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有價時代如何影響企業價值？

一、   碳有價時代的新商業環境

2025歐盟確定執行CBAM，並要求進口商必須申報產品碳含量並支付碳關稅，首波管制鋼鐵、水泥、鋁、化肥等碳密集產業。台灣將從2024年起實施碳費制度，採取雙軌並行制度，考慮到川普2025年重返白宮，FAIR Act和CBAM對亞太供應鏈的影響將更為複雜。川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政策可能導致關稅壁壘提高，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製造業。同時，他反對氣候變遷相關政策，可能弱化FAIR Act的執行力度。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除了持續綠色轉型外，也加強與東協國家合作以規避美國關稅。韓國則採取雙軌策略，一方面加速產業脫碳，另一方面強化與美國的供應鏈合作，以確保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對台灣而言，情勢更趨嚴峻。若美國減弱碳關稅力道，歐盟CBAM的影響反而更為突出，加上中國大陸可能採取更強硬的經濟制裁手段，台灣企業需在美中歐三方政策間謹慎平衡。

台灣自2024年起實施碳費制度，分為兩個層次：對年排放量超過2.5萬公噸的企業徵收每公噸300元新台幣碳費，而排放量較低的企業則可選擇自願參與抵換專案或碳交易市場。環保署規劃2030年前每公噸達1，000-1，500元。根據金管會統計，台灣前50大企業的碳排放量超過1.2億噸，約佔全台總碳排放量的40%。這些排放將轉化為企業的實際運營成本，對企業財務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國際間政策的改變正重塑台灣企業的競爭商業版圖。首先，高碳排產業面臨成本結構重組，影響其國際競爭力。其次，供應鏈重整加速，跨國企業優先選擇低碳供應商。第三，綠色金融崛起，企業融資成本與碳表現掛鉤。國際大廠如蘋果、台積電即使面對美國政策變數，仍持續推動供應鏈減碳，凸顯此趨勢不可逆。

台灣的減碳路徑比多數國家更具挑戰性。台灣已將2050年淨零目標入法，賴政府宣布，台灣的減碳目標分別為2032年減少32%±2%和2035年減少38%±2%，相較於2005年的基準年遠超過原定的20%。這個目標不僅積極進取，更需要在能源轉型受限的條件下實現，面臨不小的難度。從全球角度觀察，減碳形勢日趨嚴峻。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AR6綜合報告指出，2019年全球碳排放較2010年增加12%，若維持現有政策，2050年全球升溫將達3.2°C，遠超過巴黎協定的目標。已開發國家在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承諾與實際執行間的落差，更突顯減碳目標達成的困難度。

台灣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重鎮，無論是傳統晶片製造或新興的AI晶片，都需要穩定、安全且具成本效益的電力供應。然而，台灣目前面臨四大特殊挑戰：首先，能源結構轉型時程緊迫。除了必須淘汰燃煤、限制天然氣使用外，再生能源需在十年內增加超過45個百分點。這對高度仰賴穩定電力的半導體產業造成莫大壓力。其次，在此嚴格的能源轉型目標下，企業必須同時確保供電穩定與達成減碳要求。對於24小時不間斷運作的晶圓廠而言，這項挑戰尤其嚴峻。第三，作為出口導向經濟體，台灣企業不僅要因應本地減碳政策，更須面對歐美碳關稅的挑戰。在不同減碳情境下，企業將面臨顯著的財務衝擊。第四，在能源密集的半導體產業，企業必須平衡全球競爭力與減碳目標的達成。隨著AI等新興科技的發展，對電力需求不斷提升，更加重了產業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

