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忏悔——G.K.Deng

对江弟兄关于华西界守团事件的澄清

原创 齐物之道 灰阑记

2026年4月28日 21:35

江弟兄因为安全和其他原因的考虑，委托小编发表他的文章，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这里进行一些澄清。小编也征求了江弟兄的意见。

1、江弟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指出是华西“区会”的这两位牧师的的太太，而是另外的太太，和界守团发生关系，而是说有一次界守团被堵的事情，这是不同的几件事情。

2. 小编核实了关于上百万转出海外的事情，江弟兄根本没提到陈彪，他说的是自己离开的教会。既然有陈彪处理李英强，如何处理的

3.江弟兄也没有指责界守团所在的仁寿jh，他有一个澄清，当时温洪斌、彭强和任利在jh多次反应和揭露界守团多次骚扰、侵犯jh姐妹的时候，彭强他们首先是息事宁人，甚至可以向大家隐瞒，是江长老（和江弟兄无任何联系）、陶、李等数位弟兄姐妹和同工即便很软弱的情况下，据理力争很久才达成协议把界守团赶出仁寿，赶回成都。

4. 请大家原谅江弟兄的软弱，特别是他担心家人的安全，因此有些具体的事情他模糊的进行了处理，但是他说未来会把其他知道的和他的反思，写出来。 也欢迎大家的讨论、分享和投稿。

这两天，看到华西的事情，心里非常难过，很不平安，觉得要把积攒多年的一些懊悔写下来。  

我是2016年研究生毕业，去了华西学习，当时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作为王粉非常火热，当时学院大家层次不齐，界守团也在这个班上，也上第三千禧的课程。那时我学历是班里最高的。家里不太理解，我当时实际上也比较迷茫，到底以后是出去继续读书，还是为信仰现身。之后的两年，经历了分裂，斗争，各种琐事让我身心俱疲，有严重的创伤，我就申请出国读书，虽然有这么多的破碎，但是还是感激一些曾经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些还给过我资助。

大概是2019年夏天，Paul和彪哥用whatsapp联系我说，为了安全可以视频，大概告诉我，李晋马丽出了一本诋毁区会和王牧的书，捏造性侵，需要有人正面学术回应，而我是学术最厉害的，出于信任我相信了，但是我还是问了一句那时我在学院的时候，不是还老推荐他们的作品，得到的回应是他们是“特务”。为了赶时间，我还同时买了kindle版和paperback。

我如今必须诚实地承认，当时推动我写作的，并不单单是对学术问题本身的关注。那时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一种观念：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研究，而是“敌对势力”对教会的攻击；作者不是一个需要认真回应的研究者，而是在故意“抹黑教会”“配合外部势力”“帮助政府和反教会力量制造舆论”。在这种氛围之中，我逐渐不再把作者视为一个可以被理性讨论的人，而是潜意识里把她当成了某种“敌人”。正因为如此，我后来写出的文字，也越来越偏离了学术批评，而变成了一种带着敌意与羞辱意味的“定罪”。

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试图说服自己，那篇文章至少是在“保护教会”“维护真理”或者“回应错误叙事”。但随着时间过去，我越来越无法逃避一个事实：我当时不仅失去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分析距离，更在一种强烈的群体情绪与敌我意识之下，参与了对一本学术著作及其作者的污名化。而且我还被包装成了专家，教育研究者。 现在回头再看，我最羞愧的一点，是自己明明打着“学术回应”的名义，却在实际上参与了一种群体性的舆论动员。我使用了大量极端、激烈、带有羞辱性的语言，把作者描绘成一个“故意编造”“恶意攻击”“玷污教会”的人。我不断强调她的“动机不纯”“敌对立场”“宣传口吻”，却很少认真意识到：真正严肃的学术讨论，并不是通过不断怀疑对方人格与立场来完成的。更可怕的是，我当时其实已经默认了一种逻辑：只要有人揭露教会内部的问题、权力结构或伤害经验，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在“攻击基督教”或“帮助敌对势力”。今天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带有一种危险的封闭性。当时的我，却因为深陷一种“必须保卫教会形象”的焦虑之中，而下意识地把所有批评都视为“外部攻击”。

