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古典文学起点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中文文学，看中文文化，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一种情绪的泛滥。

对比希腊的悲剧，写人的有限，在追求无限中获得张力，展现出崇高的美。

古典文学的起点，尽管人们有文史哲三合一的看法，对于文学来说，人们最倾向认为诗，歌才是最开始的文学。

虽然说先秦的文字，算是文学起点，那是吹牛的，《国语》这些，文学性微弱，没多少人去背这些东西吧。

通常的典型文学文本，我认为有《庄子》，《诗经》，《楚辞》。

就《庄子》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道家的虚无，一种反形式逻辑的内容，延续了李耳那种，事物无法说清的内核，在庄子这里，发扬为一种对模糊的独特爱好，也就是无所谓。

连儒家的重视现实，重视生死物质，都没有了，儒家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庄子直接说，生和死，其实没有分别，又没有一种超越现实，可以被人认知的终极答案。即便说所谓的“道”，或者“阴阳”，都无法被准确指称，只能进入一种不断创造新术语，解释旧术语的，无限消灭注意力的游戏模式。

对于孔丘来说，他鼓吹的礼乐，用一种模糊的说合，让人们软化对现实的情绪，确实，哪怕在等级严密的礼中失败，听听“乐”，唱唱歌，烦恼就减轻了。

而他说的歌，也就是被他删减的《诗经》，这种歌，也确实认识很空无，举个例子，《硕鼠》按照时代来说，是控诉那些等级高的诸侯之类的上层人物，压榨过重。

但是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一种哀求，隐晦的比喻，陷入一种卑下的情绪中，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的粮食。听起来，有种请求的感觉在，求你了。而不是一种威胁，不要太过分，要有界。

面对这种层级结构的不公，人们连直接的控诉都做不到。而这种表现形式，我想就是孔丘说的哀而不伤。

当这种痛苦施加于百姓身上，百姓的痛苦是强烈的，他们的声音是悲哀的，采风的官吏可能就把这种痛苦开始软化，而孔丘这些人，更是把这种底层人的痛苦，调和为他们饱暖之后，无聊时的一种小零嘴。

他们咀嚼着大众被他们精致化后的痛苦，还主张进行一种所谓审美的，安静的凝视，平静的情绪，可见一斑。

倘若百姓发出的那声音，就是不敢指示的恐惧所在，那才是结构让人毛骨悚然的一部分，即便在人各有主人的封建时代，人们尚且害怕，足以说明这种文化的卑劣了。

害怕不是无端的，位高权重的人冷血无情。

上层人把下层当成财产，货物，甚至不允许他们说自己不喜欢听的，这种封建可能都不是人们认知中，温情充裕的封建。

儒家这一脉，作为主流，把这种冷血残忍，贯彻至今，他只允许人们进行一种框架内的有限痛苦，否则就指控你过于情绪化，而剥夺你的发言权，以及否定你的痛苦，发言的合理性。

这个框架保护精英们自身，他们担心这种情绪，让人们冲破自身的基友利益，大众只能在这种单向有利于精英的框架内，被他们压榨和束缚。

剥夺，否定人的感受，也即是剥夺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你没有主体性，你不是人，你在被压榨那个集合里，你成为可以被欺凌的，奴役的动物。

再说屈原，更是这种文化人的出口，他说“哀民生之多艰”，但是表现为一种传统怨妇的形象，或者开辟了这种怨妇先河。

如果民生艰或者不艰，是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羋家的江山，利益最重要。

那么就应该冲破宗法的限制，你做楚王不行，民生艰，我来。

如果民生重要，羋家的权势没了，假设民众更幸福，这不是更好吗？如果你相信这个，就得活着，到了楚国没了，民生更艰，那时候才需要以死明志，死得还算是逻辑一致。

而屈原像什么，自诩精英，但是卑劣到，装被抛弃的女人，你居然抛弃了我，无情，我要跳河，还不听？我真跳河了哦。

《诗经》，《楚辞》，《庄子》是大众，文化的选择，他们把这个文化中的所谓文化人，变成一种虚情假意的伪君子，实在可悲。

他们主张情绪至上，相互情绪按摩，然后又告诉你说，不能极端，不能愤怒，你的情绪是不合法的，所以你人也不合法。

这样的文化精英，就像一点骨头都没有的软体动物。他们凭借情绪，收割不愿意清醒的大众，还要假装自己无辜又正确。

实在令人恶心，他们那种虚伪，确实是一种天赋，我可能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