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她藏起的帽子

“女人的价值由男人决定，男人的价值也同样来自于男性集团的认可。”——上野千鹤子《厌女》

我和16岁的妹妹去逛街，她看上了一顶帽子。一顶灰色的帽子，短短的帽檐，材质适合寒冬保暖，也很有型。

看了看价签，四十多人民币。

“你喜欢就买吧。”我说，“姐姐给你买。”妹妹捏着帽子很开心：“姐姐真好！”

“但是，我也害怕爸爸，说我一个女孩家戴帽子，爱打扮，不专注学习了。”

“管他呢，姐姐给你撑腰。买了就戴上，不管他怎么说。”

回家后，没等爸爸先问，妹妹主动开口：“姐姐给我买了顶帽子。我很喜欢，她就给我买了。”说罢脸就红了，低着头。爸爸斜着眼睛睥睨着妹妹，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当着我的面什么也没说。

时隔几个月再见到妹妹时，她告诉我，天气暖和后帽子就不合时宜，便把帽子放进了衣柜。爸爸说学生不要搞那么多花样，好好学习就是了。她承受不了爸爸斜视的眼光，也不愿面对眼神里的审判。我理解。

我童年时期的爸爸也会这样，一边拿我的穿着打扮和其他女孩比较，批评我不爱穿裙子、太喜欢穿休闲服和球鞋、行为举止中性化；若我穿上不那么朴素的衣服、或穿戴额外的饰品，他便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和很多小女孩一样，我人生中第一个male gaze便是来自父亲。

这样的male gaze是矛盾的，介于“不希望女儿太美以至于招蜂引蝶耽误学习”和“不希望女儿太朴素不符合男性审美以至于他没面子”之间。我也曾不自主地内化那些评论，在没有长出成熟自我的那些年，将父亲这个他者作为参照物，一度在“做自己”和“迎合男性审美”之间反复挣扎过。

但是，父亲对我生命的参与很少。童年时期照顾我饮食起居、向老师关心我学习情况的是妈妈，离异后抚养我的也是妈妈，大学时期学摄影给我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的也是妈妈，花钱送我来香港上学的也是妈妈，遇到困惑想要沟通求助的也是妈妈。妈妈的爱让我成长得越来越坚强勇敢。大约青春期开始，出于种种原因，我和父亲见面相处的时间就开始锐减，关系最冰点的那几年仿佛“点赞之交”。父亲作为他者的力量逐渐失效，male gaze也从那时开始从我的生命中淡出。我更在意母亲的看法、母亲的期待、乃至整个女性群体和我的关系。

妹妹就不同。她出生时爸爸已年近不惑，经历过一次婚姻。在妹妹目前的人生里，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威严的存在，会带她去游泳、去旅行、为她的学习操心，但父亲的期待和目光，也是她困扰的来源之一。同一位爸爸，在我们的人生中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戴帽子或许会让我们普通的造型特别一点点，而爸爸的目光如此有震慑力，足以让妹妹把帽子藏起来。

我曾一度困惑难过，觉得父亲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太微弱，导致我生命中缺少一个重要的支柱。来香港后，得知香港仍然有性别分开的男校或女校，也认识过几名从男/女校毕业的朋友。时常听人说，在女校读中学的香港女生，只会跟同性竞选学生会、搬抬重物、参加各类活动、进入各种评价体系。这六年里没有男性的凝视，没有社会里对女性“第二性”的期待。在女校那个微型社会里，人应该是什么样，女性就是什么样。女校的经历深远影响很多女性的一生。我最喜欢的香港女性主义博主也曾在女校读中学，她的论述和所作所为都让我很佩服。

生命中缺少父亲的支持与陪伴，未必不是好事。因为我有一位强大的母亲，她让我看到女性可以闯荡的模样；而父亲对我的影响，就像在遥远的银河，偶尔看到妹妹和爸爸相处的样子，我才会打捞起来，那些有点忘却的童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