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駁「嵇康之死是性格悲劇」的論調，揭露平庸史觀對權力壓迫的刻意忽視

後世讀史者論及嵇康之死，總愛將其歸結為「性格悲劇」，說他過於剛直孤傲，不懂圓融妥協，才淪得東市赴死的下場。這種論調聽似公允，實則是最膚淺的平庸史觀，是對歷史真相的刻意遮蔽——它將一場赤裸裸的權力清算，矮化成了個體性格的偶然失敗，將屠刀背後的體制暴力，替換成了「性格決定命運」的虛無感慨，最終消解了司馬氏權力體系的罪惡本質。

所謂「性格悲劇」的論調，向來喜歡拿嵇康的「剛直」做文章。說他不該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不該公開喊出「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口號，不該執意為呂安作證。可持這種觀點的人，從來不願正視嵇康所處的歷史語境——那是一個司馬氏集團弒君篡權、禮教淪為權力工具的黑暗時代。司馬昭需要的不是個性鮮明的名士，而是俯首帖耳的順民；他要的不是思想的自由碰撞，而是天下人對其權力正當性的默認。嵇康的「剛直」，從來不是毫無節制的脾氣發洩，而是對偽善禮教的反抗，是對精神自由的執著。他的每一個選擇，都不是性格驅使下的衝動，而是清醒認知後的立場宣告。若說剛直是一種「性格缺陷」，那這世上所有不願向權力低頭的靈魂，豈不都成了「悲劇的根源」。

這種平庸史觀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始終站在權力的立場上，為體制的暴力尋找合理化的解釋。它不質問司馬昭為何要剷除異己，不質問為何一句思想宣言就能成為殺人罪名，反而指責受害者「不懂低調」「不識時務」。這就像在說，被強盜搶劫的人，是因為自己帶了太多錢財；被暴政壓迫的人，是因為自己不夠馴服。它將權力壓迫的主體責任，轉嫁為受害者的個體責任，從而達到維護現狀、消解反抗的目的。事實上，嵇康的死，從來不是性格的悲劇，而是權力對自由的鎮壓，是體制對思想的絞殺。司馬昭殺死嵇康，從來不是因為討厭他的「性格」，而是因為害怕他的影響力——害怕他的思想會喚醒更多人的獨立意識，害怕他的存在會成為權力合法性的永恆嘲諷。太學生三千人為之請命，就是最好的證明：嵇康從不是一個孤立的「性格叛逆者」，而是一個凝聚了天下人精神嚮往的符號。

更為諷刺的是，持「性格悲劇」論調的人，往往對阮籍的「佯狂避禍」贊不絕口，將其視為明哲保身的智慧。可他們從來不願承認，阮籍的醉酒佯狂，是一種無奈的生存策略，是精神自由被壓迫後的扭曲變形。嵇康與阮籍，不過是亂世裏兩種不同的反抗方式——一個以剛直之姿直面屠刀，一個以佯狂之態隱忍求生。兩者無高下之分，卻同樣是權力壓迫下的產物。若將嵇康的選擇歸結為性格悲劇，那阮籍的痛苦與掙扎，又該如何解釋。

歷史的真相從來不會因平庸史觀的曲解而改變。嵇康之死，從不是性格的悲劇，而是一場權力製造的慘案。那些執意將其歸結為性格問題的人，要麼是對歷史的無知，要麼是對權力的臣服。他們不敢直面體制暴力的本質，只能躲在「性格決定命運」的虛妄論調裏，尋求一種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而嵇康的意義，正在於他用生命告訴後世：在權力的鐵幕面前，從來不存在所謂的「性格悲劇」，只存在「選擇」——是選擇彎腰臣服，還是選擇站著死去。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的名字，便成了歷史上永遠閃耀的自由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