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鸟笼
首先，说一下事情的始末。
新冠疫情之前，大陆的大学，基本上和社会接触更广，进出大学，就像进出公园，非常容易。不是说所有的校外来客，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例如图书馆就需要刷本校的学生卡，而食堂可能也不全对外开放，实验室似乎没什么查验，当然保安是有的，或者高端的实验室安保会很严格。
当然，得分大学，例如清北进出似乎需要某些程序，预约？或者说刷身份证？我不太清楚，大多数大学处于一种很开放的状态。当然，有些名气很大的学校，人流量多一点，例如四川外国语学院和川美，前者就在歌乐山附近，爬山顺便逛了，后者在中国美术类学校中名气很大，因此校外游客很多，这仅仅是我的个人观察。武汉大学的樱花很出名，樱花开的时候，人也很多。
疫情发生之后，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大学封闭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接近大学附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操作。按照我的推测，当时极可能是这样的，周围出现新冠携带者，可能会不许学生进出。或者平时进出学校，需要出示绿码，也就是核酸检测为阴性，需要通过闸机检验，对比信息。
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对于校方来说非常好，不会有校外人士在本校和学生等发生矛盾，而学生作为被教育筛选过的群体，管理起来非常容易，像什么随地丢垃圾的，或许会少很多，这种情况下，甚至保洁可能都可以开掉几个，不需要那么多。
至于学校内的学生，我推测他们可能更高中化，这里不得不说，疫情前我上学时的情形，可能我上的大学不好，也没有代表性，但是我倾向于认为那是国内的主流，例如，那时候，我们学校会强制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参加学校内的活动，并盖章，留下痕迹。以及鼓励学生加入校或者学院的学生会，以及社团。有时候，甚至会强迫学生早起出勤跑操，也就是在操场上跑几圈，然后解散。
在这种类似于高中的环境中，学生生活很枯燥，又没有其他兴趣，大家在高中时期被灌输的大学生活很美好，其实没什么意思。学校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或者组织，一方面是确保学校的秩序，例如，学院学生会需要每星期派人去查宿舍卫生，这种活通常由大一学生直接负责，至于大二之后，学生有了经验，那是鸟都不鸟你，而留在学生会之类的人，因为领导岗位很少，自然就没几个人留下了。
换句话说，学校的所谓文化活动，主要靠大一新生来具体执行，而所谓的社团这些，根本是又无趣，又浪费时间，否则也不需要强制参加了。因为说实话，学校里的大家都很无趣，又怎么会产生有趣的活动和事件。
导致大多数学生一进入大学，或者大二之后就开始拥有很多空闲时间，这些时间，大部分男生用来打游戏，女生用来追剧。至于学习，本来就没有独立人格和特殊兴趣的学生，有了自由的选择，当然大概率是玩了。上课听课的人很少，第一排经常是空的，大多数人都在玩手机。
至于谈恋爱，更是花钱了，出去开房都需要一百块吧，约会看看电影，吃饭，不要一百块？大部分人一个月生活费就一千左右，打游戏这些成本最低了。
除非到了大三的时候，想要考研或者其他，有些学生会去自习室学习。
毕业之后，我就不太了解了，或许不止图书馆，学校的大门就需要刷卡，甚至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刷卡。例如，我听说毕业之后，好像我们学校的学弟们，连洗澡都需要刷卡用热水。我们当时上学，没人管你这个，买了气就直接打开用。
疫情到现在几年了，疫情结束之后，可能学校维持了那种管理模式，学生也适应得很好，他们可能习惯了，被驯化了，认为这才是正常模式。他们认为，逢门就得检查，刷卡，被审核，这样才够安全。其实至于吗？不说到处是监控，学校有保安，有宿管，这些人难道都是吃干饭的吗？真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必要，分分钟就可以查到，难道因为走路可能发生危险，就永远不走路吗？难道因为坐车可能发生车祸，就不坐车吗？
因此，最近大学重新开放被推动，大多数大学生表示反对，我在网络上观察到，很多发言的用户，似乎都是年轻学生，或者疫情后的学生。
