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989·夏：铁与血

1989年的春天来得迟。

三月了，风还是冷的。胡同口那棵槐树迟迟没有发芽，光秃秃地站在那儿，像是还在犹豫要不要醒来。陈晓源每天骑车经过它，都抬头看一眼。树枝是灰的。再抬头，还是灰的。

学校里没什么变化。该上课的上课，该补课的补课。刘老师的儿子已经结完婚了——三十六条腿，一件没少。刘老师还在补课，一周四个晚上，一个晚上三个学生。他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

“再补两年，把房子的钱攒出来。”他在食堂里说。

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对。

四月初，街上开始有人了。

不是平常的那种人——不是买菜的大妈、下棋的老头、放学跑过的孩子。是另一种人。年轻人。学生。他们站在街角、天桥底下、大学门口，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纸。纸上是手写的字，字很大，隔老远就能看见。

陈晓源第一次看见那些纸，是在四月十八号。他骑车经过北大南门的时候，看见门口围了一群人。他停下来，推着车走过去。人群中间有几个学生站在台阶上，有人在说话，声音被风刮得听不太清楚。旁边有一个人抱着一摞纸，有人伸手就拿一张。

他推着车，没有停。他看见一张纸被风吹到路面上，飘到他脚边。他低头看了一眼。纸上写着什么，他看见了。他用脚踩住那张纸，弯下腰，捡起来。他没有看。他把纸折好，放进车篮里，骑车走了。

回到宿舍，他把那张纸从车篮里拿出来，展开，看了一眼。然后他把它放进抽屉最底层，压在几本旧教案下面。

他没有跟沈桂芳说起这件事。

四月底，陈晓源请了几天假，回了一趟东四十条的老屋。

陈建中坐在院子里，腿上盖着一件旧棉袄。四月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暖的，但他还是披着那件棉袄。他手里没有拿书。他坐在那里，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枝条上已经冒了嫩芽，绿了，但叶子还没长开。

陈母在屋里收拾东西，把冬天的厚衣服翻出来晒，装进旧木箱里。

陈晓源在父亲旁边坐下。

“街上在闹。”陈建中说。不是问句。

“嗯。”

陈建中没有说话。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手背上有了老人斑，不大，几颗褐色的点。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他问。

“哪句？”

“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指望。”

陈晓源点了点头。

陈建中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慢慢地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不是近期的报纸，是一张很旧的，纸已经发黄了，折叠的痕迹处已经磨出了白印子。

他递给陈晓源。

陈晓源接过来，展开。是1976年的《人民日报》。头版上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他看了一会儿，没有看完。

“留着。”陈建中说，然后把那张报纸从陈晓源手里抽回来，又叠好，放回了屋里。

陈晓源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四月的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暖意，但底子上还是凉的。院子里的老槐树枝条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在风里轻轻地晃着。

五月的北京，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不是火药味。是另一种——是年轻的人群聚集久了之后的气味：汗味、墨水的味道、印刷纸张的油墨味、被踩碎的草叶的味道。这些味道混在一起，粘在衣服上，进了屋子也不散。

陈晓源每天骑车经过北大南门。人越来越多。他不再停下来。他只是骑过去，低着头，眼睛看着前面的路。但他能感觉到那些声音——不是具体的话，是一整片嗡嗡的声响，像夏天池塘里青蛙的叫声。

陈思飞有一天从学校回来，放下书包，站在厨房门口。

“妈，什么叫民主？”

沈桂芳正在切菜，刀停了。

“不知道。”

“老师说北京有好多学生在讨论这个问题。”

沈桂芳把刀放下，擦了擦手。她走到儿子面前，蹲下来，跟他平视。

“妈不识字，不懂这些。你要是想知道，等你爸回来问他。”

但陈晓源回来的时候，陈思飞已经忘了这件事。他在糊纸盒。他的英语磁带已经听到第十四课了，他一边糊纸盒一边念，发音比第一课的时候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准。他念“tomorrow”的时候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听起来像“too-morrow”。

五月中旬，学校通知：停课。

校长站在教职工大会上，说得很简短：“教育局通知，暂停一切教学活动。什么时候恢复，等通知。”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校长站在那里，拿着那张通知纸，手放在桌上，没有抖。他站了几秒钟。然后他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想法。但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他顿了一下。“散了。”

