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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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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

魂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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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没有做皇帝前,被分封在代地,为代王。吕太后驾崩之后,大臣周勃陈平发动政变诛杀了企图作乱的吕氏一族。当汉朝大臣们完全掌控了朝廷的局势之后,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拥立代王刘恒继承帝位,也就是后世著名的贤君汉文帝。

汉朝建立初年,因为秦末连年战争,国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了。天下物资匮乏,一匹马的市场价是一百斤黄金,一石米的市场价为一万铜钱。物踊腾粜的现象,说明当时经济生产已经被战争严重破坏,供需矛盾非常严重。在汉高祖和吕太后执政的年代,为了恢复国家经济,都采取了清净无为节省民力的经济政策。因此朝廷对民间财富的攫取相较于秦朝已经大幅降低了。这些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汉文帝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好转。汉文帝继位之后,继续采取轻徭薄赋清净无为的政策,政府对民间的经济活动干扰很少。朝廷以尊崇所谓黄老之学为治国之道。在汉文帝时期,朝廷诏令将田赋减半,由原来的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然后又在他即位的第十三年,免除了全国全部的田赋。这种零农业税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十三年,直到汉景帝继位之后才恢复到三十税一。在长时间不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情况下,国家的粮仓里却堆满了粮食。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违反直觉,但是从现代的经济现象反向推测,却是可以成立的。一些采取低税收政策的国家,往往经济也比较繁荣,这反而扩大了税基。因此活跃繁荣的经济反而能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于此同理的还有汉朝的算赋,更赋,口赋。这三种税,分别是人头税,为免除徭役所缴纳的税,和未成年的人头税。在汉文帝时代,也都大幅降低了。人头税从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徭役从每人每年服役一次减至每人每三年服役一次。大约降低了三分之二。如果用现代税率打比方,假设原来国家税率为30%,现在降低至10%。这种降低税率的幅度还是相当惊人的。和减轻田赋的效果一样,国家的税收反而因为民间财富的增加,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史记平准书》中的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基本上是遵循重农抑商的原则。这一方面是源自商鞅的“耕战”的法家思想,农业生产为战争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人对经济活动的认知不足。古人认为农业产出粮食是国家财富的根本,而商人只是贱买贵卖,投机倒把,是谋取私利的末业,对国家无益。古人更多的把商业活动当成一种零和博弈,而没有认识到贸易实际上对交易双方都有益。汉代初年,朝廷依旧大致延续秦代重农抑商的政策。只是国家经济凋敝,不得不放松各种管制,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自谋生路。“萧规曹随”,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吕后孝惠时代,国家经济也从战火的凋敝中日渐好转。到了汉文帝时代,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自由度,开放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山林川泽,允许私人采矿、煮盐、冶铁、捕捞,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又废除了秦制以来的对人口和货物流动严格限制的通行证政策,允许人口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所以工商业变得非常繁荣,富商大贾遍布全国,各地出产的商品四处流通交易。生产者,贸易商,消费者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基本上汉文帝时代的经济政策是重农而不抑商,减轻农业的税赋,同时减少对工商业的限制,扩大商业经营的自由。

汉文帝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如此之少,使得老百姓普遍变得富裕起来。几乎每家人家都养着马(相当于每家都有私家车),以至于骑母马的人会被嘲笑排斥(开太便宜的国产车会被人嘲笑一样)。就连看守里门的小吏都能吃精细的食物和肉,和“肉食者鄙”的春秋旧贵族吃得差不多一样好。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而知荣辱。老百姓在普遍富裕之后,社会犯罪率也大幅下降。人们自觉地遵循礼仪廉耻行事,而鄙弃那些卑劣违法的勾当。法网宽疏老百姓也很少犯罪。正是老子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

缔造“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政府,并没有做什么利国利民的伟业。翻遍《史记孝文本纪》,你会发现更多是记录了汉文帝不做什么,他不增加皇家宫廷的用度,不挥霍无度不收刮民财,不干涉民间的工商贸易不与民争利,不轻易对外发动战争不炫耀武力,不滥用刑法不恐吓人民。诸如此类。由此看来,汉文帝政府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小政府的典范。圣人垂衣拱手而天下治。诚如此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时期的货币制度。在秦代,由于朝廷抑制商业,商业活动较少,对货币的需求也较小,秦代所铸造的铜钱叫秦半两,重量偏重,以购买力来说则面值偏大,日常小额购买难以找零。货币供应量也较少。到了汉代初年,为了恢复经济生产促进商业活动,朝廷放松管制,允许百姓私人铸造铜钱。但由于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民众追逐利益的天性,铜钱的分量越铸越轻,一些偷奸耍滑的人还会向其中掺杂铁和铅,铜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当时的物价波动很大。到了汉文帝时期,朝廷仍然允许民众自由铸钱,但规定了统一的标准,钱重每枚为四株,重量不足和“杂铅铁为巧”要受到惩罚。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自由货币制度。当时市场上流通着各种不同的由私人铸造的四株钱,成色质量当然优劣不等。但是朝廷并未要求民众必须接受这些优劣不等的私人铸币,所以一种可以比较选择,自由竞争的货币制度就此产生了。成色足质量好的良币会被市场优先接受,而成色低质量差的劣币则被拒绝或者折价偿付。最后只有成色质量最好的吴国铸币和大夫邓通家铸币在全国广泛流通。良币驱逐劣币,一种反格雷欣法则的奇特货币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惊鸿一瞥,一闪而过,大约持续了三十年。在自由货币制度下,由私人铸造的四株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成色最佳的金属货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地位。一种币值稳定,无法用降低成色来进行通货膨胀的良币,在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中,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大才子贾谊曾经上书汉文帝,建议禁止民间自由铸币。但是汉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大概认为贾谊建议把全国的铜矿收归国有的方法,过于兴师动众,不符合清静无为的官方意识形态。全面国用化的经济政策要等到汉文帝那好大喜功的孙子执政时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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