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羅馬帝國的衰亡，是美國的前車之鑒

羅馬帝國的衰亡，是美國的前車之鑒

西元前一四六年，經過漫長而血腥的圍城後，羅馬軍團占領並摧毀了強敵迦太基（Carthage）。這個盛極一時的港口城市和貿易中心被夷為平地，城中倖存的居民被賣為奴隸。此役之後，羅馬不僅是亞平寧半島（Apennines）的眾多強權之一，確立了地中海唯一強權的地位，並邁出走向帝國的決定性一步。

指揮這次戰役的羅馬名將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站在城牆前，注視著火焰中的迦太基，絲毫沒有自豪的榮光，反倒默默留下眼淚，並用雙手遮住臉頰。其好友、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迷惑不解地問主帥：「我們不是大獲全勝了嗎？」

小西庇阿回答說：「是的，我們打贏了。但是，我擔心有一天我們的國家也會經歷這樣的滅頂之災。」

隨後，波利比烏斯果然觀察到羅馬文化的若干變異：「一些羅馬年輕男人沉湎於同性間的風流韻事，而另一些則成天與妓女廝混，還有很多人放縱於音樂、宴會以及其他慾望所及的奢靡享受。……年輕的男子把心思花在亂七八糟的事情上遠遠多於花在耕地上，貪戀魚子醬對味覺的刺激而不願勤勤懇懇地勞作，這一些正是共和國開始衰敗的明顯徵兆。」

差不多與此同時，羅馬的政治家和作家薩盧斯特（Sallustius）也發現，迦太基的覆滅，同時敲響羅馬的喪鐘：「對敵人的憂患有助於帝國美德的留存。但是，一旦這種憂患消失，繁榮引發的最大惡習——放縱與驕傲就必然浮出水面。……領導者開始操縱他們的權力，民眾開始揮霍他們的自由，每個人都渴望滿足內心的慾望，掠取一切想弄到手的東西。」

歷史學家李維在羅馬鼎盛年代寫下預言：「以這種觀察來描述羅馬帝國國格淪喪的過程，一開始慢慢地下沉，接著加速下滑，最後猛地紮進毀滅的泥潭，直到那一天，我們既不能忍受自身的病痛，也無法吸收良方的藥效……財富引發人們心中的貪慾，而對感官享樂的無窮渴望，在自我放縱的催化之下，點燃人們毀滅自己和惹禍其他事物的熱情。」

以上這些描述，放在冷戰之後三十多年的美國，一點也沒有違和感。

今天美國面臨的問題，跟昔日的羅馬帝國極為相似：有愈來愈多國家與羅馬結盟，躋身「羅馬的朋友」之列，各國政治開始在羅馬政治的大框架之下運作。各國遊說人員攜帶重金來到羅馬，羅馬官員公然收受外國賄賂，幫助通過對外國有利卻對羅馬不利的法律和政策。

西元前一一一年至一○五年的朱古達戰爭（Jugurthine War）最能說明此種處境。這不是一場在前線相持不下的戰爭，而是一場在羅馬的政治場域中以骯髒的金錢而非刀劍為武器的戰爭。

朱古達是羅馬扶持的北非努米底亞（Numidia）王國的王子，其父親死後，他不甘心與其他兩位兄弟三分天下，悍然出兵殺害一個兄弟，並占領另一個兄弟阿德赫巴爾（Adherbal）的屬地。阿德赫巴爾流亡羅馬，向羅馬求助。羅馬派出使團，聽取兩方面的意見並為雙方合理劃分努米底亞王國。

之後，朱古達不遵守協議，繼續出兵占領對方領土。同時，他拿出巨款賄賂羅馬元老院成員，讓羅馬對其暴行保持沉默。於是，這一外交事務在羅馬成為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焦點——平民認為，羅馬有權勢的菁英已被朱古達買通，羅馬真正的朋友阿德赫巴爾孤立無援。

