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說我在浪費時間

回到家，我貓一如既往地大叫著剛進家門的我，在腳邊打轉、蹭上氣味。在家睡了一整天，睡醒要撒嬌討摸，有時候肚子餓得早，替她換水後遞上晚餐。突然一陣暈眩，才發現我理智清楚，知道我能夠處理好這一切，身體卻誠實反應我的努力，有點失神、有點麻痺，不至於倒下，但我情緒早已經悄然越線。

工作業務中曾見過一面的外聘講師，在當天課程結束後遲遲未離開，堅持要待到鐘點時間才甘願離開，以示教學負責。原本幾名學員和講師閒聊，學員時間到也都離開了，外聘講師卻折返回會議室，儘管他的個人物品已經在門口櫃檯，整個空間只剩下他和我。

「不知道現在女生是怎麼想的，」講師靠近使我逐漸後退，我開始感到困窘，「妳現在是自己住還是跟家人一起？在附近嗎？自己住還是跟別人合租？為什麼不結婚？」這般唐突的話題讓我窒息而恐懼，門口被講師佔據，儘管笑容還掛在臉上，滿腦子想著我該如何全身而退。

和董事長外出的秘書回辦公室，我馬上反應剛才發生的事和我的不安，秘書自嘲著「怎麼都沒人問我這些？」試圖安撫我的情緒，說著不曾有人反應過類似情況——或許不是沒有人遇過，而是沒有人有足夠安全的出口說出來。

我說我要當面和董事長反應。

我以「可以不要讓我一個人在該課程開課時間處理業務嗎？」開頭，向董事長陳述昨天發生的狀況。先是

「妳要怕的是我啦！我長得比較緣投！」
「妳想說妳長得很漂亮喔？！」
「妳想太多了！」
「他沒有要對妳怎樣吧！」
「妳有對象就不會這樣了！趕快找個人交往結婚吧！」

這樣的玩笑話，試圖稀釋我的不安。但是我的感受跟這些有什麼關係？我還是努力表達我感到不適的原因：「密閉空間、只剩兩個人、他開始問我私事」的窒息感，堅持我的請求。

董事長又把問題丟回來：「我們也是因為一時業務需求，難道我們都不能離開辦公室嗎？」離開辦公室前又說「妳也沒有穿得很曝露呀，怎麼會這樣？」——為什麼你想的辦法最後責任都落到我的頭上？

這是我對公司留校察看的開始。

下次上課時，秘書積極協助接手課程相關業務，讓我能夠遠離暴風圈，然而講師看到我向他禮貌招呼，走進我的辦公區域，探頭將我桌上的講師領據擅自抽走，並在課後藉著詢問董事長是否離開辦公室為由，再次向我走近，凝視我，笑對著我說「你今天這樣很漂亮。」噁心感瞬間席捲而來。

秘書這次聽到我向她反應我的不滿，態度一反從前，選擇沈默，我感到不對勁，不論是對外聘講師或基金會的反應。在短暫以通訊軟體請求基金會協助處理，秘書表示會先初步知會董事長。

我先回到家，餵貓、洗澡、吃飯，沉澱了幾分鐘後決定撥 113 尋求相關法律知識，我感覺到我的狀態不太對勁，除了說出來、尋求支持和幫助，因為我很擔心董事長又會說我想太多，或甚至質疑我為什麼不大聲叫秘書出來等等，

我知道我情緒暗潮洶湧，同時我也不想被情緒左右，讓這些事就這麼算了，我想知道在任何情況下我可以怎麼回應、如何行動。

沉下心來將事件經過書面紀錄，我想好好表達自己需要被協助的請求，隔天早上請秘書收信。在用餐期間，董事長意有所指地說著前助理「善良」、「單純」，有些人工作能力很好，但是「心機深沉」，心裡想很多事情，「工作要注重和諧」，要能夠跟別人相處。

午後秘書向董事長初步報告信件內容後，勃然大怒。

「妳有什麼事不能用講的？」
「我看到妳寫這些我就不高興！」
「這有這麼嚴重嗎？」
「妳這是在威脅我嗎！」
「我在社會上走跳多久了！」
「妳才來多久就發生這些事！」
「我跟妳沒什麼利害關係，還把妳當家人照顧！」
「我已經說會讓他不要再來了妳還想怎麼樣！」

