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思想史概述】新左派的演化史
近期《The China Journal》期刊有一篇论文《Defending hierarchy in the name of equality: The statist metamorphosis of China’s new left》，专门研究新左派；陈纯也有一篇《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比较汪晖等新左派的“文化道路”及其局限性。这里就不复述两篇文章的内容，我主要谈论下新左派的“分流”，以及其和自由派的关系。
自由派的简单历史沿革
讨论新左派，就不能脱离自由派。我认为自由派可以分为三类：1978年后出现的开明建制派[1]，80年代后期活跃的民小[2]，90年代出现的自由派[3]。这三类人是当代我们看到上一代自由派的思想来源，低级的秦始皇、暴政、市场带来民主自由（并且引用哈耶克），到高级的政治思想（如正义论等）都来自于这些人。总的来说，这些自由派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对西方思想文化也是欢迎态度，并且渴望建立一个西方那样的有比较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公民社会。
总的来说，在开明建制派时期，自由派和试图摆脱后毛泽东时代阴影的老左派（主要是陈云一派）矛盾并不尖锐，双方都支持经济改革和放松社会氛围。真正的分化是80年代，也就是改革深入，开明建制要求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老左派虽然在现实中不反对改革，但是精神上依然呼唤毛泽东的时代，希望维持当前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人的黄金地位。在这个时期，两派就迅速分化，开明建制派直接产生了民小和自由派，而老左派继续存在，和自由派对抗。到了1992年市场化改革到达不可逆的阶段[4]，以及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老左派在反对市场化的任务上已经失败[5]，之后他们一直就作为反对派存在，但是很难在决策上和市场派分庭抗礼。
新左派和老左派
但是左派没有因此完全消退。一方面，92年后市场化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走私、偷税漏税，社会风气腐化严重，这使得很多人重新审视市场的意义，而且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很多问题打碎了民主自由带来美好社会的许诺破灭，另外美国在叶利钦炮击白宫等问题上支持叶利钦又让一批原来的民小学者失望；另一方面，大量607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随着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发展进入中国，这些思想开拓了本来困于马恩理论的中国学者的视野。在这种社会和世界政治变动以及思想资源累积的过程中，新左派就诞生了。
新左派和老左派相似性在于，双方都支持先锋队执政（这和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对毛泽东时代都很推崇，并且嘴上都呼唤公平。不同点是理论进路和关注的重点，老左派理论水平薄弱，比较擅长搜集历史材料[6]；新左派理论水平很高，读的理论驳杂多样，但是历史水平一般[7]。
新左派的两条路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左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容易看到“两种新左派”，一种是王绍光、胡鞍钢、崔之元（也包括温铁军）之类的新左派，一种是汪晖、戴锦华、罗岗、贺桂梅这样的新左派。显而易见，相当多的人都认为后一种新左派才是新左派，但是其实前者在新左派前期（2010年代以前）是最重要的存在，90年代“新左派”诞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王绍光和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出[8]和自由派报纸将汪晖等人称为“新左派”，二者都是新左派诞生的重要表现。因此当有人在我评论区提出“王绍光也算新左派吗”的疑问吗，我就知道后一种新左派在当下已经成为主流。
为何后一种新左派成为主流，我个人认为：新左派诞生是90年代自由派和老左派之间拉锯形成的，他们在策略上其实很多地方遵循的是老左派策略，例如上文说的支持先锋队执政，保护工人权利，追求平等，反对自由主义，但是在理论上却和老左派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比如加强国家权力而不是学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彻底额政治参与[9]。说到底，正是因为老左派为代表的人具有主流舆论上的空间[10]，新左派才能在政治上具有生存空间，毕竟后者在现实操作和前者可以完成的操作没有很本质的区别，双方都是对自由派倡导的与市场化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进行强烈的怀疑和抵制。当然，周沐君老师认为，00年代劳工维权的主力其实是自由派而非新左派，直到10年代自由派被彻底建制干掉，新左派老左派才作为主力参与。
