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对媒体祛魅的？

叠甲：本文充满着浓重的偏见和个人认识，如果选择阅读请仅仅作为感受而非事实来看。

前两天刷到一个帖子说，柴静应该给看了《看见》想要当记者的文科生三年失业补助。有些失笑，大环境不好怎么能怪在一个无辜的人头上，但我也的确有过类似的时刻——

看到一批纯粹坚定的年轻人被这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行业吸引而来，却不断承受着经济压力和道德不安。到了毕业关口，一边为找工作挣扎，一边目睹拥有话语权的老登是怎么用新闻理想标榜自己的。

我感到寒心。看着屏幕上她一如往昔的柔和的面庞，真的很想当面问问她，你会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吗？如果行业和环境辜负了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吗？如果养活自己和坚持下去不可兼得，我们要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坚持的究竟是什么呢？

能力成迷但偏偏爱说教的老登当然是行业的毒瘤，和曾经被我视为榜样的那些勇敢、自由、关心弱小且不被任何评价体系束缚的女性媒体人有根本的不同。

但我也明白，老登固然可恨，固然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也不是行业发展至此的全部原因，顶多算是催化剂。更深刻的、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原因过于沉重，一并倾倒下来的时候，年轻弱小的我们根本无力承担。（推荐阅读朋友写的《不是新闻完蛋了，而是它可能从未存在过》）

01 “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

我对行业的祛魅是一层一层发生的。

第一层是认识到新闻的社会力量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新闻只是让社会问题被看见的一个环节，具体的举措应该由法律，公益组织，政府等等主体去推动，而且有时候媒体让一个人/事情被看到的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具体参见《我还是适合做记者的》）

我知道，教科书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会教我们，用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来决定是否报道一个事情。或者也可以概括成“公共利益”，我们写的是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事情。

只是在实践层面，既然报道也不一定可以促成积极的变化，我选择写某个选题到底是因为所谓的“公共利益”，还是因为我个人的KPI？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了完成工作还要以伤害采访对象为代价，又要如何自处呢？

从记者转行律师的徐凯老师在《新闻实验室》的播客里讲到一次采访经历让我非常震动。大概是说，他在非常需要代表作的时候“利用”了一个无辜小伙的信任完成了一篇很好的稿子，但是事后没有办法面对对方的责问（稿件给对方家庭造成了一些影响）。

回顾的时候，他深刻地反省：写这篇稿子到底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还是个人私欲？还是在用公共利益的说法掩盖私人利益？

我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比起对方希望删除内容带来的麻烦，我更无法面对的是，为了积累作品，为了我的私利，我伤害到她了，辜负了她给我的善意。我一度为此痛苦了很久，也差点选择离开。

我相信所有记者都知道，写烂稿是常态，电影里那种揭露真相，轰动全国的情况可能整个职业生涯都碰不到一次。所以，不写某一篇稿子，这个世界不会少什么，但是记者可能完不成KPI，赚不到钱。在这个逻辑下，“公共利益”的说法真的很像一个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和缓解良心难安的幌子。

仅仅作为新闻读者，我还可以判断出和我感兴趣和关注的选题，但是从新闻生产者的角度，这种过于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我目前真的难以处理。

我会觉得，可以非常笃定地认为自己的选题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写，哪怕伤害到无辜的采访对象也在所不惜，除了专业判断，也需要一个强大的ego支撑，还有媒体作为“无冕之王”的影响力。但是这些东西，我当时包括现在，可能都不具备……

相比之下，商业财经领域会更加简单，采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交换，规避了很多难以处理的道德伦理困境。

02 好稿子和好媒体的标准

第二层祛魅是关于好稿子和好媒体的标准。作为读者的时候，我喜欢读那些文笔细腻、情节起伏、信息量和价值观兼具的稿子，阅读体验会非常好，所以也会觉得能产出这种稿子的媒体是优秀的，是我想要去的。

但是随着写作经验的累积和对新闻价值的反思，我意识到，文字是可以伪饰的，在精湛的写作技巧下，完全相同的素材可以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那些迎合时代情绪且阅读体验良好的稿子，只是作者把采集到的素材按照想要表达的主题编织到了一起，采访对象是面目模糊的，ta们作为素材只是服务于主题的工具而已。

我曾经爱看这种稿子，哪怕到现在也会看，甚至也写过。它们戳中了我关心的话题，可以一气呵成地读完，主题明确、层层深入，每个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点什么，想要评论几句感想。

