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外华文出版、作家、读者成为彼此的绿洲
1990到2000年代，中国出版行业也曾迎来黄金时期，然而这近十多年，出版审查愈加紧缩，过去还能出版的书籍，一个命令就得撤下。随着几位出版人选择离开中国，他们同时带着多年来对出版的使命，在海外成立一人出版社，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之下，将应该留住的思想与历史，透过一本接着一本的作品，保留下来。这些看似单枪匹马的出版工作，借由作者、海外华人、国内读者，甚至是台湾出版社的参与，正在连结、凝聚成一个更具体的社群。
填补叙事缝隙的价值──壹嘉出版
2013年，在移民美国的面谈过程中，面试官问刘雁，离开中国后打算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说：「做自己的出版社。」
「确实是这么想的，（从中国）出来以后继续做出版，但（当时）没想好具体怎么做。」刘雁在中国出版业工作逾20年，最终选择离开的理由很多，其中一个是感觉到出版业不断在缩紧，比如说，90年代还能出的书，要再版时却出不了了。
刘雁1993年研究所毕业后，就进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待就是15年。百花属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其股东为天津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刘雁在百花是「体制内」职位，享有等同公务员的工作福利。但在2008年，她毅然决然离开这个「金饭碗」，到北京加入新星出版社。
「这个辞职，我同时把金饭碗和安全网给辞掉了。」刘雁说，连朋友都调侃她，早十岁做这个选择很正常，「可是妳现在40岁了啊。」
但刘雁想接受新的刺激和挑战，比起百花，新星于2004年底成立，是相当年轻并且市场化的出版社。这一次的转职，也显露出她的兴趣转向。「进到新星前，我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了。」刘雁在大学和研究所读的都是中文，在百花的第一个职位也是文学杂志编辑。转向的起点，是因为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发生了很多公共事件，不由自主地会去关心，关心之后，不由自主地想去了解为什么。很多事需要到历史中找答案，加上那段时间也有许多被遮蔽的历史陆续被揭开。慢慢了解那些历史，想挖得越深，想了解得更多，兴趣就往历史转来了。」
在新星待了三年后，刘雁再到了商务印书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新星的主要股东；中国国务院出资的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则是商务的母公司。她在这两家出版社的职位都属「体制外」。
「进到体制是很麻烦的一套程序，首先得把户口从天津调到北京。」当商务印书馆终于将调令办下来，她已经决定要离开中国。
2015年，她在旧金山湾区创办了壹嘉出版，名字来自于英文的「1 Plus」，指的是在作者的书稿上再「加一点」。刘雁在〈壹嘉诞生记〉文中写道：「『加一点』并不简单。从书稿的定位，到文字内容的编辑加工，合适的装帧风格、呈现形式的选择，到后期的上市铺货、营销宣传，每一样都要耗费心力。」
壹嘉的重点书系之一是「壹嘉个人史」。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个人与家族故事，某种程度，实践着探寻真相、填补现有叙事缝隙的重要历史价值。除了中国重要知识分子的文集，壹嘉个人史书籍也涵盖文革幸存者、抗战老兵、逃港者的个人史。
「我看重的是，要把该留的留下来。」谈起选书的原则，刘雁说，她不重文采，文字里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2021年出版的《寻找尘封的记忆》，正是记录一段被人遗忘的民国空军历史。二战期间，一批中华民国空军飞到美国培训，部分空军在培训期间不幸罹难，葬身美国，而他们的家人，多数终生未能获知任何消息。
该书作者李安的二叔便是如此。李安年轻时赴加拿大留学，在美国工作临近退休，才在德州军人公墓找到自己的二叔，连同发现多个相同命运的墓碑。由此她开始搜集史料，拼凑这些空军的生命故事。《寻找尘封的记忆》荣获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2022年度非虚构类最佳图书荣誉奖。
2025年，壹嘉成立十周年之际，刘雁写了一篇题为〈十年壹嘉，我们还刚刚开始〉的文章。文中，她提到对海外华人文化能量正在兴起、凝聚，愈来愈多包括出版在内的人文场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壹嘉因此从孤军奋战走到友军如林。
