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假不需要敲诈勒索?

上一篇说到，9月1日开始，大连公安分多组在全国找这些年曾经与我们和解过的商户，让商户录视频说”因为恐惧才给王海钱”。那么，这一篇就把钱说清楚。打假怎么赚钱，开价高为什么不能直接定罪，赔偿又凭什么被说成封口费。

一、打假赚钱，是立法初衷

职业打假人本质上是志愿者。国家创设惩罚性赔偿制度，用利益驱动消费者去打假：让消费者索赔赚钱是手段，制止欺诈是目的。

《消法》起草人之一河山解释过这个用意。《中国消费者报》2013年采访记载，他在1995年12月8日发表《王海讨”说法”》，认为原《消法》第四十九条的制定，“就是想培养一批像王海这样的人”，主动与假冒商品作斗争。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监管资源有限，只有不可避免的惩罚才管得住作恶。闯红灯为什么少？摄像头让扣分罚款躲不掉。公共场所禁烟为什么形同虚设？被罚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惩罚性赔偿就是给每个消费者一台摄像头。

打假打的是欺诈，隐瞒或虚构对购买决定有实质影响的信息，与经营瑕疵无关；打的是错误的行为和背后的认知，针对的从来不是哪个个人或哪家企业。

所以职业打假做的是——帮做错事的人早点回头，像把醉驾的人逼停；协助监管官员和法官，像人赃并获把小偷扭送派出所；帮媒体为读者服务；帮围观群众了解真相、少上当；帮被骗的消费者维权；帮守法经营者免受劣币驱逐；弘扬诚信。最高法2016年发布十个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案例六：张某诉某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当事人先举报后索赔，最高法的评价是：促进经营者诚信经营。

二、打假可以漫天要价，用不着敲诈勒索

2023年11月28日，《检察日报》刊登张红成的文章《消费维权型敲诈勒索的出罪审查》，最高检官网也予刊载。其中明确写道：“行为人可以漫天要价。”作者的意思是：不能仅凭索赔数额高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谈不拢，走民事途径；刑法介入，要有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

《消法》第三十九条允许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既然允许协商，就允许提条件、讨价还价。对方嫌价格高，可以拒绝；谈不拢，法院判。法院可能判得少，不等于开价高的部分就是犯罪所得。

职业打假人向经营者提出高额赔偿，不能凭”要得太多”就定敲诈勒索。要查的是索赔有没有权利基础，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有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威胁要挟。金额代替不了犯罪构成，职业身份代替不了犯罪证据。

三、买假索赔就是敲诈勒索？法律怎么定性

《消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生产日期、捏造事实骗取赔偿或者敲诈勒索的，依法处理。法释〔2024〕9号第十五条：以夹带、调包、造假骗取赔偿，或者恶意制造经营者违法假象再以投诉、起诉相要挟索赔的，涉嫌敲诈勒索，移送公安。

重点在”制造假象”。欺诈是经营者造的，是打假；欺诈是索赔人造的，才是假打。分界线在谁造的假，从来不在要了多少钱、买了几单、投诉几次、是不是职业的。不能把发现违法的人与制造违法假象的人混为一谈。

同一个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知假买假，法院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赔偿。最高法连知假买假都支持赔，怎么会是犯罪。“他是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只决定民事上赔不赔、赔多少，决定不了刑事上是不是敲诈。

假打还有一种：明知对方违法，以不举报、不曝光为交换，收钱封口。这叫分赃。这两种我们比谁都支持打，光冒用我公司员工名义去敲诈商家的，这几年三千多起，我们自己报过案。有购买记录不能包办无罪，索赔数额高同样不能包办有罪，事实和证据要查全。

四、天价索赔不是罪，法院纠正过错案

郭利因施恩奶粉问题获补偿40万元后，企业再次主动联系，他在协商中提出再赔300万元，企业报警，他被判五年。2017年4月7日，广东高院再审改判无罪：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和敲诈勒索行为，尚不能认定其行为超出民事纠纷范畴。已经和解，又提300万元，也不能跳过犯罪证据直接定罪。要价高，可以拒绝。要把人送进监狱，就得拿出犯罪证据。

黄静因华硕笔记本电脑争议提出500万美元赔偿，被羁押近十个月。2007年，海淀检察院决定不起诉；2008年，她获国家赔偿29,197.14元。金额再刺眼，也代替不了对案件事实的审查。

名人索赔也是如此。据2016年《北京晨报》报道，王健林诉浩港公司侵权，索赔合计1000万元，法院最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公证费1万元。索赔与判赔相差很大，仍由法院依法裁判。这个道理不能到了消费者身上就失效。

