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能走向现代社会？

同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日两国，最后为什么日本在二战之前，更像现代社会？

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日本离中国更远，没有学中国学得太彻底。

台湾人或许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太好奇，因为他们的电视上，甚至还会播放大河剧，以及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过，很多人对日本的了解，其实更深一些。

而日本为什么能走向现代社会，不得不提之前的江户时代。

一、前现代社会的江户时代

我一开始以为，日本从来就是一种封建制度，如今了解一些，才发现不是。

而缔造江户时代政治秩序的德川家，和英国经验主义一样，有共同的实用设计思路。

要论及江户时代，不得不说日本的历史。简而言之，日本曾经从天皇统治下的，贵族共治，因为统治范围的扩大和人的私心，导致权贵开始拥有非公有政治性的私有庄园。

这种庄园的私有，导致了皇权和治权的纷争，一开始的皇权一家独大，被贵族以联姻所分解，尤其到了藤原道长，基本把藤原家和天皇绑定了。

当皇权想要拿回治权，走向集权，天皇和贵族，或者说皇族内部的分裂产生分了。道理难以说通，人们只能诉诸于暴力。

于是武士阶层崛起于这种争斗之中，并且获胜后，武士们建立了延续到江户时代的幕府制度，也就是说天皇失去了实际的世俗治理权力。

德川家从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幕府道路，其中无意间打开了现代化成功的道路：

其内容一：分权制衡

日本本身就不是中国这种，自上而下完全的集权系统，中国为了这种集权，采取了军功爵制和科举制，其核心内容为，当你满足了帝国的考核要求，帝国会将你纳入集权官僚体系。

你在这个体系中，成了既得利益群体之一，把自己和帝国绑定在一起，由此获得了帝国系统的稳定性。

在这个体系中，你可以得到升降，而公平考核的难度却非常大，考核本来就需要人来执行，这种执行是自己监督自己。就利害关系关系而言，对权力有利，对大众未必有利，也就是说，这套系统对自上而下的榨取是有利的，对于保护广大的基层民众是有害的。

而日本就没有学习这个，尽管有日本人羡慕中国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被美化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做官的权利。

实际上来说，以科举为例，参与科举考试，需要巨大的投入，不仅要闲暇时间，还需要购买学习资料，拜入名门，交友往来，并且竞争巨大，这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的，甚至在准入资格上就不公平，例如有些时候，商人后代不能考，军户不能考，不孝不能考。

军功爵制也是一样的，首先身体是否高大强壮，家庭的支撑就起决定性的因素，能提供充足营养，才有可能获得高大威猛的身材，其次，家庭的背景，影响升迁和军功是否能被公正考核。卫青如果不是和皇室有关联，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获得高位，且军功不被上级贪墨。

幕府在政治参与上，采取日本一贯的分层，贵族参与，在这种参与下，坏处是失去了个人的流动性，好处是保持了人心的安定。

而且这种制度，叠加上政府的极小干预，基层的自治就产生了。这种自治，对社会走向现代非常重要，当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权和判断，才更接近于现代社会。

当然，日本底层的五户共保这些小自治因素，在政治上，使得政府的实际干预减小，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官僚群体。

至于有人说百姓不得自由迁徙，在中国这种自由迁徙也不存在，百姓无路可走的造反，中日都一样有，甚至在这里有区别，日本在大众到天皇之间，有大名和将军，中国这种框架下，往往只能喊皇帝到我家，引起全国性的动乱。

帝国需要庞大的官僚群体，以随时发动对社会的干预，而中国的帝国后期，为什么这种干预看起来弱？

正是这种帝国干预的另一面，当帝国需要庞大的官僚群体，在驱使他们之前，帝国需要喂饱他们。而集权的帝国对此，难以产生有效的反向制衡，就会导致，这一群体的极大膨胀，且帝国命令在和他们的利益相左时，他们根本不会优先考虑，贯彻帝国的意志了。

而中上层稳定的政治制度，幕府则采取的是，把国家封建，各藩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物，纳税和治理，这些藩国拥有自己的地方，当然会对整个社会藩国内，更加负责。唯有少数职位，才派遣幕府直属的官僚负责。

幕府为了保持秩序，也就是预防造反，更是采取了多项措施。

其一，把大名们分级，德川自身的御三家，家臣分封的谱代大名，以及臣服的外样大名。

德川家把自己信得过的大名，都放在重要的军事节点上，并且时常替换，垄断了火器的制造。

并且发布了一国一城令，使得各大名只拥有一个军事堡垒，且大名们和自己亲近的武士居住靠近，相互监督上了，大名们想要修建堡垒，需要幕府将军的许可，而当他们造反，最后只剩下自身一个堡垒。