他们的观点认为，大学不可对外开放，也就是不能回到疫情前那种随便进的模式，需要预约，或者说刷身份证。并且认为这和之前完全一样，这不是自己习惯了这样，就认为要这样。不反思应该不应该，有没有必要，两者真的不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路边的商店，为什么不搞预约制和刷身份证，这种预约本身就是一种隔离，一种排外。
他们的理由很多，总结为如下，不分先后。
第一，他们认为大学是大学生的大学，不能让校外人员随便进入。如果你想进，必须要预约。第二，他们认为，校外的人素质很低，会挤占他们的资源，例如食堂，图书馆。随地大小便，挖野菜之类的。第三，他们认为大学生很单纯，会被不怀好意的校外人士冒犯，例如偷女生内衣内裤，或者校外人员来骗财骗色。第四，他们认为，如果你要进来，且想不登记进来，必然是坏人，好人都不怕登记。第五，他们认为，自己是交了学费的。第六，他们认为如果大学是纳税人支撑下来的，你要进来，那么你怎么不要求去军事管制区玩耍呢，甚至攻击人说，殡仪馆也是，言外之意，你怎么不去死的意思吧。
经过和这些大学生的辩论，我本来对大学就没有兴趣的，现在更因为大学能培养出这些人才，即使请我去，我也不愿意去。而且他们完全是自作多情，除非那种有特殊风景和名气的学校，以及身处市区周围有人的学校，谁愿意跑那么远去你那个破学校，为了吃一顿重油重盐的大锅饭？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是你们学习的地方，是通过上课下课打游戏来学习的吗？或者现在的学风变了，人人都刻苦学习，有理想有方向？
他们就像玩腻了某个玩具的小孩，把玩具丢在一边，当别的小孩要玩，他就立刻应激跑过去抢在手里说，这是我的，我现在要玩了。
疫情前大学更开放，也没有听说多少恶性事件，问题也是有的，我自己就因为单纯被骗过。这是无法避免，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恶的，否则也不会人和人之间失去信任，走在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人有笑容。这种恶溢出到大学，完全正常，大学不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吗？但是这种恶不是他们想挡住就能挡住的，难道能一辈子留在学校？
我反感的是，他们的认知水平的低下，道德安全亏空。例如，如果校外的人都是坏的，你为什么敢点外卖和网购，去食堂吃饭，难道食堂用的饭菜不是校外人士种的，送外卖快递的人不是校外人士了吗？不怕他们提供有毒的产品，在你外卖里吐口水？况且学校九成以上是公立学校，你们交那点学费，连大学教师的工资都不够发，你们用着大众提供的税收，骂大众素质低下，那你们毕业之后呢？立刻成了一个素质低下的人？
本土教育，学校通过一种精细化管理，让这些学生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当这种改变发生，他们充满恐惧。而且教育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部分认知，他们不在意逻辑的一致，例如他们交的学费能不能覆盖学校的教育预算，或者说仅仅是教师的工资，这不能粗略算出来吗？如果要拒绝外面的人，外面那么可怕，为什么要点外卖，网购呢？
正如我经过和他们关于此事的争论，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学生认知的匮乏，按照他们的道理，他们上大学，学费覆盖了学校的经费，显然不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这样说来，如果他们享受了这种特权或者经费，学费覆盖不完，必须由财政拨款。而政府的财政拨款来源，他们嘲讽的超过五千的人才纳税多少，他们交了几千学费，忽略规模的区别，而个人所得税也不是税收的最大来源。
而按照他们这么算，是否政府应该对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退还这部分经费，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这个教育服务，他们只是考试输了，输了就要损失这部分钱吗？有没有明确规定？
纳税人本身，在本土的法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土社会在你需要纳税的时候，会把企业，组织和个人明确得很清楚，但是在权利导向中几乎很少看到。
