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的弧线：美国国债的历史及其持久的全球影响
1. 引言：美国国债的持久重要性
国家债务是一个国家财政健康和经济政策的核心要素。然而，美国国债的意义远超其国内范畴。它不仅反映了美国政府历年的财政决策，更构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国际资本流动、利率水平和地缘政治格局。理解美国国债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对于把握现代国际金融秩序至关重要。本报告旨在追溯美国国债从建国初期至今的历史轨迹。我们将深入分析其定义、起源、在关键历史时期的演变、增长驱动因素，及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的多重角色。报告还将探讨美国国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外国持有情况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含义，并审视当前围绕美国国债的挑战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和分析，本报告力求呈现一幅关于美国国债如何塑造并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全景图。
2. 定义债务：美国国库券及其市场机制
美国国家债务（National Debt）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对其债权人（包括公众和政府内部机构）所欠债务的总额。它通常分为两大部分：公众持有债务（Debt Held by the Public）和政府内部债务（Intragovernmental Debt）。公众持有债务是指由美国财政部向国内外投资者（包括个人、公司、外国政府、美联储等）发行的债务，这部分债务在信贷市场上交易，直接影响利率和私人投资决策，因此是经济分析中最为关注的部分。政府内部债务则是指联邦政府一个机构欠另一个机构的债务，例如财政部欠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债务，这部分债务同时是联邦政府的资产和负债。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发行美国财政部证券（U.S. Treasury Securities）来为其运作融资和管理债务。这些证券被视为美国政府的直接债务，并由其“充分信任和信用”（full faith and credit）作为担保，这意味着政府承诺通过任何法律允许的方式筹集资金按时偿还本息。
财政部发行的证券主要分为可流通证券（Marketable Securities）和不可流通证券（Non-marketable Securities）。可流通证券是美国国债的主要形式，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转让，直至到期。其主要类型包括：
短期国库券（Treasury Bills, T-Bills）： 这是短期债务工具，期限通常为4周、8周、13周、17周、26周和52周。T-Bills不支付固定利息（零息票），而是以低于面值的折扣价出售，到期时按面值偿付，其差额即为投资者的利息收入。因其期限短、风险低，常被用作现金管理工具。
中期国库票据（Treasury Notes, T-Notes）： 这是中期债务工具，期限通常为2年、3年、5年、7年和10年。T-Notes每半年支付一次固定利息（息票）。10年期国库票据的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的基准利率。
长期国库债券（Treasury Bonds, T-Bonds）： 这是长期债务工具，目前发行的期限为20年，历史上曾发行30年期债券。T-Bonds也每半年支付一次固定利息。由于期限长，它们通常提供相对较高的票息率，常被用于长期投资规划，如退休储蓄。需要注意，这与美国储蓄债券（U.S. Savings Bonds）不同。
通胀保值债券（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 TIPS）： TIPS的本金会根据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进行调整，以保护投资者免受通货膨胀侵蚀。TIPS每半年支付一次固定利率的利息，但利息额会随调整后的本金变动。发行期限有5年、10年和30年。
浮动利率票据（Floating Rate Notes, FRNs）： FRNs的期限为2年，其利息支付额随13周T-Bill的贴现率浮动，每季度支付一次利息。
本息分离债券（Separate Trading of Registered Interest and Principal of Securities, STRIPS）： STRIPS本身并非由财政部直接发行，而是金融机构将符合条件的T-Notes、T-Bonds或TIPS的本金和每次利息支付进行“剥离”，形成一系列独立的零息证券进行交易。STRIPS允许投资者持有和交易这些独立的本金或利息部分，受到希望在特定未来日期获得确定金额支付的投资者的欢迎。
与可流通证券相对的是不可流通证券，主要是美国储蓄债券（U.S. Savings Bonds）。这些债券注册在个人名下（与其社会安全号码关联），不能在二级市场出售或转让给他人。
美国财政部通过定期举行的拍卖（Auction）来发行可流通证券。拍卖确保财政部以反映市场需求的利率或价格出售证券。T-Bills一直通过拍卖出售，而T-Notes和T-Bonds自1974年以来也定期通过拍卖出售。投资者可以通过TreasuryDirect平台（仅限非竞争性投标）、银行、经纪商或交易商参与拍卖。拍卖结束后，这些证券便进入活跃的二级市场进行交易，这赋予了它们高度的流动性。财政部有时还会进行“重新发行”（Reopening），即增发之前已发行的、具有相同CUSIP号码、到期日和付息日的证券，但发行日期和价格通常不同。
表1：美国财政部可流通证券概览
| 证券类型 (Type) | 期限范围 (Maturity Range) | 利息支付方式 (Interest Payment) | 付息频率 (Coupon Frequency) | 发行方式 (Issuance Method) |
| --------------------------- | ------------------------ | ------------------------------- | --------------------------- | ------------------------- |