而向来听从大名的武士家臣们，被安排在城下，由此就从武将，基本被转化成了协助大名治理的文臣。这些文臣，通过世代传承，精细化了政治治理知识。

其二，除了这种结构上的转变，在军事上体系上，更是对这些藩国进行了限制。

将军拥有旗本军，而各藩国的军事却受到限制，他们首先是手底下没有大量军队，其次就算有，对幕府的大军，也没有优势。想要在不知不觉间，发展出巨大军事力量，几乎就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江户幕府在军事领域，从丰臣秀吉时代的向外，扩张。转化为江户时代的内守。这种守卫还有一个好处，节约了整个地区的军事投入，资源被转移到了其他领域。

其三，参勤交代

为了削弱，或者说为了监督各大名，德川幕府借鉴了丰臣秀吉的策略，让各大名定期到江户，幕府将军这里报数。

这个政策，不仅让各大名在参勤交代中，花费了大量的资源，还让各大名和幕府往来更甚。而甚至把各大名的妻子作为人质，减小叛变的概率。

反观中国周代的封建，周天子又没有军队，天长日久，各国和周天子根本不熟悉，且他们在地方实力膨胀。当然，交通可能是周代的重大阻碍，但是没有武力，就是政治理论的天真了。

除此之外，还要求大名不得结盟，通婚。不得建造大型战船，也就是去外面发展，再打回来？甚至武士的私斗，也有限制。

以上，就是德川幕府为了稳定政权，所采取的分权制衡。

其内容之二，经济发展

江户城，作为德川幕府的行政中心，从小城到后续人口突破百万的大城市，其经济发展，可见一斑。

德川幕府的参勤交代，不仅使得各藩国和江户联系紧密，而且为了参勤交代的方便，对陆路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

这使得日本国内的商务往来，更加活跃和方便。而海路上的运输，更因为需要而繁荣。

江户作为一个大城和工业核心，对外最便利且运量足够的运输方式，也就是海运了。

而就经济来说，江户时代的经济有如下特点：

参勤交代的频繁和稳定，导致了每年，日本国内都会产生大量且稳定的固定消费

大名们符合规制的出行队伍，人数众多，其沿途和在江户必然产生大量的消费，也会形成大量的商业往来。

往来的频繁，导致了信息的交换，各地有什么好的物产，如果被对方需要，很容易就产生交易的想法，从而达成交易。

大名们因为经济的需要，藩国的建设，以城为中心，在日本各地，也就造成了上百个经济活跃点，当这些点相互联动，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

江户在发展中，甚至产生了特殊的性质，木质房屋结构的江户，每隔一段时间，会发生火灾，这种灾难，造就了江户活跃的经济消费心理。

江户人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求，促进了江户的物质文化的进步，食物，娱乐经过长久的累积发展，也就产生了相对应的深厚文化。

城市的发展，塑造了新的市民群体和市民经济，例如人们对能剧，摔角的追求。以及类似现代的商业模式得到发展，日本此时，虽然是以农业为底色的社会，而其实深度来说，日本人已经适应了繁复，多彩的现代商业社会。

以商标为例，日本的商户，为了把自己和同类型客商区分开来，设计使用具有明显特征的商标，这种设计，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社会。而管理这些事物的，并不是政府本身，而是政府授权的株仲间这些民间团体。

饮食方面，江户甚至号称日本的厨房，对日本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当然不止于此，信息的往来繁荣，技术上的进步也加快了。一个技术的突破，很快就会在其他地方，被人们知道，哪怕不知道细节，无法模仿，也减少了未来的商业失误产生。

其内容之三，文化上的发展

以江户来说，市民文化发达，市民们为了看精彩的故事，甚至能进行下意识的文字自学。甚至于商业社会的需要，会增加识字人口的需要，从而使得寺子屋等学校机构能被广泛开设，增加民众识字率。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这一阶段的日本社会，仅就民众层面上，展现了出了很高的识字率。