二、能源業的關鍵挑戰

根據Le Guenedal等人(2023)的經濟預測與政策分析模型（MIT Economic Projec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EPPA）研究報告分析企業的直接成本（如碳費支出）和間接成本（如供應鏈碳成本轉嫁），能源業若按照1.5°C情境下進行轉型，企業價值可能下跌高達16%，在2°C延遲轉型情境下也將面臨14%的跌幅。相較之下，依據Le Guenedal等人(2023)其他產業如金融業僅為1.52%、工業2.36%的衝擊相對較小，凸顯能源業在淨零轉型中面臨的特殊挑戰。台灣企業首先面臨到的是電力缺口風險。隨著核三廠預計於2025年5月退役，台灣將正式進入非核時代。目前核能發電占比約12%，這些基載電力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找到替代方案。同時，台灣還面臨2035年前全面淘汰燃煤電廠，2025年起天然氣發電零成長的壓力。對照現行能源結構，化石燃料占比約80%，再生能源僅10%，轉型時程之緊迫實屬空前，缺電、限電風險直接衝擊企業經營。雖然電業法修正允許企業可以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自用，但相關的法規配套與執行細則仍待完善。例如饋線容量分配機制、併網審查程序、電力調度規範等關鍵議題都需要更明確的規範。這些法規不確定性增加了企業投資綠電的難度與風險。在基礎電力短缺的情況下，企業面對這些非預期的資本支出勢必將耗損現金流，也相對影響成本結構的穩定性。首先是營運成本上升，缺乏穩定的發電來源，企業不得不投資自有發電設備或儲能系統。同時，電價波動風險增加，進一步影響成本結構的穩定性。而現行電業法對於電力交易市場、輸配電業務分離等機制也尚未完全到位，使企業難以透過市場機制有效管理用電成本與風險。企業資產減損風險問題。對於重工業、科技業等電力密集產業，供電不穩可能導致設備使用效率下降，加速折舊。台灣作為島國，能源供應高度仰賴進口，一旦供電不穩，產業鏈中的關鍵設備可能因斷電或限電而損壞，不僅造成資產損失，更可能影響全球供應鏈。特別是半導體產業，一次斷電可能造成數十億元的損失，包括晶圓報廢、設備受損等直接衝擊。同時，為確保供電穩定，企業被迫增加備用發電設施，這些非核心資產投資也將稀釋資本報酬率。這些資產風險不僅影響企業的償債能力，更可能危及未來的融資條件。最後，是企業轉型投資壓力與財務風險。台灣再生能源開發受限於地理條件、土地取得困難，使綠電供給長期不足。企業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自建綠能設施，包括太陽能、儲能系統等；另一方面，由於本地綠電不足，被迫向國際市場購買再生能源憑證(RECs)，增加營運成本。企業需要在短期內加大綠電投資，包括購置再生能源設備、建置智慧電網、更新節能設施等。但企業自建綠能設施的投資報酬期長，加上台灣天候條件不穩定，發電效率難以保證，影響投資效益；其次，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綠電及憑證價格可能持續攀升，造成長期成本壓力

探討企業成本壓力時，長以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WACCl) WACC是衡量公司籌資成本的基準。從公司的財務報表來看，資金籌組的方式不外乎跟銀行借錢及找投資人注資。這兩種出資人都需要合理報酬:銀行要利息，投資人要股東報酬率。將這些成本依照資金來源的比例混合計算，就得到WACC。隨著ESG要求提高，企業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在永續發展相關項目上，這些額外成本和資本支出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而金融機構在評估企業融資時，則越來越重視氣候轉型風險。對於高碳排產業來說，由於轉型風險較高，銀行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投資人也會提高預期報酬率，最終導致企業的整體融資成本上升。若企業因供電穩定考量而延遲綠能投資，等到2030年後被迫快速轉型，不僅設備採購成本大增，台灣製造業持續延遲綠能投資，等到2030年歐美碳邊境稅全面實施時，整個產業鏈將面臨骨牌效應。不僅設備採購成本大增，以FAIR Act和CBAM對亞太供應鏈的影響更趨複雜。美國環保署（EPA）估算的社會碳成本為900美元/噸，但根據美國能源部（DOE）研究，考慮氣候變遷經濟衝擊後，實際碳成本可能攀升至4000美元/噸。這將對台灣產業鏈造成連鎖效應：石化、鋼鐵等上游產業的高碳排放成本直接轉嫁，推升中游製造業原物料成本。電子零組件和機械等中游產業除承受成本壓力外，還需回應國際客戶的減碳要求。系統組裝等下游廠商則面臨成本上漲與訂單流失的雙重衝擊。