在一人出版的友军行列中，有来自日本东京的读道社与美国马里兰州的鹿津出版（Elk Publishing House）。
为简体中文留存有价值的文本──读道社
2021年，读道社创办人张适之举家移居日本。在那之前，他同样在北京出版业闯荡20多年。离开的理由，一方面是随着小孩长大，不愿小孩卷在中国过度竞争的教育体制内。另一方面，压抑的感觉总从四面八方而来，「在我们这个行业，这种压抑是感觉得到的，并不是说工作多累，而是心特别累，要花许多时间去证明，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特别不舒服。」
刚踏入出版业时，张适之任职于民营的图书公司。国营出版社拥有书号，即出版权。至于图书公司则是对市场的嗅觉极其敏锐，许多百万畅销书都来自民营图书公司。张适之正好赶上黄金年代尾巴，经历民营图书公司极为活跃的时期。才过几年，张适之便获得投资方赏识，与他人共同创办一间公司，由他担任总编辑。
后来公司被出版社收购，原本期待能借此拥有更多资源，让公司发展更进一步，殊不知随之来的是，国有单位的窠臼、僵化，还有人事斗争，一年时间，公司只出版过一本书，就倒闭了。这件事对张适之打击颇大。他索性不再冒险，在大型出版集团旗下的一间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安稳度日，直到决定离开中国。
刚到日本时，张适之满是信心，打算进到日本出版业工作，「那时候我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做出版挺厉害，也会行销，特别雄心万丈。」结果逛个书店，想与店员用日语交流都成问题，现实的巴掌来得快又准，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以我们在国内做畅销书的经验，得对这个社会有一定了解，知道某一群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社会现在流行什么话题和思潮。如果不了解，不可能做出好书来。」
直到2023年春季，研究当代中国的日本学者阿古智子，在东京大学举办一系列的华文讲座，邀请许多中国学者、媒体人来演讲。张适之几乎场场报到，「我刚到北京时，做了一套特别有名的书《在北大听讲座》，那个时候我才20几岁，等到我40几岁，也跑到东大听讲座。很感慨，像生命的轮回。以前是北漂，现在是东漂。」
偌大的讲座厅里，挤上300多人，张适之就这么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出一本『在东大听讲座』会怎么样呢？」就这么有了重操旧业，做简体中文出版的想法。
他将这个想法分享给著名历史学家傅国涌，傅国涌以行动支持，将无法在中国国内再版的《去留之间》书稿，无偿交给张适之──此书曾于2017年计划再版，却始终未获得上级批准，当时的出版社已印好一万本书，也只能化为纸浆──这成为读道社出版的第一本作品「存001」。
读道社的书都有编号，从2023年底成立至今已出版至「存011」。存，指的是「为简体中文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本。」
「简体中文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是又爱又恨。大陆有个词叫语言腐败，在大陆成长的人，在生活中都学会两套语言，一套是台面上的，很冠冕堂皇的话，一套是台面下的。」简体中文被贴上「不被信任」的负面标签，但于此同时，每时每刻仍有数十亿人使用这个语言。张适之同样知道自己离不开简体中文，笑说还是习惯读横向的简体书，读繁体书总漏行，「那与其去抱怨它，我不如去建设它。」
因为一本书而诞生──鹿津出版
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鹿津出版创办人廖平深刻体会到张适之所说「为简体中文留存有价值的文本」那句话。在他看来，简体中文长年遭到腐化，在不知不觉中留下败坏的痕迹。「语言的腐败是很要命的，会带来一系列的败坏。」能读到这些作者的干净文字，对他而言是最有价值的事。「这些文字没有受到污染，是干净的。找到没有被败坏的文字，留下一些东西，大概是我想实践的。」
鹿津出版和读道社同样在2023年成立，取名为鹿津，单纯因为廖平居住在马里兰郊区，一个名为鹿村的城镇。
2014年移民美国的廖平，在个人X帐号上自称「出版学徒工」，而在退休年纪办出版，纯粹因为一份书稿递到他面前，他不得不负责。
「天安门母亲」创始人丁子霖的先生蒋培坤，是廖平的研究所导师，两人关系非常好。2013年，丁子霖开始手写回忆录，每写一段，就拍照发给廖平，由他帮忙整理。前前后后写了十年。2022年，廖平拿着稿子到处询问出版社，也请朋友联系了台湾的出版社。
