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阻吸烟遭裸检事件是否有另一种可能：那些遵循“正规渠道”举报吸烟的女生，后来又怎样了？

深圳的王女士（网名“来杯姬尾酒”）在社交媒体讲述了她于4月24日的遭遇。王女士称，她在公交车站等车，一旁的男子在抽烟，她避不开二手烟，决定走向抽烟男子说：“你好，公共场所，把烟灭了吧，我们几个女生闻着也难受。”

男子回应此处没有禁烟标志，拒绝灭烟，双方随后发生口角。王女士拿起手里的饮料，浇灭对方手中的烟头，把瓶子丢在地上。男子捡起瓶子，朝她身上砸去。

她决定报警。

派出所内，办案警察告诉她，“浇灭烟头”的行为涉嫌侮辱他人，她可能被行政拘留五天。“监控我们看了，其实我们也抽。”警察补了一句。

进入治安传唤区域前，警察要求她趴着墙、脱光衣服、内裤脱到膝盖以下，接受搜身。她有 1200度高度近视，仍被要求摘掉眼镜。

在传唤区，她不被允许躺，也不被允许站。她多次呼叫上厕所，无人应答。最终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带她如厕，门必须开着；蹲坑围挡仅一米高，脱衣服会被大厅里的人看到。工作人员催她快点。慌乱中，她尿在了连体毛衣的袖子上。

警方随后告知，若坚持要求处罚吸烟男子，她本人也将被行政拘留；若是愿意和解，可以离开。巨大精神压力折磨下，她签了谅解书。

当晚十点，她在微博写道：“我现在浑身发抖。我不是害怕拘留这件事，我是恨。”

次日中午，她的相关微博被陆续删除，账号以“宣扬仇恨信息”为由被禁言七天。

随后，新华社发布深圳光明区联合调查组通报。通报证实王女士在微博所述的与吸烟者冲突经过、被警察要求脱衣搜身细节属实。通报并未回应部分网络争议，如对她裸检是否必要、合法、正当。

女性权益律师赵一婕指出，隐私部位检查的法定门槛极高，核心原则是“能不检则不检，全程最小侵害”，合法情形仅限三种：合理怀疑藏匿违禁品、嫖娼案件强制排查性病、隐私部位伤情或特殊生理特征鉴定。浇灭烟头即便被认定为涉嫌侮辱，仍属普通治安违法，“远未达到裸检的法定门槛”。

通报末尾称，男子因违反《控烟条例》被行政罚款50元。但通报未提及，他是否同样涉嫌侮辱、是否同样接受了脱衣检查。如今事件已过去一个月，深圳官方未就裸检的合法性作出任何回应，亦无执法人员被问责。

事发翌日上午，广东省党媒《南方日报》发布“深圳两男子在公交站台吸烟被罚”的微博，作为正面执法事例对冲舆论，登上热搜，阅读近1500万。

随即登上热搜榜首的，是“路人无权强行阻止他人公共场所吸烟”等词条，由《大河报》等地方机构媒体发起。该论点被主旋律网红“地瓜熊老六”等强调：“发现有人吸烟，你可以举报，但是，你没有执法权制止 —— 你可以非法制止，只要愿意承担法律后果就行。”

与此同时，大量网民翻查王女士过往微博，指控她为“台湾陆配”、“别有用心”、“境外势力挑动性别对立”、“女权碰瓷”。

那些“走正规渠道”举报吸烟的女生，后来怎样了？

2025年，深圳卫健委曾发文《二手烟，其实是一种霸凌》。文章写道：“（劝烟者）勇于发声，轻则被说不懂事、太矫情，重则面临被怼、被打、被网暴的风险。”

深圳市自称中国控烟的标杆。2013年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是全国首部全面禁烟的特区立法，世卫代表称其为“典范”。深圳创新建立了“举全市之力”的联合控烟制度，以卫健部门主导，共23家单位组成控烟联席会议，以及八家单位共同执法。从控烟“电子眼”到“别抽啦”投诉小程序，再到全国首个《无烟场所建设规范》地方标准，深圳官方反复以“全国控烟最头铁的城市”自居。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15岁以上吸烟率为17.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来杯姬尾酒”事件使舆论质疑深圳官方控烟卓效、“女性友好”的论述，深圳被网友嘲讽为“表演型城市”。有网民认为，这不只是吸烟者和劝烟者的单纯治安纠纷，而是中国政府禁烟立法与执法长期失效的典例，亦是中国女性在诉诸公权力救济后受到暴力和羞辱对待的缩影。

如果“来杯姬尾酒”没有浇灭那个烟头，而是通过拨打12345政务热线，或是在“别抽啦”政务小程序等“官方正规渠道”投诉举报，事情会是另一种走向吗？《新新闻》采访了两名生活在深圳的女生。