| 短期国库券 (T-Bills) | 4周 至 52周 | 折扣发行，到期付面值 (Discount) | 无 (None) | 拍卖 (Auction) |
| 中期国库票据 (T-Notes) | 2, 3, 5, 7, 10 年 | 固定息票 (Fixed Coupon) | 每半年 (Semi-annually) | 拍卖 (Auction) |
| 长期国库债券 (T-Bonds) | 20 年 (历史上有30年) | 固定息票 (Fixed Coupon) | 每半年 (Semi-annually) | 拍卖 (Auction) |
| 通胀保值债券 (TIPS) | 5, 10, 30 年 | 本金随CPI调整，支付固定利率息票 (Inflation-Adjusted Principal) | 每半年 (Semi-annually) | 拍卖 (Auction) |
| 浮动利率票据 (FRNs) | 2 年 | 利率随13周T-Bill浮动 (Floating Rate) | 每季度 (Quarterly) | 拍卖 (Auction) |
| 本息分离债券 (STRIPS) | (取决于原始证券) | 零息票 (Zero-coupon) | 无 (None) | 由市场参与者创设 |
资料来源：基于信息综合。
美国财政部证券的多样性并非偶然，它反映了财政部在债务管理上的成熟策略。通过提供不同期限（从几周到几十年）、不同利息结构（固定、浮动、通胀保值、零息）的工具，财政部能够吸引具有不同风险偏好、投资期限和流动性需求的各类投资者，包括国内外的个人、机构投资者、银行和中央银行。这种市场细分策略有助于财政部优化其在整个收益率曲线上的借贷成本，并扩大投资者基础，从而增强了国债市场的深度和韧性。这表明美国国债管理超越了简单的融资需求，是一种旨在维持市场稳定和吸引力的深思熟虑的策略。
可流通性是美国国债区别于储蓄债券等其他政府债务的关键特征。正是这种能够在活跃的二级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能力，赋予了国库券、票据和债券极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得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轻松调整其投资组合，进行价格发现，并将其用作对冲其他金融风险的工具。相比之下，不可流通的储蓄债券虽然安全，但缺乏流动性，无法满足金融市场对基准资产的需求。因此，正是二级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而非仅仅是政府的信用担保，奠定了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金融市场核心基石（如定价基准和避险资产）的地位。可以说，市场化交易是美国国债发挥其全球作用的先决条件。
3. 奠定国家信用：独立战争债务与汉密尔顿的构想
美国的国家债务历史始于建国之前。为赢得独立战争（1775-1783），资金匮乏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依赖国内外借款，特别是向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借贷，并大量印发纸币（“大陆币”，Continentals）。然而，在《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运作的中央政府权力羸弱，缺乏征税权，导致战后债务偿还困难重重。大陆币迅速贬值，几乎变得一文不值，政府发行的借据（IOUs）价值也大幅下跌。到1790/1791年，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继承了巨额债务，包括约4000万美元的国内债务和1200万美元的外债，此外各州还累积了约2500万美元的战时债务，合计总额高达7500万至7700万美元。此时，美国的外国信贷几乎断绝，国家财政濒临破产。
在此背景下，1789年上任的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承担起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重任。他认识到，这不仅是偿还债务的问题，更是建立国家信用、巩固联邦权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契机。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的财政计划，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他提交给国会的三份关键报告中：《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报告》（First Report on Public Credit, 1790年1月）、《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Report on a National Bank, 1790年12月）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 1791年）。
汉密尔顿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多重的。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恢复和建立美国的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即政府的借贷能力，他认为这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他坚信，“国家债务，如果不是过度的话，将是我们的国家福祉”。其次，他意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将富有的“有产者”（moneyed men）的利益与政府的稳定捆绑在一起，争取他们的政治支持。第三，他希望通过稳定金融环境、提供流通资本来促进商业、工业和土地价值的增长。第四，确保国家未来（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的融资能力。最后，通过让各州共同承担国家债务，增强国家凝聚力，巩固联邦。
在其《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了两大关键建议：