「后来想出这本书的只有一家，就是八旗文化。」他向《田间》表示，只是没过多久，就传出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贺）在中国被捕的消息，「不确定因素这么多，这个事我必须做，后来想想，还是我自己来操作吧。」
相比于壹嘉和读道社，鹿津更像是一个服务性质的出版平台，不负责积极联系作者、策划选题等环节，而是提供专业编辑服务，尤其是为那些「因中国的出版审查而无法出版作品的作者」。所以鹿津成立至今的出版作品并不多，主要有野夫《故交半零落》北美版、沈志华《十字路口的选择》，以及秦晖的《拯救德先生》上下册。
赔钱还做不做？一人出版的难
创立11年来，壹嘉已经出版近120部作品。但就算逐渐打开知名度，获得不少图书奖，刘雁至今每周仍有两天在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研究所图书馆打工。是因为出版亏钱吗？她笑笑地对《田间》表示：「老实说，这么多年做下来，是亏的还是赚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一个不会算帐的人，非常不适合做生意。我几乎是凭一种本能，去做我觉得值得做的事。」刘雁说道。
海外市场与中国市场完全不同。壹嘉与鹿津皆采取「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即有读者下单，才由当地进行印制与寄送。这么做，能节省印刷及库存成本。
读道社采取的是批量印刷，但张适之坦言，仍要重新调整心态。过去在中国做畅销书，加印都是五万册起跳，如今起印量是1000本，为了省下物流费用，张适之还得亲自到印刷厂载书，自行送到各家书店。他坦言，经营的前半年，每天都在破产边缘。
创办读道社之前，张适之请益过许多前辈，所有人都在劝退他，「小张你千万别做。现在没有人看书，华人更不看书，能卖掉一百册就不错了，这肯定赔钱。」若真赔钱还做不做？「我自问自答很多遍，最后给自己的答案是，赔钱也要做。」张适之知道，若没去做，未来会后悔。
庆幸的是，如今读道社不但没有赔钱，前七本作品还都再版，「一开始想的是会赔钱，但现在没有赔钱，还赚到（我个人的）工资。」
作者、出版社、志工与读者
对刘雁来说，十年仅仅是个开始。2024年底，刘雁新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壹嘉人文学社」──借由建立一个空间，让各种可能在里头发生──她笑着说，可以将其看成是一场微型的、自治的文化实验。因为出版社不是把书做出来就完成任务了，「它更像是一个开始，把作者送上新的旅途，让更多围绕著书的交流发生。」
2024年从波士顿搬到旧金山的Ｌ，同样在湾区组织一个以矽谷华人为主的人文社团，就此认识了刘雁，彼此经常合作举办活动，「刘雁老师和壹嘉出版社所做的事情，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活动素材和内容。」双方近期的合作包括周游《喜相逢》和曲艺《与你同行2》的新书发表会。
1980年代出生的Ａ，在2025年一场活动上认识了刘雁，主动表示愿意担任壹嘉的志愿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相当于给我们留个文脉吧。」这一、二年，Ａ协助编辑了《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甫出版的陈平《劳教杂记》，还有即将重新出版的吴思《血酬定律》。
Ａ虽然所读的专业是理科，但出生文人家庭，他的母亲与刘雁有着共同朋友，他们长期向刘雁推荐书稿。小时候，家中书架上就摆着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所以（过去）这是能出的啊。它从历史角度去看产权结构不明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国政府的事情。」
Ａ不喜欢刻意给书（和出版社）贴上标签，「有些人会觉得，这书在国内不能出，只能在这里出，一定是一本反对的书。我没有觉得，这些书都挺正常的。」Ａ认为，真正不正常的，是越来越缩紧且令人摸不透的审查环境。
目前在中国就读法律系的大二学生Ｈ，高中时因为野夫《故交半零落》而成为读道社的读者。陆续读了秦晖《娜拉出走之后》、吴思《顶残》以及傅国涌的《在东京重造中国》。Ｈ也是这么强调的，他并不是因为这些书在中国被禁止，出于猎奇或逆反心态而拾起书本，「我读这些书，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价值」。而价值来自于真实。