车企更直接。东风日产告”牛车实验室”，武汉中院终审判赔500万。特斯拉告浙江一名博主索赔500万，判几十万。比亚迪、长城、长安、蔚来告博主，张口100万到500万。企业开价500万叫行使诉权，消费者开价高就叫敲诈？

最高法法官培训教材《刑事审判实务（上册）》第411页，写得明明白白：有基础权利的，即便索赔数额高，也不能直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数额高低属于权利自治范畴，不能因数额过高推定违法。

五、学者怎么说

罗翔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2期写敲诈勒索罪里的权利行使：利益受损，索赔有正当权利基础，就不构成敲诈勒索；这个权利可以是法定权利，也可以是社会伦理认可的道德权利。

他有一段最该给办案人看：如果只承认按法定金额索赔才合法，那么赔10万合法，10万零1元是不是敲诈？再多1元呢？一路推到100万，也找不到那条突然入罪的线。划不出线，就不能拿”要价高”定罪。手段另有违法的，按那个罪办；不能因为话说得重，倒推一个不存在的非法占有目的。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正是郭利案平反。结论一句：刑法永远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

陈兴良讲”有因性出罪事由”：合法维权、正当索债，因为有权利行使属性，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域外一样。英国1968年财产犯罪法、美国模范刑法典、日本判例，口径都是：真诚认为有权索取、方法未超出社会容忍，不是敲诈。

六、26年前，大连的官司，公安查过一次

1999年6月16日，我公司调查员在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见证下购买津成电线送检，7月15日检测全部不合格。11月22日向西安工商举报，12月3日工商复检同样全部不合格。我据此起诉。

官司打起来以后，是津成主动找我。12月1日，津成的人在北京华都饭店留下一个文件袋，5万元现金，说是”大连官司的赔款”，条件是撤诉、不再追查。此后双方多次通话讨价还价。2000年1月，津成拿出录音，说我”开价40万敲诈”。津成后来自己解释：此前已报警，本想在交钱时把我抓走，有关部门没配合，钱没送成。

录音交到公安手里一两个月，没有立案。此后26年，没有任何机关以敲诈勒索追究过我。这些全部出自2000年1月14日《南方周末》同期报道，记者寿蓓蓓，新浪至今存有全文。产品不合格、官司在先、对方主动送钱，都在这篇报道里。

那是大连的官司。26年前大连的事，公安审过一遍，结论是民事纠纷。26年后，同样的做法，变成了黑恶。

七、已经投诉举报了，和解遵循被动原则

三十多年来我们原则上都是先投诉举报，再诉讼索赔或应对方要求和解。我们打假一贯遵循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原则，欺诈行为的线索、证据交给监管。先叫停欺诈行为，才符合正当性原则。

和解方面，我们遵循的是被动原则，找来并且达成和解的案件不到5%。如果是因为恐惧王海才给钱，为什么95%的商家不恐惧？已经举报、已经揭露，还能叫敲诈勒索封口费？

指控我敲诈，大连也可以说我用恶害非法威胁商家，那么请大连公安拿出证据，我们怎么恶害威胁商家了？

举报后是否核查、立案、处罚，由行政机关依法决定。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投诉与举报分别处理，调解不免除经营者的其他法律责任。商家与我谈妥赔偿，不等于和国家谈妥免罚。

八、为什么要的多？仨瓜俩枣没有惩罚性也不能鼓励打假

一个减肥产品几百块。破解一种常规检测查不出的新型非法添加物，要花几万乃至几十万，有的还要提取标准品，花费甚至超过百万。退一赔十拿几千块，一次质谱都不够。实验室累计投入近5000万，破解20多种新物质，这些钱靠退一赔十永远收不回来，无以为继。

对一个两次往食品里加泻药、累计罚几十万照样卖、月销上亿的企业，几千块赔偿和几十万罚款是成本。国务院2022年《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写的是”建立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赔到它不敢再犯，才叫惩罚。

和解有局限性：职业打假人只能处分自己的民事权益，市监罚不罚、公安追不追，谁也无权承诺；投诉可以撤回，举报撤不了。顺便说一句，惩罚性赔偿的和解款实际上还养活不了实验室，还得靠其他业务补贴。

九、回到大连

大连找商户录的视频，录的是”因为恐惧才给钱”。 我们的和解全在举报叫停之后，全由对方发起。真受胁迫，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给了一年时间去法院撤销。三十一年，为什么没有一家去撤销？

下一篇说说新名词，软暴力。

王海——打假利国利民利己，假打才是违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