但是10年代后，这种拉锯被终结了。一方面，作为左的一方碉堡的薄熙来治下的重庆直接被橄榄；另一方面，自由派也被建制重拳出击，在实践中基本上失去影响力，例如开明建制派下属的杂志《炎黄春秋》编辑部被整体替换。更何况双方在上面的头面人物都逐渐去世[11]，左自对立很难在主流生存，更别说讨论自己的政治经济理想。这种环境下，新左派很难再去站在兼职之外讨论“公平”和反市场化，他们必须将先锋队视为人民的唯一代表，这样他们才能存在，不然也要被禁言。与此同时，10年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超越日本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国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些事实提振了公众的信心。这些背景下，政治经济问题必然会让位给对现实的赞美，而且正因为经济提高，年轻人对文化思想资源需求远超过去，新左派的文化批判得到很好的下沉；加上美欧由于如特朗普上台、欧洲难民问题、英国脱欧、欧债危机等等“太乱”，“风景这边独好”，这一时期民间的“入关学”等鼓吹中美争霸言论层出不穷，因此需要一批在文化视角批判帝国主义的作品。
在当时的背景下，新左派转向文化批评，这是他们驳杂的思想内容所决定的。新左派最重要的旗手汪晖，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对市场化的批判、对下岗工人维权的帮助，和《世纪的诞生》等他创作的文艺批评作品是并行不悖的。政治学和文化批评两条路在新左派诞生的时候就是存在的。具体到10年代，以汪晖为代表，一部分学者如戴锦华、罗岗、贺桂梅等主要以文学批评分析[12]，引入大量西方左派文论，倡导女权主义的同时辅助性翼赞；另一部分人如章永乐、宋念申等人，他们主要遵循新左派的反帝立场，使用更“新”的理论批评西方视角，如欧洲资本主义在近代对东亚的“凝视”。这两派普遍都回避了当下存在的问题，和10年代以前的新左派有本质区别。但是因为其在文化批评上的下沉属性，比如对文学名著、电影、世界体系这些让出身良好，这样的学生才有钱和眼力去阅读此类著作，且对高中大学粗暴管理相当不满的城市学生找到可以理解现实的窗口[13]，只是因此吸引无数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阅读。这使得10年代新左派虽然褪去对现实的相对激进态度，但是更加下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
进入20年代，第二类新左派依旧代表着新左派的门面，对学生依旧存在吸引力，尤其是性别问题等文化议题引起的文化战争，各方都试图从新左派那边找到观点。另一方面，第一类新左派依旧存在，温铁军对农村的鼓吹在2021年前后颇有热度，司马南曾经以流失国有资产为名炮打柳传志，但是普遍是因为现实问题舆论偶然地对旧时代新左派追求平等的行为的吹捧，这种热度很容易就飘过去，总体来此类新左派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但是，新左派并没有实现他们当国师和作为真正的意见领袖的理想。最终实现新左派这些文化人理想的是12年一起吹捧重庆、写下《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的张维为，虽然他的理论水平和新左派比也很一般，但是最终的赢家却是他——2021年5月31日，张维为对中央领导人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题展开讲解，而新左派只能蹲在书斋中互相吹捧、带出一批又一批的文论爱好者。
注释
例如周扬、胡耀邦、胡绩伟、李锐等人，他们基本上和前十七年的一些相对开明的干部关系比较近，比如齐慕实就研究邓拓作为胡绩伟的领导对他产生的影响。
全称“民主小清新”，例如金观涛、刘宾雁、方励之等人，很多人就是后来“河殇”派代表人物
例如朱学勤、李慎之、秦晖、高华等，现在的罗翔、包刚升、刘擎等人，现在基本上都进入学院中了
参见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第九章
作为老左派领袖的陈云在1992年也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
中国毛泽东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的用户中，有很多文化大革命史爱好者，他们自己业余搜集了大量文化大革命史，例如水陆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因此汪晖和杨奎松产生激烈的争执，杨奎松认为汪晖“以论带史”，参见www.aisixiang.com/da...
此事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高中央财政汲取比例的影响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具体内容参见周飞舟《以利为利 : 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当然对文革的态度，老左中陈云主义者也反对，新左也有不满的。但是总体来是，新左派比老左派不反对市场改革，只是认为市场改革需要“本土的”“非新自由主义的”
比如00年代老左派举报导致清查联想等国企流失
自由派的领军人物是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2019年去世，但是此前他已经基本上不出现在公开场合中；老左派领军人物是前中宣部部长邓力群，2015年去世。
此处也包含孙歌等搞日本思想史的学者，这也是和竹内好-汪晖的关系类似，汪晖的鲁迅研究受到竹内好的影响
福柯再《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认为监狱学校工厂的规训策略相当类似，这也是这些新左派能够让学生迅速将学校的问题迁移到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