按面值偿还债务（Funding at Par）： 联邦政府应全额（按票面价值）兑付所有旧的联邦债务（包括拖欠的利息），并通过发行新的、带有明确利息（长期债券4%，短期债券6%）和到期日的联邦债券来转换这些旧债。他坚决反对“歧视”（discrimination）对待原始持有者和当前的证券持有者（通常是投机者），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合同的神圣性，损害了政府信誉，且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他认为，政府未能及时偿债才是导致原始持有者折价出售的原因，购买者不应为此承担损失。
承担州债务（Assumption of State Debts）： 联邦政府应承担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约2500万美元债务。汉密尔顿认为，这样做可以将所有公共债务整合到联邦层面，避免联邦与州在税收资源上的竞争，确保所有为共同事业（独立战争）做出贡献的债权人得到公平对待，并将各州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更紧密地与联邦政府联系起来。
为支撑这一计划，汉密尔顿提议主要依靠进口关税（customs duties）和国内消费税（excise taxes）作为联邦收入来源，并利用邮政收入设立偿债基金（sinking fund）。他希望以此避免立即实行直接税。
汉密尔顿的计划，特别是承担州债的提议，引发了激烈争议。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首的反对派（主要来自南方各州，如弗吉尼亚）认为，那些已经偿还了大部分战争债务的州不应再被征税去帮助那些欠债较多的州。关于按面值偿付给当前持有者的提议也受到批评，认为这会让投机者暴富，而牺牲了最初的爱国者（如士兵和农民）的利益。
经过长达六个月的辩论，最终通过著名的“1790年妥协”（Compromise of 1790）达成解决方案：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包括承担州债）获得通过，作为交换，国家的新首都将设在波托马克河畔（即后来的华盛顿特区）。
作为配套措施，汉密尔顿在《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中提议设立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这家银行将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人，保管政府资金，发行可用于支付税款和偿还政府债务的纸币，并向政府和私人提供贷款。更重要的是，该银行被允许接受新发行的联邦证券作为购买其股份的支付方式（最多占股款的75%），这大大增加了联邦债券的吸引力和流动性。汉密尔顿基于宪法的“隐含权力”（implied powers）理论为国家银行的合宪性进行了辩护，并最终说服了华盛顿总统签署法案。
汉密尔顿财政体系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成功地恢复了美国的公共信用，使政府能够在国内外以有利条件借款，稳定了政府证券的价格，并将原本几乎一文不值的债务转化为了流通资本，刺激了商业投资和经济活动。同时，它确立了政府证券作为银行体系重要低风险资产的地位，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汉密尔顿的计划不仅解决了眼前的财政危机，更为美国未来的财政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深刻塑造了美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债务在早期美国并非仅仅是融资手段，而被有意识地用作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核心工具。通过承担州债并将各州债权人的利益与联邦政府的偿付能力捆绑，汉密尔顿有效地将财政政策作为巩固联邦权力、提升中央政府权威、促进国家统一的杠杆。建立强大的公共信用，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在国内外树立新生国家的主权和信誉。这表明，从立国之初，美国的债务管理就与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的构建紧密相连。
同时，汉密尔顿的构想有意地将公共债务从单纯的政府负债转变为一种可以流通的金融资产，从而在美国金融体系的萌芽阶段就建立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银行业之间的基础性联系。他设想新发行的联邦证券能够像货币一样流通，充当资本，促进商业活动。国家银行的设立，特别是其接受政府证券购买股份的机制，直接增强了这些证券的流动性和金融功能。这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资本稀缺问题，也开创了银行持有政府债券作为安全、流动资产储备的模式，这一模式至今仍是现代银行体系的重要特征。这说明，美国国债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政府的借条。
围绕是否“歧视”对待原始债券持有者和后期购买者（投机者）的激烈辩论，则暴露了公共财政领域一个早期且根本性的张力：即如何在公平（对原始贡献者的回报）与效率（维持市场信心和合同的严肃性以保障未来融资能力）之间取得平衡。麦迪逊等人主张的“歧视”方案试图弥补原始持有者的损失，体现了对公平的追求。而汉密尔顿最终获胜的“按面值向当前持有者偿付”方案，则优先考虑了建立市场信誉、尊重合同原则对于国家长远借贷能力的重要性。这一决策不仅为美国公共信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确立了市场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优先的原则，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与金融市场关系的政治经济格局。
4. 穿越时代定义的债务：冲突、危机与转型
汉密尔顿体系建立后，美国国债的规模和作用随着国家的扩张和历史事件的演进而不断变化。
19世纪早期与1812年战争： 汉密尔顿之后的时期，债务有所增长，但政府也努力削减。1812年战争导致债务急剧增加，从战前的4500万美元增至战后的1.19亿美元，主要通过借款融资。战后，联邦政府通过持续的财政盈余再次努力削减债务。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内，通过出售西部联邦土地和清算美国第二银行，美国国债在1835年1月短暂地降至零——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完全还清国债。然而，随后的经济衰退以及美墨战争（1846年）使得债务很快再次累积。