2024年，晓敏在深圳一家餐厅吃饭，见到大厅里多名男性顾客吸烟，于是在12345政务小程序上投诉，并附上了吸烟顾客的现场照片。她向《新新闻》展示的政府回执写道：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到该餐厅检查，发现餐厅在显眼处张贴了禁烟标志，并已设有禁烟督导员监督吸烟问题。

2025年，晓敏在另一家餐厅遭遇完全相同的情形。她再次投诉。区政府回复称，执法人员到场后发现没有客人抽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行为，所以不予立案。

“执法人员没看到有人抽烟，就否认了我投诉有人抽烟的事实，其实就是懒得管，”晓敏说，“明明我已经提供了抽烟顾客的现场照片了，他们照样否认。”

她害怕直接上前劝阻吸烟者会遭遇暴力。“抽烟的都是男的，很多看起来就很凶恶、很有攻击性，我一个女生，瘦瘦小小的，和他们力量悬殊那么大，害怕他们暴躁起来打人。”

平时，她走在马路上、在高铁站上下车，随处可见站着抽烟、或者夹着烟边走边抽的男人。“我必须屏住呼吸，走很长一段路，直到憋不住了才换气，结果又是浓浓的烟味”，她说，“到家后，三手烟都留在我的衣服和头发上了。”

在熟人的饭局上，晓敏试过当场劝阻吸烟。有次亲戚请客吃饭，在座的烟民很多，她特意带了一支除烟味喷雾。一个男人坐在她旁边，手臂搭在椅背上，手里夹着烟，烟直冲她的方向。她拿出喷雾，对准吸烟者手上的烟喷了过去。对方有点错愕。她说了句“臭死了”，起身走出去，没再回到饭局。

“来杯姬尾酒”裸检事件后，晓敏气愤又伤心。“我为她感到痛心，遭到这样的侮辱，对精神会有多大的伤害。"她坦言感到失望：“中国经济发展了，但这些烟人的道德水平怎么还是那么低？”

同样在深圳生活的萱萱，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今年初，她在深圳的一家购物商场的餐厅内看到有人抽烟，立刻打电话给12345，称商场里有人抽烟，违反深圳控烟条例。对方回应称，会派公安执法人员到场查看。第二天她再打给12345追问进展，接线员反馈称，公安民警到场后，未发现抽烟相关情况。

后来公安机关打电话回访，问她是不是曾经举报有人在室内公共场所抽烟。萱萱反问，你们为什么还不解决？对方回答：“公安不管抽烟问题，要找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只管刑事案件。”

“互相踢皮球，”萱萱说，“这个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晓敏与萱萱的经历，并非偶然。

女性用户为主的小红书平台上，“举报公共场合吸烟”的经验分享和教学贴不计其数。一篇题为《手把手教你举报公共场合吸烟——超细教程》的帖子，获得1.5万赞、6500收藏。该女性博主列举了拍照取证、打12345、电话回访相关部门等七部教程，并一一列举了遇到政府工作人员“去了现场没看到人抽烟”、“监控坏了”、“情节轻微已批评教育”、“内部研究”、“感谢监督”等敷衍话术的回应方式。

这条帖子的评论区里，绝大部分亦是女性用户，向博主表示感谢。但也有人称，她们看见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抽烟，没法儿管。

类似帖子中，大量女性用户贴出了各地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街道办事处的回复。官方回复格式高度雷同：派工作人员到场、派发禁烟标志、对经营者进行禁烟宣传教育、督促经营者日后及时劝阻吸烟。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在事后方可到场，姗姗来迟下，对受害者当下的二手烟遭遇，无从追溯。部分受害者要求吸烟者道歉，被街道等部门告知“没有执法权”。

“来杯姬尾酒”事件，也并非女性劝阻吸烟并被暴力对待后，首个引发广泛讨论的社会公共事件。

2021年3月，女权运动者肖美丽在火锅店劝阻几名男性顾客吸烟，被对方泼茶水，火锅油溅满全身。她将现场视频发上微博，立刻冲上热搜第二位。最高检察院主管的《正义网》表态“给劝阻吸烟者撑腰”；新华社称“公民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内的吸烟者停止吸烟”。

但舆论风向随后倒转，主旋律网红“子午侠士”、“上帝之鹰”等，对其发起大规模网暴。除了性语言暴力，还指控她为“间谍”、“境外势力”、港独藏独疆独等。肖美丽的微博账号被炸，淘宝店商品下架，声援她的许多女权博主均被删帖炸号。这是近年来女权博主被言论审查封禁的最大规模事件。

