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起源的一个思想记录

前几天丛日云在新书发布会上的一句话“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唯一源头”引发了很多争论，还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牵涉在内了。真理越辩越明，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提供了很多有深度的思考。

对于研究欧洲现代化起源的学者，欧洲基督教世界“多元且分裂”的局面是欧洲实现现代化的基础算是共识。

欧洲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权力非常多元的世界。其多元性不仅超过东亚，也远超南亚和伊斯兰世界。中世纪的欧洲，国王、领主、骑士（直属于神罗皇帝的骑士）、独立城市、基督教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消灭谁。直到近代宗教改革兴起，王权上升，教会的力量衰落，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欧洲各国的统一与吞并战争兴起，独立的政治单元数量才大大减少。但是由于欧洲的统一战争兴起的时候，也是民族主义开始出现的时候，民族主义导致占领地消化困难，欧洲没能实现类似东亚中国那种规模的大一统。按说，战争会增强国家的能力，且会导致工具理性的上升，但是欧洲的基督教的性质使得它自居于政府之上，而且不时与之争斗。这就使得欧洲的政治权力受到了很大制约，很长时间欧洲国家能力发育不全。

战争与商业竞争导致工具理性的上升。因为战争有胜负，胜利的活下来，战败一方死亡；同理商业竞争也有胜负，效率高企业和商人胜出，效率低的被淘汰，最后市场上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高效率的企业和商人。这种输赢清楚的竞争会导致同构压力，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学习胜利一方。其次，从进化论意义上来看，时间拉长，竞争能力差的一方都死了，留下来的都是竞争力强的。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的斗争，那结果就会诞生专制大帝国，因为专制帝国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更强，战争中更能胜出。所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连续战争导致了法家理论的出现以及最后秦制帝国的统一。但多元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商人一开始就拥有政治权力，并且也拥有一定的军事权力，这个社会中经济力量比较强。更重要的是，在后续的战争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结盟，其结果就诞生了工业资本主义。

在这个多元竞争的世界中，长时间的高频且低烈度的战争，导致封建制欧洲的战争一开始走的是精兵路线。军队规模较小，但训练严格，装备精良。早年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军队成员都是骑士，重甲骑兵对战是主流战争模式。在这个战争模式中，谁有能力组织规模更大的骑兵队伍，谁就能胜利。在这种战争模式中，更大的政治单元有能力征集更多骑士，更能赢得战争。但是这种战争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能力的增加，因为在封建制下，骑士与封主之间是契约关系，你让我给你打战，你就得给我封地。所以战争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国王直接控制的领地缩小，封臣数量增加。这种战争模式，会鼓励发展高度复杂的手工艺技术，兵器和盔甲制作得越来越精良。

这种战争模式在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被另外一种新崛起的战争模式打破了。这种战争模式就是雇佣兵战争。瑞士长枪兵崛起之后，瑞士长矛方阵成了重骑兵的克星，这个阶段谁更有钱雇佣军队，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战争胜利。有人以为这个阶段，大国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其实不是。由于封建制下，国家的税收能力非常弱（骑士如果义务作战那就不会纳税），国王往往现金收入很有限，国家财政能力差。这个阶段最有钱的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这种商业城邦，他们靠经商赚了很多钱，有金钱雇佣规模更大的雇佣军。那么这种战争就会鼓励各个政治实体增强自己的财政能力，多赚钱。增加财政能力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增加国家专制能力和汲取能力，另一条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家的有机能力（社会对国家需求的配合能力）。

雇佣兵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军队的忠诚度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雇佣兵既然是花钱买来的，那对手出更多的钱，就能策反你的雇佣兵。这个时候，欧洲基督教世界开始出现本国常备军-严格训练，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成员由本国公民组成，军队拥有民族主义思想，所以这样的军队忠诚度很高。这类战争中，英法这类兼具规模+财政能力的国家开始占据上风。按说，这个时候，那种带点商业元素的专制国家更能在战争中胜出。他们能动员庞大的军队，也能榨取足够财力养活军队。但英法常年战争的结果是英国胜出。

此时，战争对技术装备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战争还越来越烧钱（比以往要更烧钱得多）。有人可能会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向来就非常烧钱。我建议各位看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你就知道近代战争对财力那种需求程度只有高度商业化，工具理性效率导向的国家才能负担得起。你必须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一大笔钱，然后高效快速的换成后勤装备输送到前线。这种战争模式，对国家有机能力强的国家更有利。

这类国家的商人地位高，商业自由度高，整个社会弥漫着商业竞争带来的效率导向文化从而使得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富裕。与此同时，商人也享有政治权力，财产权受到政治保护，政府也按照效率原则行事。事实上，英国大革命后，新兴的商人阶层获得权力，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经济行动者与政治行动者合二为一。君主立宪后的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纳税人有权选举议员，结果是政府收到了比以前专制政府时期更多的税。英国的财政能力因此比法国要强很多。商业与军事竞争带来的效率导向，还促进了技术发展，导致英国在武器装备技术上常年世界领先。军事竞争需要强大的财政能力和高效率的后勤，这两者更有可能在一个宪政民主制度下产生；军事技术的进步同样有赖于促进技术发展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氛围，这个也只有亲宪政民主的国家才能提供。

总而言之，这个时候，专制国家打不过立宪国家，就像清末士大夫看到日俄战争结果后总结出来的宪政战胜专制。由此带来的同构压力，使得全世界开始学习工业资本主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要站上历史舞台，还缺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此前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为王权提了意识形态合法性，但又对王权构成很大制约。在近代以前全世界的意识形态都是比较排斥商人的，因为经济力量是一种弥散性质的力量，政府不容易控制；而追求自利的商人，也与反对私利的宗教相抵触。所以，在近代以前政府和宗教都不喜欢商人。但是在近代战争中，政治力量又不得不严重依赖商业力量，否则他们根本没钱打仗（事实上直到1800年前后，还经常发生国王找商人借钱打仗的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尤其是苏格兰学派的努力，诞生了亚当.斯密、洛克、边沁等著名思想家，他们一起构建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商人正名，为光荣革命后的立宪政府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亲商政府才能获得稳固统治。商业竞争带来的效率导向型文化才能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赵鼎新把现代社会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个“工业”？因为工业代表了一种效率优先的思维，代表着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式的生产，以泰勒制为管理原则，追求极致的效率。近代军队的组织与训练，其实也是按照完全同样的原则来进行。军队训练有标准化的步兵操典，所有动作都有标准可依，这些标准动作是经过常年研究后筛选出来的最优动作。武器装备也都是标准化的，军队中同职位的人用同型号的武器，同型号武器的零配件可以相互交换。这种标准化，可以使得政府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训练出拥有同等战斗力的军队。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