内战（1861-1865）： 美国内战导致了国债规模空前的爆炸式增长。战前1860年，联邦债务仅为6500万美元，而战争结束后的1865年，债务总额飙升至26亿至27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为筹措巨额战争经费（估计达52亿美元），联邦政府采取了多种创新性融资手段：
发行债券： 这是最主要的融资方式，约占战争直接成本的三分之二。财政部长蔡斯（Salmon P. Chase）最初提议通过出售债券筹集2.4亿美元。国会授权发行了大量债券，并通过与杰·库克公司（Jay Cooke & Company）等金融机构合作，利用广泛的销售网络和爱国主义宣传，成功地向公众大规模推销了战争债券。
印发“绿背纸币”（Greenbacks）： 1862年的《法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不以黄金担保的法定纸币，即“绿背纸币”。这标志着美国首次大规模发行不可兑换的法定货币。战争期间共发行了约4.5亿美元的绿背纸币。
征税： 政府大幅提高了关税，并首次开征了联邦所得税（1861年立法，1862年开始征收），以及其他多种消费税、执照税等。尽管税收对战争融资的贡献比例（约21%）低于债券，但它标志着联邦税收制度的重大扩展。
建立国家银行体系： 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 Act）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体系，这些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国债来支持战争融资，并发行以国债为担保的国家银行券，统一了混乱的银行货币体系。内战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联邦政府回归有限支出模式，债务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美国参与一战再次导致国债大幅增加，战后债务总额达到约250亿美元。主要的融资方式是：
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 政府效仿内战时期的做法，发起了四轮自由债券和一轮胜利债券（Victory Loan）的全国性销售运动。通过广泛的爱国主义宣传、名人代言、分期付款计划（包括25美分的战争储蓄邮票）等方式，向普通民众出售债券。自由债券的发行筹集了约170亿美元，占战争融资的三分之二左右。此次债券发行也标志着财政部与新成立的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战争融资中的首次紧密合作。
增税： 战争融资的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增加的税收。一战后，20世纪20年代的财政盈余帮助将债务从240亿美元削减至约170亿美元。
大萧条与新政（1929-1941）： 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对美国财政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急剧萎缩导致税收锐减，而失业救济和社会援助的需求激增。胡佛政府时期，联邦支出几乎翻倍，但后期试图平衡预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的“新政”（New Deal）——一系列旨在救济、复兴和改革的计划（如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平民保育团CCC、国家复兴管理局NRA等）——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的支出范围和规模。联邦实际支出占1929年GDP的比重从1933年的5.9%上升到1939年的近11%。这导致国债总额从1933年的约220亿美元增加到二战前夕的约500亿美元。尽管赤字增加，但同期税收收入也有所增长，部分抵消了支出的扩张，使得预算失衡没有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民众和政府对联邦财政干预态度的根本性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二战是美国历史上国债相对于经济规模增长最快的时期。为支付巨额战争开支（估计达3230亿美元），包括自身的军事动员和对盟国的援助（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国债总额从1940年的约510亿美元飙升至战后的超过2600亿美元。债务占GDP的比率在战后达到顶峰，约为106%至113%。融资手段包括：
战争债券（War Bonds）： 政府再次发起大规模的战争债券（即当时的储蓄债券）销售运动，动员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的销售非常成功，为战争融资贡献了约18%的资金。政府还推行了工资预扣税款购买债券的计划。
大幅增税： 与一战相比，二战融资更依赖税收。政府显著提高了税率，并实施了“现收现付”（pay-as-you-go）的所得税预扣制度。
美联储的利率控制： 为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美联储承诺将短期国债（如国库券）的利率钉在极低水平（如年利率0.375%），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大量国债来维持各期限国债的价格稳定（即收益率稳定在低位）。这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货币基础急剧扩张，尽管存在价格管制，通货膨胀压力依然显著上升。战后时期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二战后至1974年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率出现了戏剧性的下降，从1946年的106%降至1974年的23%。促成这一显著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原因：
强劲的经济增长： 战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期，GDP增速（g）在大部分时间里超过了国债的实际利率（r），即“g>r”。这使得债务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重自然下降。
