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闻》关于张雅笛声援报道的声明

《新新闻》关于张雅笛（Tara）的声援报道《关注藏人权益，张雅笛被以涉嫌煽动分裂罪刑拘》获逾1000赞，是《新新闻》点赞数最高的稿件之一，反映了本报道对同温层社群的重要意义。但同时，这篇报道也受到部分读者及社群组织对于新闻伦理的质疑。

《新新闻》反对引导舆论、吸引流量的檄文讨伐，但欢迎读者真诚的批评和建议，并将虚心听取。《新新闻》愿借此机会，公开诚实地回应读者批评、重申独立媒体原则、探讨声援报道的操作方法。

“违背新闻伦理和道德底线”是一句简单的指控，但处于极权威慑下，在新闻采写的各个环节遵守新闻报道原则——并在这些原则无法直接给出答案时，在具体情境里做出最优选择——并非易事，考验能力、经验、良知与勇气，也需反复锤炼。

《新新闻》检视本次采写的各个环节，认为本篇报道符合声援报道的基本原则，但亦深知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在此表示歉意。《新新闻》愿诚恳地呈现这些问题，为日后独立媒体声援报道提供借鉴。

本篇报道是否考虑到张雅笛的人身安全利益？

采访开始前，《新新闻》询问关注组对案件的评估情况，以“不增加中国官方已经掌握的证据总量”、“不发布可能使张雅笛面临更严酷审讯或增加其刑期的内容”为原则和出发点，以张雅笛的人身安全和利益为先，进行采访报道。《新新闻》根据关注组9月19日发布的声明，在稿件中概括梳理张雅笛的案件信息，并通过采访，简要叙述张雅笛在挺藏会的志愿编辑经历、她对藏区和藏人权益的关注。

《新新闻》在采访和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张雅笛“真诚温和”的特质，在稿件中以大量篇幅描写她调和社群矛盾、带朋友去藏餐馆做饭、与朋友探讨学业就业等事例，强调她的性格、她在生活中的形象，塑造其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

在稿件编改过程中，合作编辑及人权律师建议删除张雅笛的部分经历，以避免出现可能使案件定性更加严重的表述。虽然这些经历已经公开，但《新新闻》出于当事人利益优先原则，同意将这些段落删去。许多媒体为张雅笛贴上“pro-Tibet activism”的标签，但《新新闻》采用了“关注藏人权益”等更“软性”的表述。

在做出上述努力及调整的前提下，《新新闻》欲在此强调，“考虑当事人安全利益”不等于曲解当事人形象，“软化”仍需保持于合理限度。张雅笛并非不问世事、一心岁月静好。若出于担心而将其对藏人权益的关注全部隐去，将稿件“软化”成一碗白开水，则不符合张雅笛客观人物形象及精神追求，也并非对其人格的尊重。《新新闻》在采写中，一直努力平衡“张雅笛人身安全”与“客观呈现张雅笛的形象”两个利益的冲突。

在张雅笛自由意志受限的情况下，谁可以代表她发声？

当张雅笛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无法对外界表达其自由意志时，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具有完全代表她的权威（authority），也无权攻击其他人为她发声的正当性。但若因此陷入“既然无人代表她，那么大家都不发声”的消极极端中，亦不符合张雅笛及关心她的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张雅笛关注组”@free_tara_yadi 是本事件中最先建立的去中心化声援组织，于9月19日首次公开发布张雅笛案件情况，引发社群关注，带动国际人权组织发声及西方主流媒体报道。关注组由张雅笛的朋友们组成，并在其合法民事伴侣的知情同意下开展声援活动。虽然关注组无法被张雅笛正式授权为其发声，但《新新闻》认可其声援权利及工作内容，因此选择采访关注组成员及张雅笛友人，通过她人叙事呈现张雅笛的形象。

《新新闻》作为独立媒体，其任何稿件的性质和目的均是新闻报道本身。关于张雅笛的报道，虽然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声援”效果，但并非以此为目的，也无法代表她发声。《新新闻》选择采写张雅笛声援报道，完全基于该事件对同温层社群的重要性和新闻价值（news worthy），以此独立做出报道决策。

《新新闻》的独立性（independence）决定了其在报道过程中不是任何声援关注组织的侧翼、不听命于任何组织团体、不撰写“文宣”性质的稿件。本次事件中，《新新闻》与“张雅笛关注组”的采访关系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完全基于两个独立组织对于彼此工作性质的理解与尊重，平等地交流合作，在公民社会的不同位置发挥各自作用。

在张雅笛无法表达希望被报道/不被报道的情况下，还可以写她的人物稿型声援报道吗？

在正常社会里，公民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采访，分别行使公共表达或隐私权利。但在张雅笛被极权政府限制人身和表达自由的情况下，如果僵化认定“只有张雅笛明确表示同意，才可以采写其人物稿”，则从逻辑上根本否定了被捕者声援报道的存在。

实践中，白纸运动中被捕的部分年轻人，其过往人生和行动经历，均被中文独立媒体和外国媒体大量报道，即使TA们未事先表示同意。

张雅笛被捕一个半月后，由其朋友组成的关注组，在其合法民事伴侣的知情同意下开展去中心化的公开声援活动。《新新闻》判断关注组的决定和行动是基于案件情况、对张雅笛意愿的熟悉性的前提下做出的最优策略，因此做出与关注组声援行动同方向的声援报道。