朱古達以為羅馬對其言聽計從，繼續出兵攻占王國首都西爾塔（Cirta），虐殺阿德赫巴爾及其追隨者，若干在此生活的羅馬人也成刀下亡魂。

羅馬民眾震怒，在輿論壓力之下，羅馬執政官率領大軍興師問罪，朱古達不戰而降——這實在不能算是一場戰爭。

朱古達繼續賄賂羅馬達官顯貴，讓自己被押送到羅馬接受元老院質詢之後全身而退。離開之時，他輕蔑地評論羅馬是「一座準備出賣的城市，一旦碰到買主，就註定會滅亡！」

此後，朱古達再度反叛，企圖通過游擊戰擊敗羅馬。直到西元前一○六年，他被擊敗、俘虜、押回羅馬處決，這場戰爭才落下帷幕。

朱古達這個小國君主通過在羅馬帝國首都「散財」的運作，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帝國外交決策。對於羅馬來說，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徵兆。

羅馬的衰亡不僅僅是一段翻過去的歷史，歷史的悲劇常常重演。今天已有人喊出：「美國人是今天的羅馬人。」——不是強勢時期的羅馬人，而是衰落時期的羅馬人。美國人的祖先，當年是苦幹實幹、開拓西部的篷車英雄，是誠樸忠實的基督徒，這些可貴的倫理規範一旦喪失，此預言便會成真。

美國各級官員紛紛淪為外國勢力的代言人。紐約市長亞當斯與多個國家的外交官進行祕密合作，這些國家包括法國、中國、斯里蘭卡、印度、匈牙利和土耳其等。他利用這些外交關係謀取私人利益，頻繁接受免費或享有折扣的國際航班服務。聯邦檢察官威廉斯（Damian Williams）表示，亞當斯多年來利用其政治地位換取外國利益，甚至幫助土耳其官員加速新建外交大樓的消防檢查，藉此回報他們的賄賂行為。

更可怕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高決定者總統亦成為敵國勢力的牽線木偶。拜登及其家族就是中國政府「獵官」的對象，中國政府的手直接伸進白宮。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發現，在腐敗和貪汙盛行的華盛頓，拜登夫婦已將腐敗程度推向令人眩暈的高度。該委員會主席科默（James Comer）的調查結果表明，超過一千萬美元的外國資金像河流一樣流入為拜登夫婦的財務利益而設立的二十多家空殼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其中大部分資金在落入總統家族的九名成員手中之前，被偷偷地在各種帳戶中洗牌。這些公司沒有明顯的商業目的，只是作為一個容器，藏匿來自中國等外國政府的賄賂資金。僅從與中國共產黨及其特工的大量交易中，拜登家族就存入大約六百萬美元。拜登賣的是什麼？科默以拜登的軟性中國政策為由，將拜登處理COVID、TikTok、間諜氣球、盜竊智慧財產權和中國操縱美國貨幣的問題聯繫起來，也許可以解釋他對保護美國重要利益的漠不關心和不具任何有意義的行動。拜登為了冰冷的現金而出賣美國，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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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回到上帝的懷抱，美國才能贏得終局之戰

美國秩序的根基，不是制度，不是軍力，不是經濟，不是國土，而是公民美德及其背後的信仰、價值、觀念秩序。用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柯克（Russell Kirk）的話來說，美國秩序的根基就是「上帝之下的自由和正義」——憑借古典和宗教性美德以及新舊世界的社會經驗、自我犧牲與高尚的想像力，搭建起個人與公共秩序的精妙結構。根基牢靠，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才能行在正道上，才能無往而不利。

從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到小布希的理想主義、世界主義的「全球民主化」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試圖在不具備「美國秩序」、「美國信念」的地方，強行推廣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好的制度無法在壞的民情秩序之上生根發芽。

美式民主的推廣，比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和可口可樂的推廣難上千百倍。若沒有「美國秩序」、「美國信念」的族群，不配享有美式民主和自由，這種說法看似冷酷，卻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與常理。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強調說，真正的保守主義在於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