持续的基本财政盈余： 在债务下降的大部分时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运行着基本财政盈余（即税收超过非利息支出）。这意味着政府主动偿还了一部分二战债务。
“意外”通胀： 战后及50年代初的较高通胀率（部分源于战时货币扩张和被压抑的需求释放）侵蚀了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购买战争债券的投资者实际回报率因此受到损害。
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在1951年美联储-财政部协议（Fed-Treasury Accord）达成之前，美联储维持低利率政策以配合财政部融资，这实质上是一种金融抑制，人为压低了政府的借贷成本。尽管债务占GDP比重下降，但名义债务总额仍然庞大，从未低于2500亿美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旨在消除贫困、改善教育交通等的社会项目）的开支，使得债务在60年代温和增长。
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 1971）：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1944年，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源于海外军事开支、对外援助和投资），大量美元流向海外，导致美国黄金储备已不足以按固定价格兑付所有流通在外的美元。美元被普遍认为估值过高，市场预期其将对黄金贬值，引发了对美元的周期性抛售。面对日益加剧的黄金挤兑压力和恶化的贸易状况，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核心措施是单方面暂停美元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的义务，并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这一“尼克松冲击”虽然最初意在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并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实际上宣告了该体系的终结。经过短暂的挣扎和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固定汇率体系于1973年彻底瓦解，世界进入了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时代。
美国战争融资方式的演变清晰地展示了国家能力的提升和金融工具的日益复杂化。从内战时期依赖私人金融家（如杰·库克）和首次尝试法定货币，到一战时期通过与新建的美联储合作，运用现代宣传手段进行大规模公众动员发行自由债券，再到二战时期将战争债券与强制性工资预扣税相结合，并辅以明确的美联储利率控制政策。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对财政的需求，也体现了中央银行制度的成熟、大众参与的深化以及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能力的增强，同时也塑造了公众对国债与爱国主义的认知联系。
二战后债务占GDP比率的大幅下降常常被归因于经济的高速增长（g>r），但这并非故事的全貌。深入分析揭示，这一“去杠杆”奇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战后重建带来的高增长、政府长期维持基本财政盈余的主动还款行为、意外的高通胀对存量债务实际价值的侵蚀，以及1951年协议前美联储配合财政部实施的低利率（金融抑制）政策。这意味着，简单地期望通过经济增长来“长出”当前的巨额债务可能过于乐观，除非伴随着持续的财政紧缩以及可能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的通胀或利率环境。这段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对其在当前环境下的可复制性提出了疑问。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根源在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与其固定的黄金兑换承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特里芬难题），以及美国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的美元泛滥。尼克松冲击 不仅终结了金汇兑本位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债、美元与全球金融体系的关系。美元的国际地位不再依赖于黄金支撑，而是更多地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上。这为之后数十年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美国利用美元和国债市场维持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溢出效应创造了新的环境。
5. 美国债务的轨迹：增长、驱动因素与债务/GDP比率
自1974年债务占GDP比率达到战后低点后，美国国债的规模及其与经济总量的相对关系经历了新一轮的演变，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再次抬头与激增。 70年代，受石油危机、经济滞胀等因素影响，债务持续增长。进入80年代，债务增长显著加速，名义债务总额增长了两倍多。债务占GDP的比率也大幅攀升。这一激增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里根政府时期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同时伴随着国防开支的增加以及经济衰退的影响。与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约翻了一番。
20世纪90年代：短暂的稳定与下降。 冷战结束后，国防开支有所削减，加之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增税措施，以及90年代后期由技术革命驱动的强劲经济增长，共同促成了债务占GDP比率的下降。美国甚至在1998年至2001年间连续四年实现了财政盈余，这是二战后罕见的现象。到2001年，债务占GDP的比率降至33%左右。
