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一个无名帝国的民族主义重建

《南京条约》的抬头是“大清大皇帝”和“大英君主”，但英文版的表述却有微妙差异：写的是 “Her Britannic Majesty” 与 “The Emperor of China”。中文版强调的是“大清”，也就是皇室名，而英文版则直接将“大清”等同于“China”。从技术上说，英文版更对等，因为若按中文版逻辑，英国女王应称“萨克森-科堡-哥达君主”，即当时英国王室的真实名号（Hous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这样一来，就不知道这个条约到底是哪国和哪国签的了。

这一翻译细节背后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第一次有了正式名字。中国有许多别称，却从未拥有一个正式对外的国家名，一直使用的是“秦”“唐”“清”这样的朝代名，反映的并非政体，而是皇统。China 一词，是对“秦”的拉丁化称呼。南京条约，是第一次由皇帝认可，确定China 为正式国际命名。

古代中国并不需要一个名字，因为她自视为“天下”——世界唯一、宇宙中心。不需要自我区分，也就无须命名。一个无名之国，展现的不止是自信，更是霸权。乾隆要求万里之外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下跪，是因为他权威不需要边界。天下无外，所有人皆是臣属。

朱元璋塑造蒙古为野蛮入侵者，但他依然接受元朝为正统之一。这并非宽容，而是合法性的根本。若将蒙古排除，等于画出国界，明确“我是谁”与“他们是谁”，从而滑入民族主义的框架。而作为天命所归的皇帝，当然是全部都要，怎么会让民族主义缚住手脚呢。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西欧并没有“国家”概念，只有“王室”真实存在，疆域随婚姻与继承变动。当西班牙国王因继承成为荷兰君主，荷兰人拒绝承认这种“君权转移”。他们提出：荷兰属于荷兰人，而非属于任何国王。荷兰为此打了80年仗，成功独立，开启了民族国家这个全新的国家类型。可见民族主义在西方都不是常识，而是一次反抗王权的激进叙事。

日本是另一个例子。东汉时期，日本并无国名，光武帝刘秀接见其使者，为其封赏，东汉官僚便将其所在地域命名为“倭”，其国名“奴”，赐印“倭奴国王”。三国时代来朝的日本使者也未报出国名，被命名为“邪马台国”，其敌国则被命名为“狗奴国”。隋炀帝时，日本使者小野妹子精通汉语，正式函件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日出这个词又逐渐演变为日本，被选定为正式国名。

在海岛上自成体系的日本也不需要名字，他们需要一个名字的理由，在于他们一方面承认隋朝的强大，一方面又倔强地要求和隋朝平起平坐。他们不但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日出处，还给中国取了个名字叫日落处，隋炀帝大为生气。

中国第一次需要一个名字，是脆败于英国的时候。这打破了中国的神格，中国坠落到欧洲规则体系，并被赋予一个名字叫China。中国并未第一时间接受这种地位，皇帝还在坚持。但是日本正面击溃清朝主力海军后，皇帝失去全部合法性。官僚体系必须寻找独自存在的逻辑，欧洲的国际规则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1895年后，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取名，“支那”“中土”“大汉”等等各类称呼浮现其上，“中华”呼声最高。

孙中山选择“中华”作为国家名，开启了民族主义国家时代。这一选择在根本上阻断了帝制复辟的路径——因为皇帝是天下之主，不能只成为某一个民族的领袖。

虽然皇帝没了，但官僚体系却几乎毫发无损地延续了下来。他们不再依附于皇权，掉头就代表“人民”，借民族主义完成合法性重建。这是一个无名帝国在失去神授天命后，探索独自存在道路的帝制新篇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喧嚣，就像小强一样顽强，吵闹，烦人。

荷兰或许是最干净、最“人民”的民族国家诞生案例。但荷兰之后的民族主义，大多滑向恶意滥用。最具灾难性的两个例子，就是德国与日本。两国都曾用民族主义进行全国总动员，以“人民意志”名义发动侵略战争。战争尚未开始，国内的人权与法治先被全面取消，本国人民是第一批受害者。

正因如此，当今德国和日本几乎完全避谈民族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对这个概念极为谨慎。但在不少全球南方国家，民族主义仍被是核心政治工具。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是取代皇位，国家构成合法性的核心，为人民服务的经要念到响彻云霄，这从孙中山到今天没有变过。

台湾处于特殊位置。它既继承了国民党的基于民族主义的官僚体系，又处于对抗中国的前线，需要对抗中国叙事，因此台湾的民族主义危险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