為什麼我堅持書面說明？因為在臨時會議的兩個多小時裡，我清楚感受到對話隨時可以被模糊焦點、被情緒帶走、被「我已經說會讓他不來了」一句話帶過。

白紙黑字，是我能為自己留下的唯一錨點。

同時間，他沒看完信件內容與說明：

本人希望與基金會共同妥善處理此事，並提出以下請求：

1. 請基金會啟動正式調查程序，釐清該講師之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
2. 即日起，請安排該講師不得進入本人辦公區域，並於本人工作範圍內保持至少一步以上之距離。
3. 請賦予本人不須主動與該講師打招呼之權利，免除本人於職場禮儀上的額外負擔。
4. 請將本人自課程所有相關事務中完全抽離，包含但不限於講師費領取、簽收文件及課程期間之接待事宜，改由其他人員處理。
5. 本人誠摯建議，公司可主動向地方勞工局或性別平等處洽詢適當的處理程序與做法。主動諮詢不代表承認錯誤，反而能協助公司依法保護自身與員工，避免日後不必要的風險。
6. 請以書面回覆本人，說明後續處理方向及預計時程。

本人深知基金會規模較小，處理此類事件或有一定難度，提出上述請求並非意圖製造對立，而是希望透過正式程序，讓雙方都能在清楚的框架下妥善處理。本人期待基金會能正視此事，共同維護安全的工作環境。

若基金會在合理期間內未能啟動調查或採取保護措施，本人將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此點在此如實告知，無意以此作為威脅，僅希望程序透明。

這其中主要訴求不是對講師的裁決，而是對權利受侵害者的保護，一個真正可以安全工作環境。

然而，《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三條規定，員工未達十人的組織，連訂定申訴管道的法律義務都沒有。這不只是一個董事長的個人選擇，是制度本身給了他這個空間——他可以用情緒回應，可以口頭裁決，可以不留任何紀錄，完全合法。

問題從來不只是他這個人，而是這套系統讓某些人可以不負責任。

但不論規模大小，雇主知悉性騷擾情形時，都有義務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合理期間不是立即、草率的反應。董事長口口聲聲說著那個老師不對，卻不斷把矛頭指向吹哨者，不但沒有想要釐清事實，試圖以「妳想太多了」、「妳把人想的太壞」模糊焦點，並且將自己無能溝通歸咎於「書面說明」是種威脅。

董事長花兩個多小時逼迫我接受他單方面對外聘講師的「裁決」並拒絕調查與書面回覆。顯然這工作真的沒什麼事，主管心情不好可以隨便浪費兩個小時，還可以要求介紹我這份工作的介紹人「立刻」到辦公室來一趟，讓人處理他的情緒。介紹人是有自己的正職工作。

腹背受敵的狀態下，我錄下對話，對於他的裁決，我堅持以「我尊重您的決定」回覆，不表態接受或拒絕，先保障自己能全身而退，保留後續行動與話語權。

這種受了傷卻要小心自己被模糊焦點、咎責，試著求救反被要求顧慮其他人的感受，那種孤立無援的感覺，我並不陌生。但不管經歷幾次依舊讓人心驚。

我回想起，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曾不只一次遭遇讓我感到不舒服甚至受到侵犯的經驗。

小時候，有遠房親戚來家裡拜訪，那時我開始長出身體界線意識，對方仍會在眾人面前對我摟抱、過度親近。當我表現出抗拒時，身旁的大人並沒有伸出援手，得到的回應卻是「對長輩這樣很沒禮貌」。

後來，長輩邀請我與親戚熟識的友人一同出遊時，又遭遇了更嚴重的事件——在洗澡時被偷拍。當時我期待大人能夠保護我、支持我追究責任，然而身邊的人卻更在意對方家人的感受，希望我不要把事情鬧大；甚至連警察也以各種理由淡化問題，讓我感受到自己的聲音並沒有被認真對待。

回頭看這些經歷，我發現真正讓我困惑與受傷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每一次當我試圖表達不舒服、試圖保護自己的時候，周圍的人似乎都在告訴我：「以德報怨、以和為貴比較重要。」

