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群众抗议动摇“强人”普拉博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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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傲慢的资产阶级精英藏在致命的国家暴力背后
叶澜 中国劳工论坛、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
自8月底以来，印尼一直被抗议运动所震撼，而这已经是1998年该国苏哈托为期32年独裁统治倒台以来最大规模的抗争运动。在警方与军队对示威进行残酷镇压下，目前为止，已经有1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3000多名示威者被捕。
这一波抗议是今年2月印尼全国抗议浪潮“黑暗印尼”的延续，导火线是政客特权与腐败。当一名21岁摩托车的士司机阿凡‧库尼亚万（Affan Kurniawan）在8月28日遭一辆装甲警车撞死后，公众怒火便一发不可收拾，与2011年突尼斯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之死类似。他的离世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随后几个月的一场反独裁革命运动。随着阿凡‧库尼亚万之死的消息传开，短短数日，示威从首都雅加达的街头，迅速蔓延至印尼38个省份中至少32省里众多城市，数以万计民众走上街头。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国（2.85亿人口），东西横跨超过5000公里。
导火线是印尼政府8月15日的决定：580名议员除了本已高额的薪资外，还将获得每月5000万印尼盾（约3000美元）“住房补贴”。这一笔金额相当于雅加达法定最低工资的十倍、贫困省份最低工资的20倍。在普遍实行紧缩政策、工人消费能力受压的时期，这一事件暴露了脱离现实的政客与群众之间的鸿沟。近期调查证实，众议院（DPR）和人民协商会议（MPR）是该国“最不值得信赖”的机关。
紧缩与增税
印尼上千万计的工人群众首当其冲，饱受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的紧缩政策、税负飙升、工厂关闭与裁员与生活成本危机之苦。今年上半年，每月裁员人数就达到约2万。与中国的情况相似的是，15-24岁的年轻人有16%处于失业状态，这一比例是泰国与越南的两倍多。由于真正就业机会不足，上百万民众被迫投入不受规管的“非正规部门”或“零工经济”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该国56%劳动力未享有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医保与退休保障。
面对严峻的经济不安全状况与困境，愈来愈多印尼人梦想着“逃走”。根据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KaburAjaDulu（“我们先逃吧”）在两个月内获得逾200亿次互动（X、TikTok为主）。外送骑士阿凡‧库尼亚万丧生后，原本指向“议会特权”的抗议，扩张为针对全国与地方议会及政客、范围更广的社会起义。
据路透社报导，西努沙登加拉省、中爪哇省北加浪岸市和西爪哇省芝拉汶市的地方议会大楼被示威者纵火，另一部分示威者则冲击并洗劫至少4名最受憎恨的议员的住所。据报道，数座警局也被洗劫焚毁。普拉博沃大幅削减预算，地方议会首当其冲，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被削减了约1/4。通过了增税，并终止多个项目，如此紧缩政策的负担转嫁到了地方民众身上。因此，愤怒情绪直接指向了这些机构。
让步与镇压相结合，但还是由镇压主导
普拉博沃试图通过表面让步和更多镇压软硬兼施的方式平息抗议浪潮。8月31日，普拉博沃宣称各党“同意”撤回部分国会津贴；他并一度宣布取消出席中国“九三”阅兵以“专注国内”。即使如此，他还是去了。名义上独立的机关——国家人权委员会含糊承认25日、28日行动中警力过度用武。
政府宣称调查并起诉涉案警员。普拉博沃高调探视阿凡‧库尼亚万家属，表示致歉，并以2亿印尼盾“抚恤”（一名21岁的青年、一个家庭经济支柱的死去，而这“抚恤”金额还没有一名议员一个月的薪水多）。
但这些试图平息民众怒火的举措当然是非常虚伪，人们立即看穿这些把戏。阿凡父亲断然表示：“数以亿计的金钱换不回我的儿子。”最终仅有7名警察被处以20天“特别拘留”——不是入狱，只是在警局内关押，近似放学后被留下。这种对正义的嘲弄再度激怒大众。
全印尼学执委主席直指这些让步“远远不够”。8月25日，雅加达摩托骑士挥舞漫画《海贼王》草帽海贼团旗帜象征反压迫。普拉博沃虽然后退半步、做出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但还是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众，将群众抗议比作“叛国与恐怖主义”。他的中国之行旨在传递抗议现已受控的讯息，但这仍有待观察。