但是写过一次之后，我越来越警惕和厌倦迎合时代情绪的叙事了，预设一个主题，找到几个典型的采访对象，流程化的一套操作下来赚到一点流量和稿费，但留下来了什么呢？

我不能批驳这样的操作方式有多么伤天害理，因为它确实普遍存在，符合逻辑，而且也有可能写出好稿子。我想说的是，文笔细腻、细节生动、故事性强是小说等文学体裁的要求，不应该成为新闻最重要的追求。记者不是作家，也不是文学家，相比遣词造句的文字技巧，你选择写什么，从什么角度写，即发现选题的能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要感谢我的主编，也包括现在所在的媒体，我是来这里工作之后慢慢扭转了之前的认识，放下了对特稿式写作的痴迷。

此外，在即将走出校园时，当你的身份切换到从业者和求职者，评价一家媒体的视角会从稿件质量扩展到更多，比如绩效制度、薪资待遇、环境氛围。这些因素不仅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水平，也代表着一家企业是是否尊重人才，是否善待员工，是否有基本的底线。

这里就又发生了一些吊诡的事情。你会了解到，那些你敬佩的媒体甚至在奉行着狼性文化，或者充溢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你无法相信，我们反复拜读和学习的稿子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人们很容易把作品和作者绑定在一起评价，也会把稿件视作媒体的名片，但是复杂的现实逼着我们不得不学会把作品和个人分开来看，也要把稿件和媒体分开评价。

03 赚谁的钱向谁负责

ps.这部分的内容可能更适用于市场化的商业财经媒体

第三层是媒体的商业模式。除了付费订阅制，大部分情况下内容是不直接盈利的，媒体的生意也是注意力经济，通过原创内容带来流量，再通过广告盈利。

所以，你所生产的内容其实是带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它不直接收费，而是以吸引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为目的。而且内容是有预设受众的，尤其在垂类媒体，受众尤其狭窄，写给谁看更为重要。

最被痛恨的标题党也是注意力经济极端化的产物。在这个模式下，写什么选题是由受众想看什么决定的，以获得最好的流量为目的，但这其实已经偏离了用公共利益作为判断选题标准的原则。公众需要知道的和喜欢看的是两码事。

当然这只是一种倾向，并不意味着所有内容的生产都会变成流量至上，也不意味着流量和公共利益/新闻价值就是完全割裂的两套标准，一个选题也可以同时符合两种标准。

偏离公共利益只是最浅层和微不足道的影响，更具体的影响体现在赚什么钱会影响能写什么内容。媒体赚钱的逻辑其实是把读者/流量卖给甲方，这就意味着商业化的内容是向甲方负责，而不向读者负责。而每一笔钱都带着议程设置，说得直接一点，你都收了人家的钱，还能再写人家的负面吗？

有的媒体采编和经营是分离的，原创报道和商业内容由不同的人负责，有的甚至记者也要写商业稿，两者的界限则更加模糊，尖锐程度也会收缩很多。但不管两者是否分离，作为一个整体，内部自然会相互影响。客户越多，不能写的选题也越多……

还有一些更为模糊和灰色的事情是，写负面或者略显尖锐的内容可以变成一种撬动收入的手段，看到负面下意识认为是为了赚钱的黑稿。商业新闻本就没有绝对的负面，黑稿和负面新闻的界限也就变得十分复杂微妙。

不过钱当然要赚，任何一家企业/机构都需要资金来维持运转，比较健康的盈利方式是营收多元化，也就是钱的来源多样一点。比如既有政府拨款，又有读者付费，还有广告投放等等。这样既可以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也可以为自身的公信力背书。一些外媒被诟病的原因就是拨款来自一国政府，就是营收方式单一导致的公信力遭受质疑的案例。

但是在现实中，媒体（尤其在中国）营收来源实现多元化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了解到的现实是，单单是广告主的类型多元化都很难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媒体的监督功能早已丧失，话语权明显弱于企业，成为企业进行公关和营销的合作伙伴（工具），对大企业的附属性极强，变成一种吃肉和喝汤的关系。

《看见》勾画出一幅新闻可以监督强权、记录时代、看见复杂、推动向好的美好图景，我们追寻她的脚步，看到的却是早已沦为喉舌和宣传工具的媒体。“机构媒体要完蛋了”的声音已经喊了很久，靠吃渠道影响力的老本，写点烂稿，刷刷阅读量也可以苟活下去。

回到开头，我真的很想问问她，你会怎么看二十多年来媒体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本来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财经记者这半年》，想聊聊自己的这半年的工作感受和心得体会，结果一追溯转型的原因就写到这里了，等下次想动笔再写，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