老师们站起来，一个一个地走出会议室。没有人交头接耳。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脚步声。

陈晓源走到门口的时候，刘老师从后面追上来。

“我儿子——”刘老师说，声音很低，“我儿子在人大。”

陈晓源站住了。

“我昨天去他学校了。宿舍里没人。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那一页——”刘老师说到这里，咽了一下，“那一页我看了。是讲法国大革命的。”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一下，又戴上。

“这孩子从小数学好，我让他学理科。他偏要学历史。”

陈晓源站着，没有说话。

“你儿子多大？”刘老师问。

“十五。”

“还小。”刘老师说着，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你帮我留意着点——要是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戴眼镜的男生——”

他没有说完。他转身走了。

五月二十号左右，街上安静了一天。然后又闹起来了。

陈晓源没有出门。他坐在家里，批改卷子——虽然停课了，他还是把学生上次月考的卷子改完了。红笔在卷子上留下一个一个的勾和叉。他改得很仔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看。改完一份，写上分数，放在左手边。然后拿下一份。

沈桂芳在糊纸盒。陈思飞在听英语。陈思原在院子里跟邻居家的女孩跳皮筋。

日子好像还是日子。

到了六月。

六月三号是一个星期六。那天傍晚，陈晓源去菜市场买了一把芹菜、几个西红柿和一条鱼。菜价又涨了——西红柿从两毛涨到了三毛五。他掏钱的时候，卖菜的妇女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还买菜啊？”

他没有回答。他付了钱，把菜放进车篮里，骑回家。

那天晚上，他睡不着。

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声音。夏天了，胡同里的虫鸣声很响，中间夹杂着远处偶尔的汽车声。没有别的声音。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北京。

他翻身。沈桂芳也没有睡。

“你没睡着？”她问。

“没有。”

“我也是。”

过了一会儿，她说：“思飞今天英语念到第二十一课了。他念得比前两天好。”

“嗯。”

“他说他想去台湾。”

陈晓源在黑夜里睁着眼睛。过了很久，他说：“那得先学会英语。”

“然后呢？”

“然后——再说。”

他们不再说话了。窗外的虫鸣声一直在响着。

六月四号。

清晨。

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陈晓源就醒了。他睁开眼睛，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弄醒的——没有声音，没有敲门。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已经发生了”的感觉。

他坐起来。沈桂芳也坐起来了。

“你听见了？”她问。

“什么？”

“不知道。但我听见了。”她说。她坐在床上，手攥着被角。

陈思飞和陈思原还在睡。孩子们的呼吸声很均匀。

陈晓源穿上衣服，走到门口。他打开门，站在台阶上。清晨的空气很凉，带着一股煤烟味——胡同里有人家在生炉子了。天是淡灰色的，太阳还没有出来。胡同里跟往常一样。有人在倒水，哗啦一声泼在路面上。远处有自行车铃响了一下。

但他知道不一样了。那种不一样不是在眼睛里的——是在身体里的。像是气压变了，呼吸起来跟昨天不一样了。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

“我去学校看看。”

“别去了。”沈桂芳说。她的声音很平，但那种平不是平静——是压着的。

“我去看看。”他又说了一遍。

他骑车出门。

街上的气氛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很少。偶尔有一辆公交车开过去，车里几乎是空的。路边的店铺大部分没有开门，有些卷帘门只拉到一半。一个老头蹲在自家门口刷牙，满嘴白沫，看着空荡荡的街道，牙刷停在嘴里不动了。

他骑到学校。校门口的铁门锁着。门卫不在。他透过铁门的缝隙往里看了看。操场上空荡荡的，旗杆上的旗子垂着，没有风。

他骑到北大南门。平时最热闹的地方，现在是空的。地面上有碎纸片，被风吹到墙角堆成一小堆。灰色的，白色的，混在一起。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挂在校门口的栏杆上，被风吹得一动一动的，像是在跟谁招手。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然后他骑车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沈桂芳在做饭。陈思飞坐在桌前学英语，翻着那本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的课本——他只有录音带，没有课本，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本，翻得很旧了。他正在抄课文，把每个单词抄三遍。