三、企業轉型策略

在碳關稅加劇全球貿易壁壘之際，台灣製造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轉型壓力。碳價可能從每噸900美元攀升至4000美元，嚴重衝擊產業供應鏈。企業須通過資產組合優化、綠能投資布局、碳權交易準備及轉型財務規劃等系統性策略，建立長期競爭優勢。這不僅關乎企業生存，更攸關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資產組合優化需與全球ESG趨勢接軌。隨著投資機構將ESG納入評估指標，企業資產優化不再侷限於生產效率，而是要建立符合國際永續標準的資產組合。以台積電ESG轉型為例。公司在2023年度DJSI道瓊永續指數評比中，不僅連續23年入選，更在半導體產業中獲得最高分。這樣的成績直接反映在融資成本上：2023年發行的50億美元綠色債券，不僅獲得3.5倍超額認購，融資利率更較一般企業債券低了約0.3個百分點。若以債券五年期計算，這項ESG表現為公司節省了約7，500萬美元的利息支出。

台灣企業應建立符合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框架的氣候風險評估機制，將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納入資產管理策略。例如評估供應鏈斷鏈風險、極端氣候對廠房的衝擊等。同時配合ISSB永續揭露準則，強化資產碳足跡盤查與報告。在全球化布局方面，企業需因應供應鏈在地化趨勢，重新評估生產基地配置。考量各區域ESG法規、再生能源供給、碳費制度等差異，建立多元且具韌性的資產布局。特別是歐美市場對供應商ESG表現要求提高，資產組合必須能支持客戶減碳承諾，並提供完整的環境數據追蹤。更進一步，企業應將ESG績效納入資產報酬評估體系。例如導入內部碳定價機制，計算資產的真實環境成本；建立ESG評分制度，定期評估資產組合的永續表現。同時，積極尋求低碳技術授權或併購機會，透過策略性投資加速資產組合綠色轉型。此外，企業可考慮發行綠色債券或永續連結債券，為資產升級籌措資金，同時提升ESG評級。台灣中小企業在資產優化上面臨實務困境。政府政策常流於形式，企業實際執行窒礙難行。資金有限的中小企業，往往忙於接單生產，難以投入大量資源進行設備升級。更棘手的是，許多中小企業是國際大廠的二、三階供應商，受限於議價能力，無法將增加的環保成本轉嫁給客戶。一旦歐美實施碳關稅，這些企業可能被迫承擔額外的碳成本，但又缺乏資金進行低碳轉型。建議從務實角度著手：首先，善用產業聚落特性，號召同業合作建置共同節能設施，降低單一企業投資負擔。其次，尋求大廠合作，爭取技術支援與轉型資金。第三，透過工業區整體改造計畫，共同採購綠電、建置能源管理系統。這些做法雖不完美，但能幫助中小企業在有限資源下逐步提升競爭力。

綠能投資布局在這場轉型賽局中，企業面臨著三重挑戰。首先是時間壓力，核能發電12%的基載電力必須快速找到替代方案。其次是地理限制，身為島國的台灣，不僅土地資源有限，還面臨著天候不穩定的考驗。第三是財務壓力，建置綠能設施需要龐大資金投入，但投資報酬期長，加上本地綠電供給不足，企業往往需要轉向國際市場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大幅增加營運成本。全球供應鏈綠色轉型的浪潮中，國際綠電憑證（RECs）扮演著關鍵角色。這些憑證代表著可再生能源的環境效益，每一張憑證相當於1 MWh的綠電產出。然而，隨著國際大廠對供應商的要求日益提高，單純仰賴購買綠電憑證的策略已不足以因應市場需求。觀察全球供應鏈的領導者，蘋果公司在綠電採購上樹立了最嚴格的標準，蘋果將可再生能源定義為來自自然且可持續補充的能源來源，包含利用太陽能板將太陽光轉換為電力的太陽能、利用風力渦輪機產生電力的風能、源自有機物質的生物質能，以及利用水流產生電力的水力發電。在實務上，他們強調三個關鍵面向：優先採用在地能源解決方案以減少能源傳輸損耗的在地化策略、透過高品質認證確保能源來源可靠性的品質管理，以及透過長期能源採購合約來穩定供應並控制成本風險的長期規劃。自2020年起，蘋果明確要求供應商必須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但更關鍵的是其對綠電品質的要求。蘋果特別強調實體綠電的重要性，鼓勵供應商優先考慮廠區自建太陽能或簽署購電合約，限制純粹購買綠電憑證的比例。此外，蘋果還要求綠電使用需與實際生產時間相互匹配，不接受過期或遠期的綠電憑證，且每季都需要提供詳細的用電與綠電採購證明。