可如果所謂的和諧，必須建立在我的感受、界線與安全被犧牲的前提上，那真的是和諧嗎？我常常反覆思考：如果當時的我能更堅定地拒絕，如果我選擇不同的做法，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但隨著年紀增長，我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藏著另一個更深的疑問：

為什麼當所有人在努力維持和平時，被排除在這份和平之外的人，卻是我自己？
為什麼我永遠要當個「有能力」的人？

過了一個週末，秘書卻向勞工局提出通報。

通報書裡有一欄，需要描述當事人的情況。她把表格推向我，說：「這部分妳自己寫。」

我看著表格愣了一下。這是一份由通報人填寫的文件，依照制度設計，這本是通報人對事件的觀察與紀錄。於是我告訴她：「這份通報書是由通報人填寫的，所以這部分應該由妳寫。」

沒想到她立刻往後退了一大步，眼睛一閉，直搖著頭，雙手揮舞著。

「這是妳的事情，我有權利不表達吧？我不知道！這是妳要說的，我沒辦法幫妳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了——有些人並非真的不知道，而是選擇不知道。因為不知道，就不必承擔責任；不知道，就可以與事件保持距離；不知道，就能繼續相信自己與這場風暴無關。

我覺得很無奈，同時我也理解她。

她不是壞人，她只是那種希望日子好好過、不想正面衝突、能不選邊站就不選邊站的人。這樣的人很多，我們身邊都有。她的「不知道」不是謊言，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只要不知道，就不必承擔，就可以繼續當一個沒有捲入任何事的普通人。

但有一件事她可能沒有意識到：她的角色讓她從來就不是局外人。她是通報人，她是每天在場的同事，她是那個聽見我說「我不舒服」的人。這個位置本身就帶著某種責任，不是因為她想要，而是因為她在那裡。只是她不這麼覺得。在她的理解裡，她只是來領薪水的，我的事是我的事，她有權利不表達、不介入、不知道。

這何嘗不是一種「平庸的邪惡」？

哲學家漢娜·鄂蘭在觀察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後，提出了這個概念。艾希曼不是一個充滿仇恨的惡魔，他只是一個服從命令、做好份內工作、從不多想的普通人。鄂蘭的洞察在於：傷害的發生，不一定需要惡意，只需要不思考——不思考自己的行為對他人意味著什麼，不思考自己在更大的結構裡扮演了什麼角色。

秘書不是艾希曼，這件事也遠不是大屠殺。但那個邏輯是一樣的：只要我做好我的部分，其他的事與我無關。只要我沒有主動傷害你，我就是清白的。

問題是，在一個有人正在受傷的現場，「置身事外」從來都不是中立的。

不只是這段經歷，許多人面對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時，都會熟練地行使這種「緘默權」。

他們努力遠離暴風圈，避免被捲入任何風險之中。他們自認中立，主張以和為貴，卻不知道這樣的和諧往往只是鄉愿。他們以為自己置身事外，卻忽略了當一個人正在遭受傷害時，沉默本身也是一種立場。

傷害不只存在於主動攻擊的行為裡，傷害也存在於旁觀、推託、切割與逃避之中。

它存在於一句「不要把我牽扯進去」，存在於一句「我不知道」，存在於一句「大家和平一點就好」。這些話聽起來沒有惡意，甚至顯得理性成熟，但當受傷的人正在努力為自己發聲時，這些話產生的效果，往往與傷害站在同一側。

我甚至記得，秘書在向勞工局詢問時，以「被行為人」稱呼身為同事的我。那或許只是程序上的法律用語，但當原本每天一起工作的人，開始用案件中的角色名稱稱呼你時，那種感受很奇怪。彷彿我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份案件、一個編號、一張等待處理的表格。

然而對我來說，那不是案件，那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恐懼、我的憤怒，以及我每天都必須面對的現實。更諷刺的是，當你決定說出來、訴諸法律，總會有人告訴你：「這樣很麻煩」、「浪費時間」「浪費錢」、「算了吧」、「離開就好」、「我這樣說是為妳好」⋯⋯