2024年12月，演员徐娇在长沙一家餐厅就餐时劝阻一名男子室内吸烟未果。她拿出手机录证据，男子抢走手机，把烟头扔进她的碗里。

报警后，警方告知她，“长沙室内抽烟并不违法”，无法对男子作出罚款处理。男子提出，若徐娇删除视频，他愿意道歉。警方支持该男子提议。

女性自行劝阻吸烟，会被吸烟者泼水泼油；发视频到社交媒体，会被删帖炸号、被网暴；报警，会被要求脱光衣服裸检。女性若是默默离开，打12345或在政府小程序举报，往往得到敷衍了事的形式主义回复。

每一种选择，最终都指向相同的结局。

禁烟执法：八家单位稀释权责，择期“表演型”运动式执法

萱萱被告知“公安不管抽烟，要找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那一刻，是控烟条例制度缺陷的体现。

《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公安、城管和综合执法、市场监督管理、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交通运输部门，按场所分管禁烟执法。有实证研究指出，控烟并非任何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而责任分散、部门间缺乏协调，必然导致执行不力。

举报系统亦缺乏对吸烟者和经营场所的有效惩罚。政府工作人员处理吸烟问题的滞后性，导致其难以惩罚现场吸烟者，也因此难以处罚经营场所。《新新闻》根据采访和梳理社交网络相关经验分享，发现执法者往往仅对场所经营者进行督导、宣传、教育，鲜少见到惩罚措施。

端传媒在解释性报道《当禁烟问题被塑造成个体矛盾，被遮蔽的问题是什么》中指出，公共场合禁烟的执行难，和中国政府的“运动式治理”、“面子工程”一脉相承，也暗合了深圳在本次事件中被嘲讽为“表演型城市”。

大型赛事和国际会议是典型的禁烟风向标。2022年杭州亚运会前，杭州市政府还联合了14个部门集中控烟执法。深圳筹备今年底亚太经合会议（APEC）时，官方通稿称，政府组织了多次控烟宣传和巡查活动，以“符合国际通行的会晤礼仪”。

而“来杯姬尾酒”事件，就是在深圳市政府于APEC峰会前的控烟巡查期间内发生的。

禁烟立法：中国烟草权倾朝野，系统性阻碍禁烟

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却消费了全球近一半卷烟，每年2.4万亿支。中国有三亿烟民。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使用率下降11%，中国仅下降1%。

2022年，中国烟草贡献利税1.44万亿元，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7%，相当于当年国防预算。烟民戏言：“点烟就是帮国家造军舰”。

控烟不可能依赖执法人员“打地鼠”，而磅礴增长的烟草消费数据反映了控烟“越控越多”。

中国普遍的吸烟现状，背景是政企合一的中国烟草公司，作为纳税大户和副部级央企，系统性影响中国政府的烟草政策、控烟立法。

端传媒在联合调查报道《1.4万亿人民币如何绑架政府？中国控烟博弈》指出，中国烟草公司有策略地拖延、阻止了国际控烟公约在中国的落地和实施，并利用其国有企业和纳税大户地位，影响中国高层领导，削弱公共卫生政策。

中国负责烟草专卖和生产的公司只有一家，即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烟草”），加挂“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牌子，以“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方式，垂直管理各地烟草市场，又负责各地卷烟生产和制造。以著名香烟品牌“云烟”为例，其由“红云红河烟草集团”制造，而该集团隶属于“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烟草并不止于烟草。作为一家巨无霸央企，它持有中国太平洋保险、东方证券与四家大型银行的主要股份，业务覆盖制药、矿泉水、汽车修理、广告代理，并在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拥有豪华酒店。

端传媒在联合调查报道期间梳理资料发现，中国的吸烟问题以及烟草行业，曾在体制内被严肃讨论。习近平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校内一研究小组撰写过一份长达239页的控烟战略报告，称烟草为中国的“头号杀手”，烟草行业是名副其实的“大毒草”。报告主张制定国家无烟法，并将中国烟草的商业部门从其监管者角色中拆分。

但报告同时承认：“巨额的烟草税让政府难以割舍。”这是中国政府控烟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这份报告作出后十余年里，国家层面的统一无烟法律并未出台。

中国烟草对控烟立法的阻击由来已久。

据端传媒梳理资料发现，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首轮谈判时，中国烟草凭借政企合一体制，其高管直接成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团长并肩而坐。中国烟草另设对案研究小组，针对《公约》提出128条“修改建议”，包括“删除公约关于取消烟草种植生产补贴”的相关内容。最终51条建议被中国代表团采纳，写入中方谈判文本；至少两条反映在《公约》的最终措辞中，包括烟草业无需向公众披露其广告支出。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全国控烟立法草案，要求全国室内全面禁烟，并在卷烟包装上标注大幅图形警示。国务院立法须全部门签字同意，但中国烟草及其上级工业和信息化部拒绝签字，立法实际上被否决。

