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香港作為方法與波西米亞北京
這兩天，閱讀了三本紙書，充實且愉悅。分別是《出離·島記》、《波西米亞中國》與《移動的邊界》，作者陳冠中與廖偉棠。
標題的《香港作為方法與波西米亞北京/中國》為陳老師2003年文章中提出。如想認識香港，必讀之一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
陳冠中：1952年生於上海，4歲移居香港。40歲前長住香港、1992-1994年住北京、1994-2000年赴台北、千禧年以來長居北京，近年專注於長篇小說與非虛構書籍創作，出版于臺灣。
陳生是二戰後嬰兒潮一代，連人口結構都偏幫我這一代：我們是第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1971年進香港大學），我們前面沒人。
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建立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台灣早，台灣還搞了一陣子進口替代，我們一下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盡了二戰後長繁榮周期的先進者便宜。摘自《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敗》
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勢。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已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已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
我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己特別能幹。
我們從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金錢。這成為我們的習性。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致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己見多識廣。
我們整個成長教育最終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麽一種教育：沒什麽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長隨機應變，什麽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我們這代這種心理，早在成長期就有了，到我們出社會後更是主流價值，不是現在年輕人才這樣，現在年輕人都是我們這代教出來的。
以上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無論是當年經濟繁榮與當下科技狂飆，成功所在，也是問題所在；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對經濟的渴望和科技的向往雙雙成了路徑依賴，導致人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卻以為自己特別能幹。
未來就會更加美好了嗎？
近期的AI或龍蝦，帶出了會否帶來意義的荒蕪？我也還搞不明白「替你工作」與「替代你的工作」；當代的大模型一邊生產精細文章，但大部分大腦皮層光滑的人也大多已經喪失了閱讀力，即AI生產，AI總結，人在其中的定位是什麽，管道嗎？
在互聯網，空間不存在了，
在智能體，時間不存在了；
世界是平的之後，人也扁平了嗎？
在觀察技術的高峰能否帶來人的幸福與文化盛唐？我暫時沒什麽信心
“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還有人為這句話而心潮澎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