但我一直想問，這個「好」究竟是誰定義的？

當你不了解事情經過，不清楚相關制度，不確定法律規範，也不明白我正在承受什麼時，是什麼讓人如此篤定地告訴我什麼才是對我好？

有時候，人們口中的「為你好」，其實並不是真的希望你好，而是希望事情趕快結束，希望場面恢復平靜，希望不要有人繼續指出問題的存在。因為問題存在本身，就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於是我漸漸理解，真正讓人疲憊的，未必是單一事件本身，而是整個環境對待事件的方式。

當所有人都在努力維護表面的和平時，受傷的人卻必須獨自承擔衝突帶來的代價；當所有人都急著回到原本的秩序時，卻沒有人願意停下來問一句：「你還好嗎？」

我並不是反對和平。

我只是開始懷疑，如果一份和平必須建立在受害者的沉默、委屈與退讓之上，那麼那究竟是和平，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壓迫？

如果一個環境需要我不斷壓抑自己的感受、放棄自己的界線，才能維持它表面的和諧，那麼真正應該被保護的，究竟是這個環境，還是身為人的我自己？

我們都錯用「以德報怨」、「以和為貴」的原意了。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憲問篇》

解釋有人問孔子：「用恩德來回報對自己不好、結下怨恨的人，這樣好不好？」孔子認為如果別人傷害了你，你反而用恩惠回報，這是不講原則的鄉愿，容易導致是非不分、姑息養奸，也讓真正有恩於你的人得不到對等的感激。不如以公正、正直的態度來對待怨恨你的人，而用恩德來報答曾經對你有恩的人。

所謂的「直」，是指正直、公正、理直氣壯。面對惡意，不屈服也不委屈自己，給予合理的反擊或劃清界線，這是保護自己、要求他人互相尊重的智慧。

孔子主張社會互動應建立在「互相」的基礎上，恩怨分明，對好人施以恩德（以德報德），對壞人保持正直與原則（以直報怨），才能建立健康的社會關係。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論語·學而》

「禮」的運用，以追求「和諧」最為可貴；但如果一味只求和諧，卻不用禮法來節制約束，是行不通的。

禮的制定不是為了僵硬地分出尊卑或束縛人性，而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相處得更融洽、和諧。如果只顧著討好所有人（鄉愿）、盲目追求表面和平而失去了規矩與道德底線，社會就會失去秩序。

「以和為貴」應該是各方關係都和平，而不是要求感到不舒服的一方噤聲、忍讓、犧牲、委曲求全、以德報怨，那不過是慷他人之慨、表面上的假和平，而且是變相暴力。

「你想太多」「把人想得太壞了」「有這麼嚴重嗎」「不合群」——這些話一刀一刀把責任刺向吹哨者身上，對外塑造吹哨者的負面形象，就是在社會上「熱心公益」的前輩／長輩們的風範。

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聽到他批評離職員工。

末日電影裡描繪的「殭屍」我想在現實生活裡就是長這樣吧，並不是作奸犯科、罪大惡極的壞人，而是思想僵化、不願更新的人。他們緊抓著以他們過去的經歷構築的「現實」，維持「世界和平」。

那些承襲日治時代教育、活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代的長輩們，習慣了威權勝過一切，親身體驗極致人治的扭曲憲政體制。

我出生那年，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開始：臺澎金馬地區解除臨時戒嚴與戰地政務，立法院全面改選，海外黑名單解除、身分證從註記籍貫改為出生地、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按省區定額錄取制度廢除——那些曾經只屬於掌權者的話語權，開始一點一點還給普通人。我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也在這樣的環境裡，學著開口說話。

社會如此，我也如此——都在努力從承襲威權、缺乏對話的環境裡，分化出屬於自己的意識。

民主法治社會不是一番兩瞪眼，民主不該是情緒性多數暴力，民主伴隨著混亂，民主沒有效率，民主無法 TL; DR ，民主需要對話，民主是一種方法、一種選擇，而不是結果，民主需要時間沉澱。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能夠表達我的不舒服，對方也能夠有機會為自己辯白。我相信同一件事有各種視角，卻不接受要求所有人裝聾作啞以某個視角為主。健康的合作關係經營不是讓強者更強、年紀大優先、前輩優先、威權優先，以前那番作派行得通，不代表「合理」。