习近平上任初期，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控烟政策。2015年，中国首次实质性提高卷烟税，烟草零售价平均提高11%，直接导致当年全国卷烟销量下降近8%。地方层面，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实施室内公共场合全面禁烟。

为了阻击各地方政府相继推动禁烟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国烟草动用其权力干预地方立法。

2020年，青海西宁市出台了全面禁烟法例，中国烟草局直接解雇了该市烟草局长，以惩罚办事不力的态度，杀鸡儆猴。2023年以来，中国没有一座城市通过了任何形式的禁烟法例规定，一些城市甚至出现立法倒退：原本全面禁烟，后来开了口子，允许餐厅和酒店等地设立吸烟区。2026年，安徽小城界首市筹备全面禁烟法例时，中国烟草向界首市官员发出“立法建议”，警告说“控制吸烟”是可以接受的，但“禁止吸烟”不可接受。

报道称，2014年国务院全国控烟立法草案内部会议上，一位曾参与座谈的公共卫生专家转述道：中国烟草代表提出，在全国范围实行室内全面禁烟“过于极端”，是在搞垮中国烟草，“好让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对控烟倡导者发出政治威胁，是中国烟草的一贯策略。2012年的一份政府内参中，中国烟草将控烟NGO描述成“受外国出资方和跨国烟草公司操纵，试图以控烟为名，搞垮中国烟草企业，并传播西方自由化思想”。

端传媒引述中国烟草编写的《<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发现在更早的2000年《公约》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内部曾发生一次正面冲突。一名中国烟草官员当面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十分之一都是拿我们的钱！”

公共场合劝阻吸烟的女性：身体作为领土

中国男性吸烟率约44%，女性约1.8%，男性烟民数量是女性的近25倍。在如今性别议题热议的当下，二手烟矛盾常常被视为一种带性别冲突意味的矛盾。观察者认为，在当下中国，吸烟与劝阻吸烟的群体、行为、冲突、诉求、公共讨论、话语模式，无一不嵌套着性别权力结构；而女性在诉诸公权力救济后，遭到漠视和敷衍，或是暴力和霸凌，使得性别权力结构又嵌套上威权结构压迫，最终形成了“大爹与小爹”共谋下的两套铁拳打压。

端传媒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女性和女权主义者争取的无烟权利，和女性的平等地位与自由息息相关。在悬殊的吸烟率差异面前，女性的健康权被普遍侵害。另一方面，这种伤害又超越健康本身，而是谁拥有公共空间、谁拥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和自由、谁的需求可以超越对方的需求等问题。吸烟者不顾侵害他人身体健康，维护自己“吸烟自由”，常诉诸于烟草产业税收来正当化吸烟行为，并将其包装成“为国家造航母”等财政和国防贡献，反映了男性、父权制和威权的维护与再造：男性吸烟者通过吸烟这一在中国被认为与男性气质高度相关的行为，成了国家的守护者。

有评论称，无论是深圳事件中的“来杯姬尾酒”，还是肖美丽、徐娇，引发舆论的劝烟行动者皆是女性，并非偶然。女性遭受规训、压迫、剥夺，以至于介入公共生活，本就从最日常的生活细节开始。而当女性劝烟者采取行动后，她们都遭受到了言论审查、网络暴力、以及公权力机关不同程度的羞辱和暴力。这些都无法脱离性别规训的的逻辑：女性应当是隐忍、收敛的，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引发侵扰，她们不属于也不拥有公共场合。而在惩罚麻烦制造者时，通过身体羞耻来贬低行动者的人格，是父权制威权政府巩固政治权力和性别权力的经典策略。

微博女权博主“钰钰 _佛狱恶女”评论称，公权力强迫当事人脱衣检查，在身体上侵犯当事人自主权和人格尊严，而网络打手通过窥私和猎巫，在精神上将当事人贬低为不可信、别有用心之人，以消解她维权的合理性。双方“默契配合，形成闭环的性别暴力系统”。

“性别暴力政治经济学将身体视为要入侵和征服的领土，并将侵犯身体的边界视为权威的象征”，她说，“维持被压迫者对性别暴力的恐惧，才是维持国家权力的有效治理术。”

“深圳吸烟、唐山烧烤、徐州铁链、西安地铁，向世界证明了什么是中国公安。”一名网友在Threads上写道。

注：晓敏、萱萱为化名。由于呈现这两名受访者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有较大可能给受访者及《新新闻》双方带来安全风险，因此《新新闻》在知晓其实名的前提下，以化名处理。《新新闻》已在合理的证明义务下确认其经历真实可信，并判定匿名不会对信息真实性产生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