这里我认为有一个区别，欧美或许会有个体生而就具有权利的基本观念，所以新生儿哪怕没有自己花钱，他喝奶买纸尿裤，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需求，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这些人是未来的公民，政府会给退税，或者必要时候，作为第二监护人干预父母不当照顾。
但是本土不一样，即便是成年人，身份证上写的也是居民二字。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把新生儿，当成一种生而具有某些权利的个体，因为成年入自己都没有。这个政府建立的社会是没有独立个体的，小孩是家长的依附，成人是各种组织的依附。
个体和政府之间没有一个缓冲，权力可以随时精确到每个个人，而且不受限制。人们觉知到了这种危险，就育儿来看，大部分人只有依靠自己，政府给的那点钱，连吃奶粉都不够，给补贴的同时，奶粉就涨价了，养育小孩在本土的本质，他不是未来的独立公民，个体排在集体之后，他是未来的帝国居民，他只有义务，少有权力，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被针对，但是政府只想拿走这个电池的电量，不负责造电池的成本。
成年人隐约感受到帝国的权力无限，并且无法违逆，个人和不受限的权力之间没有缓冲，所以在教育小孩上面，大众通常会因为小孩的不听话，导致家长对小孩的粗暴干涉，这是一种在帝国生存的焦虑。
这个社会的压力如此巨大，冰冷，如果不在家庭之内，用可控的暴力使得小孩屈服，让他知道在强权底下，个人必须退缩，尤其是家庭在没有资源，远离权力的前提下，人必须像胆小的狗一样活着，加紧尾巴，收缩四肢，以免得罪有权有势的人，或者因为过于坚硬而触怒帝国。倘若不这样，当小孩走向社会，面对权力，压迫不屈服，权力会分分钟，不带缓冲将他碾碎。
基于此，可以基本上产生一种实用推论，在没有这种西方契约或者生而具有权利的神圣理念下，如果大家都没有生而为人获得某些权利，没有神圣力量，那么人就会被降格，变成实用的工具，按照工具价值计算，人的价值就变成了实用的价值，变成余额，变成数字。
大学生可以这样功利地计算，但是，当大学生说，我消费，我也纳税的时候，钱并不是他自己赚到的，他只是一个价值创造者也即是父母的依附者。与此同时，给他们钱的那个人，对于别的同学也就是一个校外人士，你们用着校外人士的钱，侮辱这些校外人士，说他们素质低，要做坏事，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亏空。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创造价值，而指责创造价值的人素质低，道德水平是，没有公德，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混乱。这些学生是一些只想要好处，特权。不想承担责任的自私之辈罢了。他们背靠权力，通过侮辱别人，在现实的不确定中，获得一种高人一等的傲慢，这本身是一种懦弱。
他们不敢反对，反省这种不平等本身，也不敢对权力产生一种你不能收买我的傲慢，而是在这种道德游戏中，产生一种虚构的满足，在不平等中获得快乐，方式是践踏他人，肯定这种隔绝和不平等，灵魂或者说人格虚弱到了极致。
于是让我震惊的，就不是他们的反对本身，而是造成他们认知的教育和社会，他们因为见识的有限，盲目害怕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逻辑混乱且易于管理。因为逻辑的缺乏而失去同理心和善，交换到的只是一种持续到毕业的，“看啊，校外的人素质差。”这种极大的损失，极小的回报，被他们耗费精力来相互勾连来完成认同感，并且想要在网络获得这种话语权上的肯定。
当在学校的掌权者，不顾及他们的看法，执意开门，他们也不能反抗，只能接受。帝国让他们投票，决定继续关门，挡住校外人士？不可能的。而帝国，权力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看法，事情闹大了会决定推进或者后退，又最高权力裁决。
其最终结果，面对不受限的权力，每个个体终将被权力无情碾碎，并且在这种苟活的压力下，逼得每个人都猥琐不堪。
而这些大学生，缺乏一种反抗不合理的视角和动力，他们为了安全感或者说特权感，身为囚犯，不惜歌颂监狱本身，甚至继续加固这昂贵的监狱，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这太悲哀了。
当他们毕业到社会上，成了校外人士，他们成了“低素质校外人士”，和象牙塔内的人疯狂互骂，塔内的人重复着他们当初的话语，“想进来？为什么不考进来，”“预约都不愿意，是想进来偷外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