马克思主义非法
去年在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的普拉博沃以59%得票率取得压倒性胜利。但由于他的政府采取激烈的紧缩政策，他上台执政未及一年，这个国家已历多轮抗议。这与米莱（Javier Milei）上台后阿根廷的情况有些许类似之处，但印尼工运更为弱小。
印尼的工会成员数正在下降，目前只有约12%的劳动力加入了工会，而这一比例在2017年为13%。在1965-1998年苏哈托军事独裁统治下，工运遭到残酷镇压，至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仍属非法（这也是未遭取缔的无政府主义能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
1998年以来，名为“民主秩序”的印尼资本主义未能带来民主或哪怕一丁点的经济安全，反让资本寡头发财致富、数百万人仍然贫困。印尼最富裕的1%人口坐拥该国49%的财富与60%土地。最贫穷的40%只拥有1.4%的财富。新政府以巨额预算删减来“复苏”经济，却攻击教育与医疗等仅存的微薄福利。普拉博沃急剧的紧缩措施，即“普拉博沃经济学”，背后隐藏着一些民粹主义阴谋，例如他的“免费学校午餐计划”。该计划被用来合理化今年针对公共预算做出的700万亿印尼盾大幅删减（约合300亿元人民币，当中包含削减1/4的教育预算），并且学童食物中毒等问题百出。
普拉博沃也将资金转入另一项旗舰政策——新的主权财富基金“达南塔拉”（Danatara），旨在转向更具“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干预措施。“达南塔拉”的目标是接管该国的国有企业，并将它们转变为盈利机器。与其他几个东南亚经济体一样，这联系到与华裔资本家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根据一些数据显示，华裔资本家拥有印尼80%以上的大型企业。
受美国训练的战争犯
普拉博沃的黑历史加深了群众不信任：他是一位在美国布拉格堡（Fort Bragg）接受训练的特种部队将军，和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儿结婚，并被指控在东帝汶犯下屠杀行径，以及在1998年绑架、拷打反苏哈托人士。他在11月上台后，将政府与政治进一步带向右翼与威权主义。
除了他正在推动紧缩政策，他正在推行激烈的“大国强军”军事化政策，建立了100个新军营（每个军营约500名士兵），并计划再建立400个营。普拉博沃今年3月《国民军法》修正案打开现役军官出任要职的大门，军人可任职的文职机关由10个扩至14个，比如包括医疗部门。这使得军方高层对政府政策拥有了更多的控制权、以及更多的赚钱机会，进一步侵蚀了印尼本已脆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普拉博沃之前执政的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时期，这种威权转向就已开始出现，但现在转向威权的步伐或许正在加快。
中文互联网上，不少人也在讨论并尝试追踪印尼如今的示威浪潮，除了很多人在分析示威起因、表达对于示威者的同情与支持外，也有人担忧重演1998年惨剧——当时，濒临倒台的苏哈托政权和印尼军队策动了针对华人的屠杀，试图阻止反独裁政权的起义。
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屡以“不干涉内政”作为掩护，来保卫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利益（中国在印尼有700亿美元的政府支持投资，以及94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对血迹斑斑的政客张开红地毯——普拉博沃便是一例。中共对有关印尼屠杀的线上讨论进行审查，既为掩藏北京八九镇压的记忆，也为维系中国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力量。
一场无领导的斗争？
路透社报道提到：“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谁在推动这场表面上看似缺乏核心的抗议运动。”近年来，这种现象在亚洲地区日益普遍——从2019年的香港，到2022年的斯里兰卡，再到2024年的孟加拉国。这些群众斗争主要由无组织或组织松散、但也英勇的青年主导，他们得到了基层工人的支持——而且这些斗争大多没有工会组织的参与，或者工会很少真正参与。这些运动主要针对腐败的政治精英或权势家族，但并未充分理解这两者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其中一方是作为政治外衣的议会与政府，另一方则是资本家与亿万富翁的经济独裁统治，他们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掌权者。
