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左右之爭還是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之爭

我在《十字路口的知識份子》一書中討論了1990年代的知識份子及其思潮，比如那些參與了《東方》雜誌文章的撰寫、參與了人文精神大討論、後現代大討論、參與了民主運動的人，不少都是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而蕭功秦、王滬甯則代表了新保守主義或者說威權主義；韓毓海、崔之元等對市場經濟的批判代表了新左派；《中流》、《當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等雜誌則代表著老左派；《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人在紐約》等則代表著中華民族主義與反西方主義。

這些思潮在30年後的今天仍然存在。但是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我們很難將其作簡單的左右之分。如果強分，就有很多說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蕭功秦是左還是右就很難說清楚。但是，如果我們用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來區分當今不同的思潮與人物，就既能把他（它）們看得比較清楚，也能把他（它）們的複雜性顯示出來。

國家主義以國家的強盛為其核心目標，而民主主義則是以實現民主、人權、公民社會等普世價值為核心目標。國家主義知識份子，或者說有國家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可以包括強調國家控制的王紹光、胡鞍鋼（後者還和胡聯合一起提出了同化少數民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強調党國一體的汪暉；宣揚中國模式的潘維、張維為；信仰施密特主義的強世功；宣傳香港“二次回歸”的鄭永年；主張由中央全面管制香港的陳端洪和田飛龍；認為消滅幾萬台軍就可以輕易解決臺灣問題的金燦榮；要求在民族問題上“去政治化”的馬戎等等。所有那些做國家課題的社會科學知識份子們其實多多少少都是國家主義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課題的宗旨多是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強化國家對社會的管控。這裡可以說包括了大部分的人文社科知識份子，而且包括那些通過使用現代技術，幫助國家有效管制社會和的科技知識份子。

主張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其實應該不在少數，但是在當今的中國，這些人一旦露頭就會被打下去，比如許章潤、許志永、任志強以及那些人權律師。他們要不丟掉公職，要不身陷囹圄。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如賀衛方、張千帆、資中筠等在謹言慎行，儘量爭取不惹禍上身。在民族問題上，少數民族的民主主義知識份子已經基本不能說話了。另外一些少數民族和漢族知識份子前些年還在呼籲在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時候要大力尊重少數民族的利益，比如郝時遠、寶力格、納日碧力戈、金炳鎬等等。但是除了在海外的寶力格之外，他們現在也都謹言慎行了。在海外的民主主義知識份子儘管言論尺度可以稍微寬一點，但是多數情況下對國內的民主運動卻愛莫能助。用江澤民1990年代評價海外民運的話說，是“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另外在海內外原本主張民主主義的一些知識份子們“一夜之間”開始反對主張人人平等的所謂“白左”、堅定支持破壞民主的川普，使人們懷疑他們到底是民主主義的支持者呢，還是國家主義的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蕭功秦、孫立平、郭于華、劉軍甯、曹長青、廖亦武、何清漣、李南央、陳破空、鄭義、李劼、艾未未、余傑等等最為典型。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或許那些國家主義的知識份子並不一定是時時處處都是國家主義的信徒，比如馬戎、蕭功秦。而那些民主主義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也並不是時時處處都是民主主義的信徒，比如上面這些其他人物。如果我們想對他們有所瞭解，就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但是相對於左右而言，用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來檢驗他們，還是可以比較容易地讓人們看清楚他們或許是在經常變化著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