的放射性正子衰變過程產生的射線，進而得到相關部位的掃描圖（可參見下方圖示）。用更方便的說法，PET發明人之一的Phelps醫師這麼說明：「就像有一台相機可以觀察，在你體內看你的身體正有什麼作用……而且不會打擾到你。」也正因為如此，1980年代PET作為爆炸性的新科技，在各領域引發熱議。

「PET實在是一個超級重要而且愈來愈厲害的技術，可以讓我們看見活生生的大腦圖像」，對在1990年代初開始追索PET的Dumit來說，最吸引人也最充滿謎團的絕對是PET所創造的大腦圖像與想像。原本裹著迷霧的大腦如今清楚可見，醫學研究者甚至能透過PET追蹤大腦各部位的運作情形，進而開展無數新研究（例如阿茲海默症病理，例如壓力創傷症候群），這是何等振奮的事。然而人類學者謹慎地抱持一份猶疑。

關於特定人群如何透過一套特定技術習得某種觀看的方式與理解，我想到Rachel Prentice的《身體在生成》與Lisa Messeri的《所在外太空》。兩本民族誌都關注了一群專業人員與其底下學生如何在特定的研究與操練下「看見」一般人看不到的事物；換句話說，事物如何被看見從未是自然而然，而必須透過種種知識與運作──這也可說是STS研究的重點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圖像人觀》在這點上反而琢磨較少。Dumit的心力（與批評）大多放在大腦圖像如何在非醫學、研究環境下被使用與理解。這就留下一個有趣的可追問之處，所以那些研究者與從醫者，他們怎麼學會「看」PET，又從中看見怎麼樣的世界？

老話必須重談，人類學者無意站在反對科技的一方。Dumit要說的是，PET問世以來，就涉及無數人群與想法，值得我們好好看清楚。好比如說，PET是個跨領域的「合作」，在某次核醫學研討會現場，人類學者目睹的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針對儀器本身與演算法提出種種改進的可能；化學家則討論哪些更好的放射配體（radioligands）可以幫助掃描時取得更精確的大腦圖像；至於精神科醫師、神經內科醫師和心理學家則開始反省相關醫學研究，從病患選擇一路到統計分析都提出嚴格審查。

乍看是百花齊放，但上述這段話也可以換個方式描述：PET的研究裡往往存在不知道怎麼「標準化大腦圖像」的精神科醫師、不知道怎麼選擇參與病患程序的化學家、或者不清楚放射藥物如何運作的資工學者。會場QA時間，面對台下種種問題，發表人不時只能答說：「我不確定，是其他研究者負責研究的這一部分。」徒留挫折給得不到解答的提問人。

就算進入到研究本身，紛亂複雜同樣未曾減少。PET以切片方式擷取大腦圖像，以何種角度、多厚的方式切，必然觸及研究設計、研究預設的問題。換言之，因為概念、操作有別，不同研究室進行的PET研究往往從根本上就遭遇到無從分析、比較的困難。再者，每個人大腦都有差異，範圍甚至可以拉到極大，在這樣狀況下進行「正常人vs.病患」大腦研究勢必也面臨到如何標準化的問題。一個輕微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腦部PET圖像可能不比一個「特別的正常人」大腦圖像來得「有問題」，怎麼定義「有問題」（亦即，與所謂「正常」大腦圖像來得不一樣）的大腦遂成棘手的問題。

還是老話重談，人類學者旨不在爭辯「科學不科學」，或者指出科學的「缺陷」──《圖像人觀》全書多次提醒，上述那些樣本、標準化、統計相關問題科學家同樣心有警惕，在研究與論證上也小心翼翼。Dumit真正困惑、有感、也想邀請讀者共同思考的，還是這類大腦圖像出了研究室之後的故事。

《圖像人觀》是一本典型的STS研究民族誌，討論了特定的技術與社會網絡之間的密切連結（與摩擦）。不過還有另外一條支線，是關於醫學圖像的思考。沿著這條支線，我也就想到Janelle Taylor那本《超音波產檢的大眾生活》，同樣在討論特定醫學圖像如何產生獨特的情感與想像。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或許是，Dumit的書成於2004年，Taylor的書則出版於2008年（而兩人的研究都在2000年前進行），在這個AI製圖盛行的2026年，圖像的說服力是否仍舊如他們所討論的那樣強烈、或不讓人起疑？

