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观点 不要因为习近平是西北人就歧视全部西北人

在民族发明的框架下（不明白的先去看 想象的共同体 这本书），所谓“西北人”这个标签本身就是大一统帝国发明出来的廉价行政区划产物，根本不是什么有机共同体。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在历史长河中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西北民族”。它们是内亚边缘地带，曾经是游牧武士、回民军阀、马家势力、陕北土著、关中平原居民、河西走廊商旅的混合区。秦人、汉人、唐代的朔方军、明清的回乱、民国的马阀、延安的红军……每一层都是不同秩序输入和本地残余的叠加。如把它们打包成一个“西北人”群体，就是不会分辨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的区别，只会用帝国发明的户籍和籍贯来划线，方便自己找替罪羊。 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这帮地域狗，分不清政治地理历史的家伙。

习近平的个人履历——生于北京、祖籍河南、插队陕北梁家河——恰恰说明问题。他不是什么“纯正西北人”的代表，而是帝国官僚体系中一个典型的流动产物。

帝国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各地残余的军阀碎片或组织资源吸纳进来，磨成顺民，再输出到其他地方当工具。

陕北的黄土高原在历史上多次成为秩序生产力低下的温床：李自成、张献忠的乱源之一，就出在明末陕西的编户齐民崩溃以后。那里的人民长期处于中央集权与内亚边缘的双重压力下，小共同体（宗族、地方民团、回民教门、马阀网络）要么被帝国打散，要么被扭曲成寄生性结构。延安时期更进一步，把残存的本地资源转化为列宁主义式的动员机器。

这不是“西北人”的集体原罪，而是大一统帝国反复流沙化的结果（你也可以用费拉化这个词）：它摧毁地方有机秩序，制造出大量原子化个人，然后再从这些人中间挑选幸运儿当代理人。

地域歧视的本质，在刘仲敬看来，从来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秩序资源与歧视链的现实映射。东南沿海的小共同体（軍閥）残余（宗族、行会、地方自治传统）相对多一些，组织度稍高，武德（姨？）和造法能力（秩序輸出）也就相对强一点；越往内陆、越往西北，帝国反复收割和蛮族征服的叠加效应越明显，费拉化程度越高，人的命就越贱，个体就越容易被吸纳进大共同体的寄生体系。把习近平的某些特质（或任何领导人的特质）投射到“全部西北人”头上，等于承认了自己也活在大共同体的刻板印象牢笼里：你们这些费拉，不会从具体历史脉络、具体地方共同体、具体组织资源去分析，只会用“西北”这个空洞标签来发泄。真正的歧视链不是地域标签，而是秩序生产力的梯度——谁能维持小共同体，谁能输出秩序，谁就能在诸神之战中占据更高位置；谁只能当编户齐民，谁就只能继续生产费拉。

西北地区内部的多样性，远比帝国宣传的“西北人”丰富。

穆斯林马阀在宁夏青海的稳定军阀结构，与陕甘的反复动荡，本来就是不同博弈模式的结果。

把它们混为一，反过来，帝国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你们这些原子化个人互相用地域标签撕咬，这样就能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大共同体幻觉，避免各地真正发育出自己的秩序资源。

拒绝这种地域歧视，不是因为什么“人人平等”的廉价道德，而是因为它妨碍了诸夏各邦的自然分化。

让西北各地方按照自己的路径走，该费拉的继续费拉，该被张献忠式淘汰的就淘汰，该发育出新共同体的就让它发育。

把习近平的身份扩大到“全部西北人”，本质上是帮帝国维持统一叙事：仿佛只要攻击“西北”，就能解释帝国的种种问题，而不用面对大一统本身就是费拉化总根源的事实。

真正的清醒者，应该说：习近平是帝国体系的产物，不是西北的产物；西北也不是一个，而是诸多破碎地方共同体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