于是，我不是试图更诚实地面对复杂现实，而是在不断强化一种“我们是受害者，他们是敌人”的叙事。 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后来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文章被教会内部当作一种“学术权威回应”来传播，是一套维稳的工具。而且，当时孟他们承诺会找一个合适的学术期刊帮我发表，却变成了在各个网站下面的贴图，并且把我一些原本温和的话，用了更情绪化，污名化的语言。我当时其实已经不再只是表达个人观点，而是在为一种群体性的防御机制提供知识合法性。我原本以为自己是在“护教”，但现在看来，我更像是在帮助一个群体建立某种对外界批评的敌我叙事。我把一篇本应认真讨论方法、材料与论证的问题，写成了带有明显道德审判与污名化色彩的檄文。

这些年在北美过上了正常的教会生活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属灵状态其实并不健康。我把“忠于教会”与“忠于真理”混淆了，把“维护群体形象”误当成了“维护神的荣耀”。我在潜意识里认为，只要是为了保护教会，就可以使用一些带有攻击性、羞辱性甚至夸张性的表达。

经过博士训练，我如今尤其后悔的一点，是自己当时过于轻易地把作者的一些理论框架与学术术语，直接等同于“恶意歪曲”或“宣传”。例如，对于性别、权力、纪律与宗教权威等议题，现代宗教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本来就存在不同理论传统与分析方式。当时的我却因为自己深受教会内部语言体系影响，而把许多不符合教会自我理解的表达，一概视为“敌意”“抹黑”或“聳人聽聞”。今天看来，这种反应恰恰说明我当时缺乏足够的方法论意识，也缺乏真正进入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后来，当华西区会内部越来越多系统性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时，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当年自己的写作不仅仅是“学术不成熟”，而是有可能实际参与了一种伤害性的文化。我开始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一个群体如果长期把所有批评都解释为“攻击神的教会”，那么它最终很容易失去自我反省与悔改的能力。而在这种氛围之中，最容易被牺牲的，往往就是那些原本已经处于弱势位置的人，尤其是女性、年轻信徒，以及缺乏权力与话语能力的人。 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理解，系统性的伤害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一个领袖都“故意作恶”，也不意味着整个群体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很多时候，真正危险的恰恰是一种文化：一种把忠诚凌驾于真相之上、把维护领袖权威视为属灵责任、把揭露问题等同于“攻击教会”的文化。而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文字，事实上正是在强化这种文化。我不断强调“污名化”“敌对势力”“编造攻击”，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语言也可能让后来真正受到伤害的人更加沉默，更加不敢发声。

现在回头看，我尤其为自己当时对那些涉及女性受害经验的轻率态度感到羞愧。我当时并没有真正站在那些可能受伤者的位置上思考，而是更多地站在“群体是否被抹黑”的角度来理解问题。我以为自己是在“护教”，但如今我越来越明白，如果一个人为了维护群体形象，而轻易否定、羞辱或压制受害叙事，那么这种“护教”本身就可能成为伤害的一部分。

我无法否认，当年自己的文字曾经被一些人当作“证明这些指控不可信”的工具，而这件事如今让我感到深深不安。因为我后来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某一个个案，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系统性文化：一种让女性更难发声、让受害者更容易被怀疑、让领袖更容易被神圣化的文化。而我当时没有警觉到这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氛围的强化。 痛苦的是，我后来越来越意识到，这段经历几乎成为了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真正进入学术世界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研究者最重要的品质，并不是“立场正确”，而是是否诚实、是否能够公平对待材料、是否能够承认复杂性、是否愿意克制自己对他人的定罪欲望。而我当年那篇文章，恰恰暴露出我当时缺乏这些最基本的学术品质。它更像是一篇为了群体利益而服务的檄文，而不是一篇真正负责任的学术回应。对于这一点，我如今感到深深后悔。我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成熟与诚实去面对这些复杂问题；后悔自己轻易接受了“所有批评都是敌对势力”的叙事；后悔自己没有认真倾听那些可能正在经历痛苦与压迫的人；更后悔自己曾经以“维护教会”的名义，参与了一种可能进一步压制受害者声音的写作。我后来试图删除这个“卑劣”的化名，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后果。

一些后话

几年前，当我博士毕业，找到教职的时候，我尝试过写Email给李晋和马丽老师，想要表达我最深的歉意和后悔。开始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后来联系上李晋老师，我告诉他我想道歉，他在Email有一句影响我一生的话，“我不原谅你，也根本不想知道你是谁，因为一个人无心之举会伤害很多人。忘掉这个假名，走自己的学术道路。”  

这是我G.K.Deng一个深深的忏悔，让这个羞辱的名字最后一次使用，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