二○○八年的總統選舉中，很多保守派選民對歐巴馬的出生地和信仰存有懷疑，認為他很有可能是「隱藏的穆斯林」。此前曾擔任美軍最高軍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非裔美國人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為之辯護說：「如果有人問歐巴馬是不是伊斯蘭教徒，我會說不是，他一直是基督教徒。然而，正確的答案是，就算他是伊斯蘭教徒又怎樣？在美國，信仰伊斯蘭教有什麼問題嗎？回答是否定的。在美國，這種事不應該是問題。」鮑威爾名為共和黨人，實為民主黨人。他錯了：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候選人的宗教信仰當然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基督教不是美國的國教，卻是美國的公民宗教，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基督教價值之上的國家，美國選民當然不可能選一名伊斯蘭教徒為總統。如果美國選出一個伊斯蘭教徒為總統，也就意味著美國國運的終結——有哪一個伊斯蘭國家是民主自由國家？

歐巴馬在就職演說中否認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認為美國是一個多元信仰和多元文化的國家：「我們拼圖一般的遺產是美國的強項而不是弱點。我們美國是由基督教徒、穆斯林、猶太教徒、印度教徒和不信神的人構成的國家。」宗教學者埃克（Diana Eck）在《宗教分裂的美國》（A New Religious America）一書中也認為：「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最重要的課題是將美國看作是一個多元宗教共存的國家，在此基礎上構築未來的藍圖。」他們的說法似乎符合後基督教時代美國多元文化的現狀。

這些看法，對美國乃是致命毒藥。美國文化和價值的多元性，應當是一元（絕對的上帝之主權）之下的多元，一旦不承認至高的一元，多元將彼此衝突、彼此為敵。這至高的一元，用米克爾約翰（Alexander Meiklejohn）的話來說就是「新教國家」，「新教主義的勝利堪稱西方文明三百年間最為偉大之勝利」。美國國父們的信仰未必純正，私人生活也有弱點和失敗，但都是宗教生活的先驅，「忠誠於使命，對個人獲得自由、對反對威權、對個人能力的認知以及對自身命運的渴望，感到歡欣鼓舞」。

柯克堅信，聖約觀念影響了美國人所有的政治信念，美國民主社會端賴於清教徒和其他喀爾文主義信念。他引用羅斯特爾（Clinton Rossiter）的說法：「雖然美國的民主有種種缺陷和坎坷，雖然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它一直是而且現在仍是一項具有高度道德意義的事業。不管人們對這一民主體制的淵源可能還有什麼疑問，賦予它生命和本質的道德體系的主要源頭則是毫無疑問的……」這一清教徒遺產帶來「契約及隨之而來的衍生物；比『天空中某種徘徊不定且無所不在的東西』更宏闊的高級法；自足且負責任的個人的觀念；經濟個人主義的某些關鍵要素；堅持公民應該受教育以理解其權利和義務的主張；以及中產階級的美德——它是道德穩定性的堅實基礎，而美國人則認為，成功的民主體制必須永遠仰賴它」。柯克總結說，如果不訴諸於律法和先知，美國的政治理論和體制以及美國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獲得很好的理解。

杭亭頓提出「誰是美國人」的追問，他的答案是：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結合了繼承自英國的政治、社會制度以及各種習慣常規，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英語以及新教教義的事項與價值觀。因為這個問題及答案嚴重政治不正確，使他在哈佛大學和知識菁英中遭到空前孤立，並被扣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但這個問題始終存在：誰是美國人？誰是好的美國人？

好萊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美國英雄，從西部遊俠到藍波（Rambo），從美國隊長從超人，從蝙蝠俠到鋼鐵人，各有其追捧者。但他們真能代表美國人嗎？

