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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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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黃老之學(3):江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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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治水到治世的王道智慧

原文江:
海之所以能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浴王。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隼而弗猒也,非以其無諍與?故天下莫能與諍。

白話:
江海因為居於低處,所以才能成其廣大。因此,若想民聽從,須以民為本,若想民跟隨,須以民為先;處處為民設想,民眾自然愛戴。天下愛而不足,因為其不為己,所以天下歸心。

江海之所以能成其浩瀚,是因為它居於廣闊的低處。正因為在低處,才能匯聚百川、容納萬流。治世之道也是如此。若想讓百姓聽從,就要站在百姓立場;若想讓人民跟隨,就要優先照顧人民。

凡事為民著想,民心自然歸附;天下之所以願意擁戴,正因為他不為自己。站在天下人的立場思考,自然會得到天下人歸心,這是理所當然毫無爭議的道理。這,便是「江海之道」,亦是華夏王道的開端。

這一篇文章,應該源於夏初。那是一個大禹治水之後的時代。當時的人們,親眼見證了洪水得以平息,山川重歸有序,萬物得其所安。正因為大禹以效法自然之道治水成功,天下諸侯推奉他為共主,道法自然的「王道」之學,也就在此時萌生。

於是,「治」— 這個字,不再只是專指「治水」的整頓措施,隨著夏朝的長治久安,而演變為各行各業各式各樣的治理智慧。「百浴王」可以比喻為諸侯之王,一個個「浴」就如同天下的諸侯。

「浴」這個字,由「水」與「谷」組成,原意就是水流入谷中。所以,凡是能容水的低谷,都可稱為「浴」;「江」是流量巨大的浴,「海」則是一望無際的浴。在《山海經》中也常見「浴」的用法。像《海外東經》記載「十日所浴」,那並非指沐浴之處,而是形容十日航程的遙遠與遷流。

由此可見,在夏朝的語境中,水不只是自然現象,更是政治與哲理的象徵 — 象徵著道法自然,理所當然無可爭議的王道之源。「法自然」是夏朝黃老思想最核心的精神。水往低處流,這是自然的法則。江海之所以能如此廣大,正因為地勢低而寬廣,低而能載,廣而能容。人性多趨利避害,唯有能造福眾生者,才能真正獲得人心。

言以民為本,民自然聽從;事以民為先,民自然跟隨。這種以民為本、順勢而治的智慧,正與江海容納容百川的道理相通。

然而,到了周代之後,「王道」的精神漸漸變質。昔日「公乃王」的理念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封閉與自私。天下,被視為周天子的家產;諸侯,則成了為王室看守疆土的僕隸。當王道失其公心,

天下便再無共主,分封之制終成裂痕。西周僅兩百餘年便崩潰,東周雖名存實亡,卻延續著五百年的動亂。這,正是華夏史上第一次大分裂 —一場因失道而起的浩劫。所謂「道德之治」,並非出於人為強制,而是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結果。

唯有深明這份「自然之理」,才能真正理解何謂「治而不干、化而無形」。這,正是夏朝黃老學的立論基礎 —道法自然。在古代,海被描述為一望無際的「浴」。那是一切水流最終的歸宿,也是天地容納萬物的象徵。

根據海內經推斷,在大洪水之後,全球的水位至少曾升百餘公尺,原本的山谷與平原,都被洪水吞沒,化為江湖無際的水鄉。彗星帶來多餘的水,只能靠生態自我調節。隨著地球吸收消化,多餘的水勢慢慢退散。這大約耗時一兩百年。

兩湖盆地 — 也就是今日的洞庭湖與鄱陽湖一帶,這曾是《海內經》中的南海,經過一兩百年的沉澱與變化,在大水退去之後,這一片浩瀚的山谷,就變成「雲夢大澤」。等到雲夢大澤完全乾涸,就留下如今的洞庭與鄱陽。這一場天地的轉化,不僅是一段自然史,

更是一場關於「道」的啟示:順應天地之勢,方能化險為安,成其久長。「治」這個字,之所以被廣泛使用,正是源自大禹治水的成功。從那之後,「治」不僅代表治理水患,也成為政治、治國、治病、治學、治軍...的根本理念。

在夏朝初期,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安天下、平洪水。而這份「治水之智」,也被延伸應用於萬事萬物之中。於是,諸如【江海之所以能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浴王】這樣的王道思想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

然而,到了漢代,儒者對這段思想作了改寫。他們用「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取代了原本的「非以其無諍與?故天下莫能與諍」。看似相似,實則大不相同。《道德經》偷換了人們民本思想的概念,而用君本思想包裝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謙虛姿態,使人關注「虛偽的謙讓」,而忽略了「以民為本」的真正精神。

「無諍」並非「不爭」。「不爭」是一種不自然的壓抑,就像防堵一般,最終經受不住慾望洪流的衝擊,而「無諍」,則是理所當然,自然而然,而毫無爭議。因為「道法自然」,當然就能達到這種「無諍」的境界。

此外,劉徹與漢儒,還對原文作了細微卻關鍵的改動。原文本是:「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居上而民弗重,天下樂隼而弗猒。」

然而卻被他們改成了:「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看起來似乎只是文字的簡化,其實,卻暗暗改變了整個語氣與方向。「欲上、欲先、處上、處前」,這幾個詞中都蘊含著強烈的「欲」與「位」的意識 —那種對權力階序的執著,讓原本以民為本的思想,變成了帝王用來操控人心的手段。

若以君本思想去解讀,「欲上民,必以言下之」就成了帝王術的權謀:像是被責罵的臣子了解他們的需要,解決他們的困難。

千古以來,多少帝王談「無為」、說「仁義」,卻忘了「無諍」的真義 —不是退讓,不是權術,而是道法自然,理所當然。【道法自然】,這四個字,既是夏朝的智慧,也是人類治世、治心的永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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