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龍頭，台積電則採取了更為務實的綠電策略。面對龐大的用電需求，台積電優先簽署大型離岸風電購電合約，同時在廠區建置太陽能系統，再輔以策略性採購國際綠電憑證來補足缺口。更重要的是，台積電不僅關注自身的綠電採購，還建立了完整的供應商輔導機制，協助供應鏈夥伴評估再生能源投資方案，提供技術諮詢。在台灣在地發展方面，台積電更積極參與再生能源政策制定，推動產業園區共同建置綠能設施，實質帶動本土綠能產業的發展。台灣企業需要更前瞻的綠電布局。短期而言，企業可以建立多元的綠電組合，不過度依賴單一來源，同時優先採購具有高認可度的國際憑證。從中長期來看，企業必須認真評估自建綠能設施的可行性，積極尋求區域合作機會，並持續關注國際認證標準的演變。

回顧歐盟經驗，碳權交易市場的成熟需要時間醞釀。歐盟碳權市場從2005年啟動至今，經歷了多次價格波動和制度調整。特別是在實施碳邊境稅後，碳權價格攀升至每公噸90歐元以上。這個發展軌跡提醒台灣企業，碳權交易不僅是合規議題，更是一項需要縝密規劃的商業決策。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背景下，企業建立碳權交易準備機制時，必須將氣候風險和台灣特殊的能源環境納入考量。首先是內部碳定價的建立，這不僅要考慮市場碳價，更要將極端氣候對營運的衝擊納入評估。舉例而言，極端高溫可能增加空調用電，暴雨、颱風則可能造成供應鏈中斷，這些都會影響企業的實質碳成本。特別在台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結構下，企業更需要透過情境分析，評估不同碳價水準對其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碳資產管理策略，這必須與台灣的能源轉型規劃相結合。

在核電廠陸續除役、燃煤電廠必須在2035年前全面淘汰的壓力下，企業的碳排放盤查不能只關注現有的排放量，更要預測未來能源結構變化帶來的衝擊。同時，面對再生能源供給不足的挑戰，企業在評估減碳方案時，需要將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和成本納入考量。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企業在碳權市場上的布局策略，包括是否需要提前購入碳權作為避險，或是投資自主減碳專案以產生抵換額度評估減碳潛力時。永續轉型的財務規劃策略業的轉型財務規劃不再只是傳統的資本支出評估，而是需要全面重新思考財務結構。隨著ESG要求提高，企業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對高碳排產業而言，由於轉型風險較高，銀行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投資人也提高預期報酬率，導致整體融資成本上升。台灣企業面臨的財務壓力尤其嚴峻。一方面是基礎設施投資的迫切性，企業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設備升級和能源轉型。以半導體產業為例，除了原本的製程精進投資外，還需要增加再生能源設施、智慧電網、節能系統等綠色基礎建設。另一方面，在供應鏈重組的背景下，企業可能需要進行海外布局，這更加重了資金需求。

