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之后

三哥在病后告诉我，希望我在工作中多主动些，我也才察觉到，我糟糕的状态在外人看来时已经很明显了。

那时我一个人住在宿舍，一周虽然只工作三天，但很多时间都用来走神了，有种焦躁一直伴随在身边，我经常冲到洗手间用凉水洗脸来让自己清醒。很多个晚上我并不回到自己房间，而是直接去隔壁朋友的电脑上打游戏，他那里有显示器，我通关了steam愿望单上的很多游戏，经常到一两点，第二天起很晚，打车去上班。

短暂的出差也是流动，但我却感觉还在原地。话筒里那些主任、博士与药企领导的title从我耳旁经过时，我盯着头顶传递药物的轨道系统发呆，那些盒子沿着既定的轨道在大楼里穿梭，我其实有些羡慕，但我知道那种清晰、精确不属于我。最后YL姐问我要不要留下来，我自觉这种状态无法胜任，就没有接话。

那时我对长沙厌倦已经到了极点，夏天逐渐加剧的炎热和粘连正将我一点点驱逐出去。我知道自己早应该离开，或许在两年前、或许在半年前，在就业意向地的表格上，我填上缅甸妙瓦底，一个去不了的地方，至少当时是那样。那是四年来麓山南路最嘈杂、躁动的时刻，完全没有任何事物能将我锚定，让我生长出哪怕一丁点热情。

很快，就业市场的货架开放，春招到秋招我没有面试过一家公司，我知道这是逃避，但也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我这样安慰自己，而且我也不是不愿上架，我不讨厌市场，它让人吃饱饭，不久前刚去世的外公，他小时候吃不饱。

那些日子最后是怎么过来的？我脑中还残存着一些细节。周末和乐辰去听音乐会，在勃拉姆斯中昏昏欲睡，那种浪漫主义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太过古典了，庆幸肖斯塔科维奇让我泪流，那是活着的感觉，真好，虽然短暂。去Alice那里遛hope，他活蹦乱跳，拽都拽不住，是那么茁壮，这是很有生命力的事情，那些谈话也是。海兵想办一家社会企业，他叫我去新化看看，这个湖南省人口最多的县，足浴店的密度可能比长沙还高，我羡慕他身上的能量和决心，检察院的宿舍墙上贴着每天的日程表，从六点到十二点。那个愿景也很好，但当时我没有任何动力做任何事情，没有向他回复和跟进，实在抱歉。有时去公管院写论文碰见肖老师让我感到久违的安心，坦白说没有他我可能毕不了业。

接着是断断续续的出逃，深圳和香港，地铁从华强北滑到尖沙咀，我坐在九龙公园的长椅上，回想起那些听过的香港歌，“我原是世间其中的粒子，如何冲击我都可以”，我想被水花冲击，可我还不会游泳，但好像也没那么期待学会，我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最多也是一场同行的漫步，然后，我实在想不出其它了。

广州，我去听了shortparis的现场，马雅科夫斯基要是晚生几十年应该也会组一支这样的摇滚乐队吧。毕业前最后的时刻，我晃到了福建海边的一个明代屯军小镇。来来往往的本地人穿过迷宫般的古厝、城墙和楼牌去教堂、妈祖庙或者佛堂，空气中飘着听不懂的闽南话，海风裹挟的雨水将我打湿。旅行对我来说一直如此，在陌生的地方漫步，然后离开。

那段时间里恢复的联系让我开心，好像从废墟中长出了一点确定的牵连，转瞬即逝，我知道这种幸福，不属于我。

回到长沙为毕业做最后的准备，我忘记是怎么通过答辩的了，答辩完老师让我留下来，说我的论文可能会被评优，我溜出教室去看了一会她的答辩，接着去麦当劳做下午哲学论文答辩的展示，那篇真的写的很烂，再烂也真的要结束了。

离开长沙时正迎来一轮强降雨，雨越下越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打了辆车去长沙南，整个京广线都在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