比起外在世界，我力所能及的是優先維護我內在世界的和平。

制度設計了出口，卻沒有設計引路人。

台灣的《性別平等工作法》是分級的：員工十人以下的組織，沒有訂定申訴管道的法律義務；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才需要建立申訴管道；三十人以上，才需要完整的防治措施與懲戒規範。規模越小，制度保護越薄弱。

薄弱，不等於沒有。法律同時規定，不論規模大小，雇主一旦知悉性騷擾情形，就有義務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與補救措施。微型組織若無法自行調查，可以委由外部專業人士協助——這個選項存在，只是沒有人主動告訴你。

這正是問題所在。當雇主選擇不動，當同事選擇不知道，當被害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可以要求外部介入——那個出口就形同虛設。

制度的漏洞不只在法條的空白，也在資訊的落差。

一個人要在受傷、孤立、被質疑的狀態下，自己找到那扇門，自己推開它——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的要求。

然而，通報書的設計本身也有問題。它要求通報人描述當事人的狀況，卻沒有任何機制確保通報人必須如實填寫，也沒有人在這之前告訴她這是她的責任。制度把最難開口的那一步，留給了最孤立的那個人。

下班回家後，收到董事長請秘書回覆的信件了。內容避重就輕，全然沒有提到他主張對該講師的裁決，顯示他的話語毫無保障、虛弱無力。這正是他對我書面說明感到憤怒的原因吧。

除了制度設計，健康的溝通，也正是這個社會還在學習建立的東西。

我們沒有被教過怎麼在衝突裡好好說話，也沒有人告訴我們，當一方受傷、另一方防衛，對話還是可以發生的。於是很多事情就這樣爛掉了——不是因為沒有解法，而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先停下來聽。

其實我在這件事裡的初衷很簡單：我只是想好好工作。我試過口頭說，試過書面請求，我想表達的不過是「我需要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結果我被當成麻煩，彼此之間的信任就這樣碎掉了。就算是那個佔了上風的人，我不相信他真的好過。一段失敗的關係，沒有人是贏家。

我知道這一切可以就此打住。

法律保障我的工作權，沒有人可以因為我說出口而強迫我離開。我可以繼續待在原來的位置，繼續餵貓、繼續工作、繼續讓日子轉動。

但法律保障的，終究只是最低限度的生存。它無法保障尊嚴，無法保障信任，也無法保障一個人在遭受敵意／傷害後，仍能安心地待著。

龐大的情緒壓力讓我夜不能寐，睡了也從夢中驚醒，神經緊繃的我早上醒來全身酸痛，食不知味。

我貓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只是照常撒嬌討摸、在我腳邊打轉、衝到我面前讓我拍她屁股、坐在床上大叫催促我睡覺、或靠在我身邊睡著，用她的方式告訴我她在。

有人說吞下紅藥丸，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我想那是真的。你會開始看見這些事不只發生在你身上，也不是第一次發生在這個世界上。你會開始明白，那些叫你忍的人，從來不是孔子，只是一群習慣讓別人付代價來維持他們的平靜的人。

我不甘心，這是真的。但我的不甘心，不只是為了這件事本身。我捨不得這個世界繼續用負能量循環，捨不得還有人走進同樣的困境、遇見同樣的沉默、聽見同樣的「妳想太多了」。以怨報怨，最後所有人都輸。

我也選擇把能量花在值得的地方，這也是真的。兩件事同時成立，互不相抵消。

撐過來的方法其實很簡單，也很笨：說出來，為自己說話。
照顧身體，讓身體先好起來，心理會跟上的。
不等待一個完美的結果，只是繼續往前走。

我們已經為自己走出很大的一步了。人生還很長。

如果你正在經歷類似的事，如果你身邊沒有值得傾訴與支持你的對象，我希望你知道：113、1999市民陳情平台、勞工局、1925安心專線（情緒支持為主）——這些管道存在，不是用來製造麻煩的，社會資源是用來讓你不必一個人扛的。

我不是在教你怎麼做，我只是希望當初有人告訴我這些。

這件事還沒有結束。但今晚，我先去陪我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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