21世纪初至今：持续增长与危机冲击。 90年代的财政好景未能持续。进入21世纪，债务重新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主要原因包括：
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反恐战争”导致的军费开支增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经济衰退的冲击：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衰退，以及尤其严重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reat Recession），都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同时政府为刺激经济和救助金融机构而大幅增加支出（如2008年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2009年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金融危机后，债务占GDP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
COVID-19大流行：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应对措施。为缓解疫情对公共卫生和经济的冲击，联邦政府实施了数万亿美元的援助和刺激计划，同时经济活动停滞导致税收减少。这导致财政赤字在2020财年达到GDP的16%，为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公众持有债务占GDP的比率从2019年的79%猛增至2020年的99%。
当前水平与未来预测（基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报告）：
当前水平： 截至2023/2024财年末，公众持有债务约占美国GDP的97%至100%。以绝对额计算，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债务（包括政府内部债务）已超过36万亿美元。债务占GDP的比率自2013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00%以上。
未来预测： CBO的基准预测（假设现行法律基本不变）显示，债务负担将持续加重。公众持有债务占GDP的比率预计将在2028/2029年超过二战后的历史峰值（106%），到2034年达到116%，到2054年进一步攀升至166%。如果现行的减税政策（如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的部分条款）在到期后被永久延长，债务水平的预测将更为严峻，可能在2054年达到GDP的214%。与此同时，年度财政赤字预计将持续处于高位（占GDP的5-6%以上）并继续扩大。
未来债务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CBO及IMF分析）：
结构性收支失衡：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预计未来几十年，联邦支出（尤其是强制性支出）的增长将持续快于收入增长。支出增长主要由两大因素驱动：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医疗保险（Medicare）等项目的受益人数增加；二是人均医疗成本的持续上升。虽然预计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会有所上升（部分归因于TCJA部分条款到期和“实际税级攀升”效应），但其增速不足以覆盖支出的增长。
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 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和（预期）利率水平的上升，联邦政府支付的净利息成本预计将急剧增长。CBO预测，净利息支出很快将成为联邦预算的第三大项，甚至超过国防开支。不断增长的利息负担本身就会进一步推高赤字和债务，形成恶性循环的风险。
经济增长放缓： CBO预测未来几十年美国实际GDP增长将放缓，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增长放缓和生产率增长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CBO认为，高额的联邦债务本身也会通过“挤出”私人投资等途径，对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债务问题。
表2：美国公众持有债务占GDP比率的关键历史节点
年份/时期 (Year/Period)公众持有债务占GDP比率 (%) (Debt Held by Public as % of GDP)主要事件/背景 (Context)1791~30%汉密尔顿财政计划初期 (Post-Hamilton Plan)1835接近 0%杰克逊政府偿清国债 (Jackson Pays Off Debt)1866~30-40% (估算，基于总额$2.7B)内战后 (Post-Civil War)1919~3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Post-WWI)194610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峰值 (Post-WWII Peak)197423%战后低点 (Post-WWII Low)1990~40-50% (估算)80年代增长后 (After 1980s Surge)2001~33%90年代财政盈余后 (After 1990s Surplus)200735%金融危机前 (Pre-Global Financial Crisis)201270%金融危机后 (Post-Global Financial Crisis)201979%新冠疫情前 (Pre-COVID-19 Pandemic)2023/202497-100%当前水平 (Current Level)2034 (CBO预测)116%CBO 10年预测 (CBO 10-Year Proj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