陈思原坐在地上玩。她在折纸——用旧报纸折了一架飞机，在屋里飞来飞去。

陈晓源把门关上。他坐下来，没有说一句话。

沈桂芳把早饭端上来了。小米粥，馒头，咸菜。跟每一天一样。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粥很烫。他把碗放下，看着碗里的粥，看了很久。

“今天早上，”他说，“街上没什么人。”

沈桂芳没有回答。她把一条咸菜夹进陈思原的碗里。

陈思飞抬起头，看了一眼他爸，又低下头，继续抄课文。

那天上午，陈晓源把批改完的卷子整理好，按照班级分开，捆成三摞，用牛皮筋扎紧。他坐在桌前，拿起红笔，看了看。笔帽上沾着一点红色的墨水，已经干了。他把笔帽盖上，放在笔筒里。

十一点的时候，有人敲门。

是一个学生。初三的。就是那个数学从四十二分考到五十八分的男生的同班同学。他站在门口，气喘吁吁的。

“陈老师——”他说，“李明今天早上骑车出门，现在还没回来。他爸妈急疯了。”

陈晓源站起来，拿上外套。

“他在哪儿？”

“不知道。他说要去看热闹。”

陈晓源骑车出去了。他找了三个小时。去了学校附近的几条街，去了李明可能去的地方。到处都关门了，到处都空荡荡的。

下午两点，他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那个男生。李明蹲在墙角，两只手抱着膝盖。他的自行车倒在旁边，车轮还在慢慢地转着。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脸是白的。

“陈老师——”

陈晓源蹲下来。

“你没事？”

男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我看见了——”

他说了三个字，就说不下去了。他低下头，两只手捂着脸。肩膀在抖。

陈晓源把他扶起来，把他的自行车扶起来，检查了一下——链条掉了，但没有别的问题。他把链条挂回去，沾了一手的黑油。

“回去。你爸妈在等你。”

男生骑上车，骑了几米，停下来，回头。

“陈老师——”

“嗯？”

“我数学——下次月考——还能补吗？”

陈晓源看着他。一个初三的男生，推着掉了链条的白行车，脸上还有没干的眼泪，问他还能不能补数学。

“能。回去吧。”

男生骑走了。骑得很快，一下就没有影了。

陈晓源一个人站在那条巷子里。巷子很长，两边的墙很高，墙头上长着野草。头顶上是一线天。夏天的太阳正当头，晒得地面发白。他站在那里，感受到一件事——这件事他在心里知道，但这一刻才在身体里感觉到：

有些东西结束了。

不是像一本书翻完一页的那种结束。是像一面墙立在那里，你一直以为墙上有门，现在你走到跟前了，发现墙就是墙，没有门。

他骑车回家。

晚上，陈思飞坐在桌前，把那本新概念英语翻到第二十一课。他跟着录音机念：

“I went to the cinema yesterday. I had a very good seat.”

他念得很认真。

陈晓源坐在他对面，看着儿子。十五岁的男孩，下巴的线条已经开始硬起来了，喉结也凸出来了。他在长成一个大人。很快。

“思飞。”

“嗯？”

“好好学英语。”

“嗯。”

陈思飞低下头，继续念。念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

“爸，今天街上为什么这么安静？”

陈晓源看着儿子。他张了张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不是不知道答案——他是不知道这个答案该怎么放进一个十五岁孩子的脑子里。

“今天——”他说，“很多人待在家里。”

“为什么？”

陈晓源没有回答。

陈思飞看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没有追问。他低下头，继续念课文。

那天晚上，陈晓源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夏天的晚上，没有月亮。天空是深灰色的，没有星星。他坐在台阶上，听着胡同里的声音——虫鸣，远处的电视机声，隔壁夫妻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但跟往常不一样的是——今天晚上没有人笑。

沈桂芳走出来，在他旁边坐下。她没有说话。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她的肩膀在轻轻地抖。

他没有看她。他伸出手，放在她的手上。

她的手很粗。纸盒厂的胶水和纸板把她的手磨得像砂纸，一条一条的裂口。

他们就那样坐在台阶上。很晚。很静。

（第十一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