采访过程中，Ｈ不断提起「真实」一词。「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真实。真实的陈述，真实的精神，真实的思想。读道社推出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在毫无保留的讲真话，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全盘播出。不是说他们讲的一定是绝对的正确的，因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我想说的是，他们至少作者面对读者，是没有保留的。我们能在书里面读到现实的苟且，思想发生的那种挣扎，历史的摇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也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全面的呈现，真实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历史是如何的，那时候的人们面对什么样的处境。」
张适之坦言，其实并不是这么喜欢，媒体将他形容成对抗威权的英雄。「我不想做什么反抗英雄，我只是一个出版人，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2024年的一波媒体报道，让更多人认识了读道社。
所有事情，或许都是一体两面。正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反而让读者嗅觉极为敏锐，他们成为读道社重要的支持力量，「一方面觉得自己幸运，一方面又觉得很悲哀啊。全靠对方的禁忌和管控，才给了我们一条活路。」若是没这么不自由，留在中国能拥有更广阔的市场，但也正是因为不理想的现况，读道社才有机会在东京发芽，长出小苗。
在2月初台北国际书展的飞地书店讲座上，张适之不下数次称自己是「最幸福的出版人」。读道社所合作的傅国涌、秦晖、吴思等作者，都是对中国社会提出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著作多在中国受到出版限制。这是张适之过去在中国做出版，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作者和经手出版的书籍。
读道社也与台湾出版社合作，购买授权，将繁体中文的书籍做成简体版本。关于《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一书的授权洽谈，时任台湾联经出版总编辑、现为有理文化创办人的涂丰恩告诉《田间》，自己当时颇为惊讶，「过去来问简体版授权的，都是来自中国的出版社。我不知道日本也有简体中文的出版社。那时内部还讨论了一下。不过这个主题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版，就决定试试看。」
涂丰恩说，自己也受到张适之的启发。2026年4月，有理文化出版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研究文集《中国威权之谜》，同样是与一间位于美国的中国海外出版社「博登书屋」（Bouden House）授权合作。
出版自由的模样
在日本生活20多年的Ｃ，一直是读道社的忠实读者，还因为读了傅国涌的《去留之间》，开始在二手书店或网路上，搜集多本傅国涌的旧作。
在疫情前，Ｃ并不特别关注社会议题。但疫情期间，Ｃ眼睁睁看着中国国内的家人被强制待在家，每日接受核酸检查，不能选择疫苗种类，而海外的朋友竟也赞成这种做法。渐渐地，Ｃ不知道如何与人谈论事情。「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政治抑郁。」不管是东大讲座还是读道社的书，对他来说都像是「沙漠里的绿洲」，「在这里，可以获得一些干净的水和空气。」
读得愈多，Ｃ愈感觉阅读这些书籍的必要性。即便生活海外，许多中国人还是习惯微信，「无论肉身在哪，还是大一统在微信上面。」Ｃ表示，但凡开始有点问题意识，「就会发现，你的精神不能只栖居在上面。」阅读，正是这趟自我启蒙的必要途径之一。
「如果没有出版的自由，我们也没有阅读的自由。」Ｃ感激这些建设生态的行动者，「现在夜很黑，或者可以说更黑了，他们都是暗夜里点灯、生火的人，借着这些光和热，让我走夜路可以找到多一些同行的人。」
谈起出版自由的模样，刘雁与张适之都提到了这届台北国际书展上，直接拉来一辆大型巴士的读字公民书区。「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出版社出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诗歌和小志。在中国，这些东西没有书号，都是非法印刷物。」张适之已连续三年来到台北国际书展，每年的感受依旧强烈。
刘雁分享，她在读字公民书区遇上一位台湾的出版编辑，「他说明年可能拉来一架飞机。」她疑惑：飞机放得下吗？对方回她：「要有想像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