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90後對中國有距離感?

在探討「為什麼台灣90後對中國有距離感」這個命題前，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核心共識：認同是一種極其私密的權利。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個人選擇稱自己為「中國人」應是完全沒問題的，認同不該被過度政治化，更不應如現今部分社會氛圍般，將「中國人」直接視為匪諜的代名詞。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其價值在於不強迫他人改變自我認同，只要每個人都能在不侵犯他人權益的前提下和平共處，這種包容性才是文明的體現。

這種包容也應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例如本題提到的「90後」，本身就是標準的中國用語，指涉西元1990年後出生的人。我不認為在台灣語境中使用中國用語有本質上的問題，畢竟語言是流動的。從歷史縱深來看，「支那」自古以來亦是中性詞，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並不以此為恥。然而，我們必須正視語境的變遷，在1930年至1945年的戰爭背景下，該詞被賦予了強烈的歧視意圖。若現代社會有更中性、準確的詞彙能表達，為了尊重不願承受歷史歧視陰影的人，選擇不使用該詞便是一種文明的選擇。因此，我個人更偏向使用「中國用語」而非帶有調侃與刺激性的「支那用語」。

關於語言歧視的矛盾，手遊圈是一個極佳的觀察點。現在盛行的「歐氣」或「酋長」來指代運氣好壞，許多人——包括不少具備強烈台灣主體意識的人——在使用時並未察覺其背後的種族歧視意涵。諷刺的是，「歐氣」源自中國網路用語，部分中國人與部分台灣人平時都用得很開心，卻不知其背後的歧視意味，弔詭的是，這些人往往在面對自身身分認同被歧視（如中國被叫支那，或台灣被叫中國台灣）時，又會感到極度憤慨。

回到正題，我認為「90後」台灣人對中國產生顯著距離感的關鍵轉折點，始於2008年。在那年前後十年間的國內外情勢演變，讓這代人的世界觀與前幾代產生了巨大的斷裂。

首先是中國國力的「突出性巔峰」。自199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累積的能量在2008年北京奧運達到頂點。當時中國無論是經濟實力或透過大外宣展現的文化自信，都正向世界宣告其崛起。必須強調的是，這個崛起對90後台灣人最初並非全然負面，事實上，許多現在大聲宣告「反中」的台灣90後，當初可能著迷過中國的影視戲劇，甚至實地去過中國工作過。然而，中國崛起的附帶品「霸道」與隨後的戰狼姿態，逐漸磨損了台灣人天生「慕強」的心理，讓原本的欣賞轉化為防備。

其次是美國與西方秩序的鬆動。2008年美國發生嚴重的金融海嘯，雖然美國至今仍維持世界霸權，但那一年國力的顯著衰退與金融體系的崩潰，打破了西方模式不可撼動的神話，也間接導致了後續地緣政治的強勢消長。

第三點，也是最直接影響90後感受的因素，在於台灣內部的世代衝突與經濟話語權的失落。當時掌握經濟命脈的「40後」與「50後」長輩，多半在中國90年代崛起時享受過紅利。在他們眼中，中國人才是「便宜又好用」的代名詞，並以此為標準，回頭用各種負面標籤來形容台灣剛成年的年輕人。這種「家長式的情緒勒索」，將中國營造成一個競爭威脅與教訓後輩的工具，反而讓90後對那個「長輩口中優秀的對岸」產生了極大的排斥感。

最後是第一點的附帶產品「戰狼式外交」。2008年後，中國在國際上採取強硬姿態，許多在國外求學、旅遊的台灣人，親身領受過那種窒礙的壓迫。這正如「北風與太陽」的寓言：當中國越是用力強迫台灣人放棄自我認同（無論是台灣認同或中華民國認同），台灣人為了保護自我的存在感，反而會像穿著大衣的旅人，將原本的認同抓得更緊。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距離感的產生與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並非直接相關。馬英九當年的勝選，很大程度源於民間對陳水扁任內弊案的不滿。然而，馬政府上任後過度傾斜的經貿政策與更深化的家長式說教，確實加速了台灣內部焦慮的累積，最終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中全面爆發。從2008年開始，種種國際局勢的變遷與台灣內部的代際情緒勒索，共同鑄就了一道無形的牆。對90後的台灣人來說，這種距離感並非刻意的仇恨，而是在面對強權壓迫與長輩勒索時，為了守護自身生活方式與認同主體性，而不得不保持的社交距離。與鄰居保持距離，有時只是為了確保自己能在自家的客廳裡，安靜地做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