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兩件“明公”“明保”偽銘文之器：《魯侯簋{尊}》（明公簋{尊}）及《作冊[𤔔+田]卣》

談兩件“明公”“明保”偽銘文之器：《魯侯簋{尊}》（明公簋{尊}）及《作冊[𤔔+田]卣》

從前清故宮裡藏有一有銘青銅器叫做《明公簋》(魯侯簋, 魯侯尊,工簋,魯侯尊,明公尊)，在清乾隆年間皇室藏品的《西清古鋻》即已著錄，此器也許係在民初被從故宮盜賣於外間古器物中之一，後收存於上海博物館，銘文上寫著：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獮，魯侯有咎功，用作旅彝。』

這個銘文其實係偽銘文，今證其偽：

（一）《魯侯簋{尊}》（明公簋{尊}）銘文證偽

此器的銘文之作當然不是在近年，而是在清初甚至其前。其實，偽器偽銘的製作，從歷史以來即數見不鮮，在史上也有一些著作內有所記載。而此銘文的靈感來源，就在於寫偽銘文者，他讀到了一本書：宋人鄭樵的《通志》，在其中的〈氏族略〉裡講到了：『周文王之子毛伯明所封，世為周卿士，食采於毛，子孫因以為氏。』立刻就有了寫偽銘文的來源了，原來周文王的兒子之一的毛伯鄭還有個別稱叫做毛伯明。而在《尚書‧顧命》裡，明文講著，在成王逝世時，在側的即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依他看來，可見在成王時“毛公”（毛叔鄭，即《通志•氏族略》的毛叔明），官位乃是畿內的重臣的“公”，名字叫做“明”，不就可以用“明公”來稱呼吧。於是就設定了成王（周公在位）時的重臣的“毛公”即“明公”，當然成王（周公在位）就可以命“毛公”去“遣三族伐東國”。因為史載成王立而管、蔡疑周公想當天子故連同殷人武庚反周公，於是周公發佈《尚書、大誥》，東征在外三年殺掉弟弟管叔，流放弟弟蔡叔，滅武庚根據地的殷商故地奄國而功成。而此時，周公之子伯禽封魯侯，也連同周公，而出兵攻當日並反的淮夷及徐戎，出發前發佈《尚書‧費誓》，要魯國及其魯都城郊遂的人民動員攻打淮夷及徐戎。此偽銘文書手就拿這段時間來寫故事。講述成王（實為在位的周公）命令毛公（明公）遺三族伐東國，和魯侯並肩作戰於“獮”（即郭沫若所考的就是《尚書‧費誓》裡的“費”地），結果魯侯成大功（“咎功”），魯侯就鑄了此祭器。

當然，史上並沒有周公自己坐在天子位子上，而是帶兵親征的，但此偽銘文就偽造了周公下令毛公去遣三族伐東國，可見銘文之故事之偽，一見就知。而且還設計周公令毛公派“三族”也是史上無徵。因為周公親征，其人馬在《尚書、大誥》裡就講了：『以爾東征』，指周公親自帶領人馬東征，『爾惟舊人』，指他的部下都是“舊人”，即是周公東征的軍隊乃是原來周人舊時甚至曾在數年前參與滅商的周人軍隊，哪裡來的什麼“三族”的軍隊，還叫明公（毛公）去調遺？所以此器的銘文只要檢查到內中“明公”的出處，及對照周公東征的史書記載，即知係偽銘文的真相了，所以完全沒有史料及任何引用的價值。

（二）《作冊[𤔔+田]卣》證偽

但上述的《魯侯簋{尊}》（明公簋{尊}）的銘文，遂入於於民國初年作偽《作冊[𤔔+田]卣》偽銘文的書手（應是對銘文很有研究的人甚至名學者或古玩店主）眼中了。因而不知多久以後，就有了杜撰偽銘文的機會了，因為，有來路不明，日後號稱是1929年出土於洛陽馬坡的內有無銘的青銅器，可以施工銘文以便依當時傳言依字計價，即銘文愈多，賣價愈高之下，於是受託寫偽銘文後加工於無銘青銅器上。而這次其心生一計，不如依《明公簋》的銘文上的“明公”來個聯想發揮吧。於是就寫就了《作冊[𤔔+田]卣》的偽銘文：

『唯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辭刪辛改田]鬯、貝，[辭刪辛改田]揚公休，用作父乙寶尊彝。冊[左上士左下冂內一右殳]舟』（依《集成》釋文）

在銘文裡，他把《魯侯簋{尊}》（明公簋{尊}）銘文裡的“明公”，改寫成“明保”，因為，依他銘文的故事，應是講明公於是在調遣三族征東國與魯侯搭配功成之後，於是“殷”禮於成周了。給《魯侯簋{尊}》（明公簋{尊}）下了個完美的休止符。

但他為什麼要改“明公”為“明保”。按，辨偽必要討論寫偽銘文者他的想法，始能究其偽之如是呈現。因為他認定的“明公”不是寫《魯侯簋{尊}》（明公簋{尊}）偽銘者想法裡的“毛公”，而是想法之一可能是“大保奭”，即召公啦。召公既稱大保，而此寫《作冊[𤔔+田]卣》的偽銘文書手，於是把“明公”和“大保”綜合一下，造出一個“明保”來了。因為不是在《史記‧周本紀》有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按文字，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依字面，召公在東征裡應該也有上心，所以編此一故事，講召公於是功成，殷禮於成周也不違歷史了，但實際上，錯了，依《尚書‧君奭》篇裡，周公對召公說，內政你主之，征不服者由我主之（『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于疆惟休』）。所以在青銅器裡一些銘文把周公東征裡將召公扯進去的，都是可能是疑偽銘文加身的青銅器了，需逐一判斷其真偽了。

因而，經由以上的分析，即知，《作冊[𤔔+田]卣》的銘文裡的“明保”指的是召公，而且靈感來源是《魯侯簋{尊}》（明公簋{尊}）裡的“明公”；但《魯侯簋{尊}》（明公簋{尊}）裡的“明公”指的是“毛公”。兩者俱為偽銘文。

而日後再出個《作冊令方彝》（令彝）更是依上述兩青銅器的銘文在編故事，而且疑《作冊令方彝》的偽銘文寫手和《作冊[𤔔+田]卣》偽銘文寫手可能係同一人的兩個故事，因為他也不確定猜的對不對，因為，書冊上翻查無著“明公”其人的證據，故心頭尚有另一想法即“明公”可能是“周公之子”，而各寫一篇偽銘文來押寶，於是又產生了《作冊令方彝》那篇偽銘文了。（劉有恒，202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