保守主義思想家維沃（Richard M. Weaver）講述了一個泯然眾人的美國英雄故事：在二戰早期，媒體報導了一位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窮鄉僻壤的農民的經歷。這位農民（一個沒有被寵壞的人）聽到珍珠港遇襲的消息之後，和妻子搬到西海岸，在一家造船廠工作，為海軍修建戰艦。他的妻子找到一份服務生的工作，養活他們兩人。由於不識字，這個新來的工人不明白工廠每週發給他的小紙片是做什麼用的，直到他的支票攢到一千美元之後，才被同伴告知這是薪水——原來拯救自己的國家是有報酬的。他原本以為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履行責任就意味著無償為祖國付出。

這就是至為寶貴的「起初的愛心」。維沃認為，像這位單純到有些愚鈍的愛國者，是美國精神的傳承者和美國秩序的捍衛者——也正是日本海軍名將山本五十六害怕的「被驚醒的巨人」的力量來源。他們是二戰中八百八十萬軍人和數千萬工人中的一員——僅僅是洛杉磯特米諾島（Terminal Island）的加州造船公司，在戰爭期間就建造了四百六十七艘戰艦。僅僅是波音一家公司，每九十分鐘就有一架轟炸機被製造出來。這樣的美國是不可戰勝的。

讓我們向這位心甘情願共赴國難的美國工人（農夫）致敬。他們在戰場上戰鬥，在工廠和農場裡勞作，在教堂裡敬拜，為慈善事業捐款，在醫院充當志工，在門口掛起國旗……他們或許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地位低下、言語粗魯、衣冠不整，但比起大城市裡被寵壞的富人、貴人、知識分子，他們更符合美國公民的標準。

這位農夫和工人，就是「紅脖子」，就是被歐巴馬和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稱為「失敗者」的「祖國的陌生人」。左派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南方州阿拉巴馬田野調查多年後發現，這些被全球化傷害的美國人的感受是，「你是故土的陌生人。從別人的目光中，你已認不出自己……你步步後退，退得很隱蔽，而這並不是你自己的錯。」再次偉大的美國，必須重新讓他們成為美國的主人，成為榮耀的美國之子。

當我開車行走在美國中部和南方腹地，看到無數農場和房屋中懸掛的星條旗，就知道在這面偉大而壯美的旗幟背後，有一張張堅毅的臉龐，有一雙雙粗糙的大手，有一個個敬虔勤勞的家庭，有在大地上奔跑長大的孩子……我不禁為之熱淚盈眶。唯有回到上帝的懷抱，唯有讓「故土的陌生人」恢復其主人翁地位，唯有讓好萊塢虛無縹緲的「復仇者聯盟」回歸維沃筆下那位平凡、質樸、單純、堅韌的美國農夫（工人），美國才能再次偉大、繼續偉大、長久偉大。

作為一名自我選擇成為美國公民的美國公民、基督徒和保守主義者，我願意為實現此一願景而祈禱、而戰鬥——我在書齋中的寫作，是我的戰鬥的一部分。回歸上帝之道的美國，方能重振雄風、百戰不殆。柯克如此形容其寫作初衷：「在這項保全我們文明的精神、思想和政治傳統的事業中，寫作本書是個人為其出的一份力量；如果我們要拯救現代思想，我們必須盡快採取行動。」這也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探討美國鳳凰涅槃、回歸柯克所說的「美國秩序的根基」的可能性，探討美國的外交政策如何回歸正道，像燈塔一樣照亮這個晦暗不明的世界。

詩人艾略特像舊約中的先知一樣高聲吟唱哀歌，卻仍然對西方文明的浴火重生懷有必勝的信心，更何況遠渡重洋「潤」到美洲新大陸的我呢：

這個世界正在嘗試創造一種文明的、非基督教的意識心靈。這個試驗將會失敗，但我們在等待它失敗的時候得非常耐心；同時，我們將贖回時代，這樣信仰才能倖存於我們眼前的黑暗時代，才能復興並重建文明，才能遏止世界自取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