这种文化上的前进，通过识字率和交往，把文化质量推向了更高的层面，武士转变为文官，长久的文化积累就不算了，还有教育系统内的知识交流和更新。

当然上层武士可能沉醉于，虚幻的艺术境界，而下层把治理社会的知识也进行了知识化。

而百业大众，则通过识字和交流，把形而上的内容揉合进自身的职业发展之中，进一步使得各领域广泛发展。

其内容之四，地域上和时机上的合适

德川幕府，把自己不喜欢的岛津氏这些人，打发到远离日本政治中心的九州。这个地方的人，恰好就最先接触西方。

经过长久的发展，这些最不满意德川家的势力发展起来了，这是地域上的合适。

武士阶层是世袭的文官，日本地域优先，经过两百年的稳定发展，不仅平民人口增长了，整个武士群体，也即是文官群体的数量增多了。

这就导致压力的下移，下层武士在国家的利益分配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些武士不像下层民众，拥有推翻整个社会的力量。

九州的大名和这些有能力的下层武士合作，认为导致他们生活艰难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德川家。

而不幸的是，在国家的现代化中，即便是推翻了幕府政权的下层武士，甚至整个武士群体，在国家的现代化中，都只能被迫走向边缘。

小结

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工程中，明治维新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实广泛来说，未必为日本人所肯定。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仿效中国帝制产生的法家结构，在结构上大众或许不喜欢，但是日本依然是深深沉溺于其中。

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后，权力控制整个社会，在教育上，日本将国内划分为八大学区，迅速建立了8所公立大学，256所中学，430080所小学，国内的识字率和科学技术水平迅猛提升。

而在军事上，明治后建立现代化军队，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国，获得大量赔偿，还加深了虾夷地建设，占据了琉球王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扩大了自身影响力。

甚至在二战美国主导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依然持续，直到引发九十年代的经济泡沫。

历史不存在偶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幕府主导的新政，日本或许会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

当然困难是在思想上的。

幕府代表的是武士群体的利益，难以跳脱出武士群体文化的限制。战国时期，日本政治通过石高制，强行和农业关联。

而在思想上，采取的是儒家思想，事实上，也就是一套不能精密推导，以产生确定的现代系统。

也就是说，在于整个武士阶层，他们认为，人有三六九等，这是正常的。

而最上层的人拥有了最好的权力和资源，他们沉溺于玄之又玄的娱乐，而不是新体系的构建。

当问题产生，不能深入触动他们，他们不是构建新的系统，对问题进行解决，而是坐等系统的崩溃，这里不知道日本战国时代流行的内容是什么，或许不是朱子学。

例如明治承平日久，受供养群体大为膨胀，下层武士被迫生活困难，而此时西方势力来势汹汹，上层武士们采取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引发了下层武士的不满。

这些人的态度和朱子学流行的明朝一样，其内在的逻辑，也就不言自明了，当问题产生，儒家的信奉者们，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他们以为如果船漏了，淹死的是那些小船上的人，而不是自身。哪怕天下换个皇帝，他们一样科举吃粮。即便威胁很大，那是以后的事情。

相反长州和萨摩藩这些大名，在幕府的压迫下，他们小船上的人，利益最先受损，于是他们选择和具有才干的下层武士联合，让他们为自己做事，最后再以大政奉还的名义，发动倒幕府战争。

而西方思想的流传，以及西方的压力，让人们有眼光的思想家们发现，仅仅倒幕，在建一个新幕府，并不能解决日本的问题。

于是这些人得出结论，只能建立现代的政府，才能让日本人在新的时代活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西方的影响是最大的，以地图举例。

清国通过传教士的协助，画出了大清的地图，而皇帝认为这是属于皇家的私有物，珍藏于深宫，秘不示人。

而日本和西方接触之后，并没有严格限制民间学习西方的学问，后来日本民间的学者，学会了西方地图的制作，完成了日本地图的独立绘制。

讽刺之处就出现了，后起的日本，甚至完成了对中国部分地图的绘制，在民国时期的战争中，日方的地图在战场上甚至成为一种优质战利品，精准度超过民国自己绘制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甚至集结帝国之力，在苏联的协助下，花了十几年，才赶上日本战时的地图制作水准。

其本质不言而喻，社会的转变，来源于思想的转变。

在清国，识字阶层痴迷于诗文和八股文的写作，痴迷于人际关系的活络，以求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衣带飘飘的脱离尘世者，获得最大的世俗利益，承担最小的社会责任。

而日本下层的武士阶层，本就精于实在的事务处理，面对西方文化，在其中看到了内在的力量和形而上，于是进行学习。

于是我们要求武士高层，看到现实的危机，似乎就很难了，他们学习的是儒家学问，不用承担生活的重力，不考虑实际的受力层次，自然不可能由此而产生，事物需要改变的想法了。

理性来说，看一个内容是否结构完整和合理，自洽无矛盾。

而在整个追求大概的本土文化中，立场先于形式逻辑，利益大于精神，自然表现为所谓的大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