张雅笛的遭遇并非仅是个人的，而是同温层社群共同面临的威胁；呈现她在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形象，除了是对其完整人格的尊重，亦体现了关心她的朋友们对她的思念、期盼她早日归来。《新新闻》采写本篇人物型声援报道的正当性与出发点，来源于张雅笛的经历对同温层社群的信息知情、议题探讨、情绪寄托等公共价值。

报道中可否引述张雅笛播客采访和社交媒体内容，是否侵犯其隐私？

大部分中外媒体在报道被捕者时，均会引述当事人此前受访及社交媒体内容，在无法采访到当事人的情况下，通过这些“一手信源”，最直接地呈现当事人的声音、观点、感受，是最客观、最准确、最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人格尊严的方式。

张雅笛在挺藏会的志愿编辑经历，反映其对新闻传播具备一定了解，能够意识到其“接受播客采访”这一行为的公开性和公共性，《新新闻》因此在稿件中对此引述。张雅笛在其公开推特账号中表达政治观点或记叙公共生活，同样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但《新新闻》决定倾斜性保护其隐私权与安全利益，因此在稿件中仅综述性归纳其帖文的主题，而并未直接引述具体贴文内容。

《新新闻》欲在此指出，近年来，中国官方常操纵曲解“隐私权”概念，以此噤声媒体、阻碍社会关注新闻当事人。该现象在2022年东航空难后变得愈发显著，而该类思维模式正逐渐影响新一代公众对新闻报道和公共表达的理解。《新新闻》鼓励读者破除该类官方叙事带来的影响，在尊重新闻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重视公民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和公共表达权。

声援报道有用吗？是否会增加张雅笛的风险？

虽然无法断言“声援报道一定不会增加被捕者风险”，但从大量的声援案例中得出的普遍经验表明：声援行动发生及声援报道刊发后，许多被捕者的关押待遇得到改善，被恣意对待甚至酷刑等非人道待遇的概率或程度有所降低，并有一定可能使当事人获得从轻判罚。人权工作者的普遍共识是，声援即使不会让被捕者的案件情况变得更好，但起码不会让其变得更糟，最多是没有用处。

在多方面考虑张雅笛的人身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详见第一部分），《新新闻》的声援报道记录她被捕的案件事实、呈现她政治与非政治生活中完整的个体，既是诉诸正义，也尽力让她不会被默默遗忘，是为新闻媒体的基本职责。

《新新闻》认为，期待与官方配合，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符合当下政治现实。等待官方审判定罪再撰写报道，是对“蓝底白字”权威性的盲从，亦不符合政治案件秘密抓捕、秘密审理、秘密审判的实际情况。《新新闻》在此重申声援报道的二重特性：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营救的“声援性质”，报道读者关心且具备公共价值事件的“新闻性质”。

这篇稿件是否为迎合《新新闻》自身的想法或私利，而夸大、“烈士化”张雅笛的行动，使其“被奉献”、“被牺牲”？

《新新闻》是非盈利、匿名的一人独立媒体，所有报道决策完全来源于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受任何机构的议程所影响，其报道带来的影响仅限于《新新闻》媒体，无法为其主理人带来任何意义上的资源累积。

本篇报道主要呈现了张雅笛的“真诚与温和”，在标题中点明，并在文中记叙了大量相关事例，而未将她推上“殉道者”的位置。此外，文章大篇幅记叙张雅笛如何一步步成为白纸运动中的普通一员，并未夸大、拔高其地位和作用。

文中引述友人对她“勇敢坚定”的评价，紧接在“张雅笛没有做错任何事”的直接引语之后，目的是为了体现友人对张雅笛“具备良好品质却蒙冤被捕”的复杂心情。文中引述友人对她“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的评价，后文紧接“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目的是为了展现友人心中张雅笛对藏区议题总体性的理想和热情，并非表达张雅笛带着牺牲精神被捕，这也不符事实。

《新新闻》不认为张雅笛带有任何“烈士化”的牺牲行为。在采访过程中，《新新闻》建构起对张雅笛温和、真诚、纯粹、理想热忱的形象认知，并在文中通过具体实例和友人引述呈现。《新新闻》呼吁读者在文章具体语境下理解个别词汇，并重申本文“真诚温和”的主线。

《新新闻》在本次报道中有什么缺陷与不足？

由于缺乏自身信源渠道，《新新闻》对案件事实的报道完全依赖关注组于9月19日发布的第一份声明，而《新新闻》本篇报道的受访者，也是关注组成员和张雅笛的友人。

信源的单一性导致事实核查困难，事实描述完全依赖第三方，也导致《新新闻》在关注组勘误后发布更正声明。此外，《新新闻》只能基于受访者的讲述来建构张雅笛的人物形象，未必能展现其人物全貌，亦有可能出现偏差。读者质疑的“烈士化“张雅笛倾向，虽非《新新闻》本意，也非文章脉络和具体语境中呈现的张雅笛特质，但相关采访内容和直接引语的使用，难免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受《新新闻》主观判断所影响。《新新闻》为报道中的以上三点缺陷与不足表示歉意。

《新新闻》面临的是被捕者声援报道中普遍的困境。事实上，本次事件中，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对张雅笛的报道，均基于关注组声明，并采访了相同的2-4位张雅笛友人。

《新新闻》认为，将对案件事实呈现的责任全部转移于关注组和张雅笛友人，是不公平且懒惰的报道方式，在此呼吁媒体同仁共同探索多元化获取并核查政治案件事实的路径。另一方面，《新新闻》将致力于多元化受访者，从扎实、多角度的采访中建构被捕者形象描述，并努力克服自身主观意愿对这一过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