永續轉型的財務規劃需要更靈活的籌資策略。傳統的銀行融資雖然仍是主要管道，但企業可以考慮發行綠色債券或永續連結債券，這些新型態的融資工具不僅可能獲得較低的利率，更能提升企業的ESG評級。台灣金管會已建立相關規範，為企業提供更多元的籌資選擇。更重要的是現金流管理的轉型。在評估投資報酬時，企業需要納入碳成本上升、能源價格波動等不確定因素。特別是自建綠能設施等長期投資，傳統的折現現金流分析可能低估其價值，因為未來的碳價上漲會提高專案效益。企業應建立更全面的財務評估模型，將氣候風險和碳定價趨勢納入考量。對中小企業而言，轉型融資的挑戰更大。由於規模較小，往往缺乏發行債券或股票的條件，主要仍須依賴銀行借貸。這些企業可以考慮運用政府的綠色融資方案，或透過產業公會尋求集體融資的可能性。同時，也要善用節能減碳的補助資源，降低初期投資負擔。財務結構的調整需要分階段進行。短期內，企業可能需要提高負債比例以支應轉型投資，但長期而言必須通過營運效率提升和新商業模式開發來強化現金流。特別是在碳定價持續上漲的趨勢下，及早投入轉型不僅能降低未來的營運成本，更可能創造新的競爭優勢。

四、碳有價時代的企業轉型

在全球邁向淨零的浪潮中，台灣正面臨空前的轉型挑戰。2024年碳費制度的實施，標誌著台灣正式進入碳有價時代。對企業而言，這不僅帶來成本壓力，更是倒逼產業升級的關鍵時刻。挑戰與機遇並存，企業若能及早布局，反而可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搶得先機。台灣的減碳路徑比多數國家更具挑戰性。在能源轉型受限的條件下，企業必須在確保供電穩定與達成減碳要求間取得平衡。特別是面對核電廠除役、燃煤電廠需要全面淘汰的壓力，企業的綠電布局更顯關鍵。觀察蘋果、台積電等領導企業的作為，實體綠電採購將成為未來主流，單純仰賴國際綠電憑證的策略已不足以因應供應鏈要求。在碳權交易市場即將啟動之際，企業需要建立完整的準備機制。這包括將氣候風險納入考量的內部碳定價、整合能源轉型規劃的碳資產管理，以及善用產業聚落優勢的減碳布局。特別是在美國能源部研究指出實際碳成本可能達到每噸4000美元的情況下，企業更需要前瞻性的碳權管理策略。

財務規劃方面，永續轉型正在改變企業的資金成本結構。ESG表現將直接影響融資條件，企業需要更靈活的籌資策略和現金流管理。特別是在評估綠能投資時，必須將未來的碳價上漲、能源價格波動等因素納入考量，建立更全面的財務評估模型。展望未來，台灣企業在全球淨零轉型中既面臨挑戰也擁有機遇。台灣產業群聚的特性讓企業有機會透過合作降低轉型成本，而精密製造的優勢也有助於發展低碳技術。關鍵在於企業是否能夠及早布局，將減碳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鞏固競爭優勢。碳有價時代的來臨不會等待企業準備就緒。面對這場全球性的綠色革命，企業需要有更積極的作為。透過前瞻性的綠電布局、完整的碳權交易準備，以及靈活的財務規劃，企業才能在這場轉型浪潮中立於不敗之地，進而開創新的發展機遇。

碳市場本質上是利用市場機制來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企業可以選擇自行減碳，或是在市場上購買碳權來完成減排要求。目前全球碳市場發展已逐漸成熟，從歐盟的強制性碳交易到各種自願性市場機制都在蓬勃發展。觀察全球趨勢，碳市場正朝向更緊密的互聯互通發展。碳價整體呈現上揚走勢，各區域市場的交易機制也逐步趨於一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碳金融創新正在加速，從基礎的碳權交易擴展到碳權證券化、碳期貨等多元金融商品。就台灣而言，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的本土碳市場，同時為未來的國際接軌預作準備。政府需要在環境效益和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協助產業低碳轉型的同時，也要培育碳金融服務能量。隨著全球碳定價機制日趨完善，台灣更需要及早布局，在國際碳市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