最近，印尼抗议青年带着从腐败政客家中抢来的手表甚至宠物游行离开的场景，让人想起了当年冲进斯里兰卡科伦坡总统府、并占领其游泳池的抗议者。人们的愤怒与短暂的伸张“正义”冲动可以理解，但一场追求真正变革的运动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计划，并且必须首先致力于组织起来，然后为工人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治权力。
印尼的主要工会领袖与右翼政党关系密切，包括总统所属的政党。赛义德·伊克巴尔（Said Iqbal）以及印尼工党、印尼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层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工会领导人或将会迫于群众压力而支持罢工与抗议，但最终会煞停这些行动，寻求与政府达成腐败协议。这场斗争的一个关键要素，便是争取民主工会与一个新的、战斗性的领导层的斗争，这样的领导层扎根于工人阶级，以普通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条件过活。
早期创建群众性左翼政党的种种努力都彻底失败，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真空。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人民民主党（Partai Rakyat Demokratik）的失败和瓦解。这是一个工人政党，成立于苏哈托1966-1998年独裁统治末期。人民民主党没有独立地为工人候选人而奋战，而是在一些“左翼理论家”的误导下，采取了“阶段”论，在1999年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支持“民主资产阶级”候选人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这造成了人民民主党的最终瓦解，其几位重要的工会代表和前领导人选择投奔资产阶级建制，放弃了工人阶级。
不要误以为“无领导”是一件好事、并完全专注于行动而非政治思想。需要的是围绕明确纲领建立真正的民主组织，以推动斗争向前发展。
目前的斗争提出了“17+8”诉求（17项短期诉求与8项长期诉求）。其中许多诉求都很重要，而且作为底线是不言而喻的。这包括释放所有被拘留的抗议者、军队返回军营、对阿凡·库尼亚万和其他受害者遭非法杀害而进行独立调查、取消（原文用词是“冻结”）议员的薪资调涨与福利。这些都是迫切的最低限度诉求、是一个起点，但作为挑战一个反工人阶级残酷政权的纲领，它们还远不足够。“17+8”当中的其他一些诉求则极为模糊，例如“确保全国所有劳动者获得合理工资”、“更公平的税收改革方案”以及要求政府“与工会展开对话”。
还有一些诉求根本违背抗议者和广大工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例如要求各政党“宣布在危机期间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承诺”——但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存在，就是要“站在”他们所属的阶级那边，而不是站在人民一边。正因如此，正如整个历史所表明，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政党。这种将“长期”但很有局限性的改良诉求，与更具体的迫切诉求混合在一起的主张，当中一部分感觉像是非政府组织（NGO）和学术界操刀的“杰作”，而非来自街头斗争实际经验。遗憾的是，这一纲领远不能满足当前严峻局势所需。
需要的是民主集会，来将学生、青年工人、女工和其他参与群众抗议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斗争策略和诉求。如果资本家及其制度继续掌权，腐败、专制政治、军方控制和警察暴力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恶毒地卷土重来。
正如其他国家爆发的群众斗争所示，普拉博沃会尝试空口白牙开出各种空头支票，但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只是为了破坏与耗尽运动、化解群众运动的威胁。这些承诺总是会被抛弃。工人阶级不能满足于种种承诺——需要一个政治替代方案、一个工人政党和一个纲领。要求普拉博沃下台；民选代表应以工人水平的薪资生活，开支应由公众检查与控制；建立一个工人与贫民的政府，大幅提高工资，并终止外包和不稳定的“零工”工作条件；将大公司与银行收归公有、并由工人民主控制。在所有工作场所、学校和社区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并为全体工人的总罢工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