比方說1983年，時尚雜誌Vogue居然也刊出了PET報導，三張不同的大腦掃描圖，配上簡單說明文字，看起來又新穎又震撼。Dumit以此為例，指出PET的出現同時創生大眾對於「人是什麼」、「人怎麼運作」的無窮想像。

又例如在法庭上使用的PET大腦圖。一個看起來「不一樣」的大腦代表什麼意思？它可以成為被告心智失常的證據嗎？更關鍵的問題是，誰可以「看懂」這些PET圖？「看懂」又意味什麼？結合前面的Vogue雜誌報導，這些「大腦」圖像到底說明了什麼？對於普羅大眾來說，他們又看見、明白了什麼？

Dumit一路走過PET的眾聲喧嘩，努力要說的是，這些「高清」大腦圖像的出現與流通創造出一種特定的「人是什麼」概念：在這類圖像裡，大腦如今等同心智，而且可以被分類（「正常腦」、「異常腦」、或者「憂鬱腦」），最後，人類就依此大腦模樣被分門別類。然而讓Dumit猶疑的是，一個人的大腦出現病變，就等同於一個人的心智有損嗎？如果連長期使用PET的科學家都明白研究過程中充滿各種取樣、比較、分析的篩選與設定，這些開始有了獨立生命（不再依附科學家的討論，而是單獨出現在各種報章雜誌）的大腦圖像又真的可以這麼方便地被理解、被使用嗎？我們是否應該稍微停下來想一想，人到底是什麼？應該怎麼做人？

最後，我想回頭講講文章標題。這是取自於林芙美子的小說《浮雲》，巫毓荃與鄧惠文的論文〈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裡指出《浮雲》小說主角如何透過移植南洋的日本杉來比喻自己這樣南洋日本人的景況，進而說明當時熱帶醫學生成的環境與人體想像。除了句子本身就很貼切，我在討論PET的文章裡援用這句子，想的也還有特定醫學發展如何催生各類「人是什麼」的理解。熱帶醫學與PET掃描雖然相隔時代遙遠、脈絡不同，但在這裡，道理或許近同。

文章最後，我想結於自己最近著迷的《怪醫豪斯》（House）。這部影集主要講述天才醫師豪斯與他團隊如何診斷、醫治各種疑難雜症，其中一集的病患是監獄的死刑犯，他在即將被處決前突然有疾、昏迷、被送醫。隨著故事推展，豪斯發現對方其實有罕見的嗜鉻細胞瘤，導致腎上腺異常而產生幻覺、甚至憤而殺人。整集故事結束於豪斯與團隊另外一位醫師佛曼很有意思的對話，或許也正是Dumit用整本《圖像人觀》想說的事（與遲疑）：

佛曼：「腫瘤造成腎上腺素隨機大量分泌，顯然導致他發狂攻擊，所以才讓他成為了殺人犯。……我們可以為他的上訴作證。」
豪斯：「你聞到了嗎，偽善的臭味。你根本沒有考慮成長的社會環境對他走到這一步負有怎樣的責任，卻衝向證人席，急著把一切歸咎於一顆小小的腫瘤。」
佛曼：「一個人的成長環境與其生物性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豪斯：「是啊。因為你只征服了其中之一，我們就給他一張免死金牌。我們可以能惹惱其他所有的嗜鉻細胞瘤患者，他們竭力控制自己可能的憤怒攻擊，成為律師、賽車手、或甚至醫師。切除腫瘤可以阻止腎上腺素隨機大量分泌，卻不能赦免他的罪行。」
佛曼：「你希望他被處決嗎？」
豪斯：「這不是我要說的。」
佛曼：「有意見嗎？」
豪斯：「人人都有意見。」
佛曼：「嗯……我想，我會為他的上訴作證的。」
豪斯：「你認為對的話，你就去做吧。」

Joseph Dumit是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C Santa Cruz）意識史博士，受業於Donna Haraway、Paul Rabinow、Byron Good、Mary-Jo Del- vecchio Good等人，目前擔任丹麥奧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的人類學教授。此前Dumit任教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Dumit長期關注大腦、藥品與身體研究，近期則專注於遊戲上。《圖像人觀》是他的第一本書。

關鍵字：醫療技術、醫學圖像、STS、醫療人類學、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