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49:告別《九十年代》
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的《李怡語粹》一書中,有一章「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錄了我主編這本雜誌28年4個月共十一篇自述編輯心路歷程的文章,從「發刊詞」到「休刊詞」,最後一篇是「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在1998年5月號的「休刊詞」中,我說創刊不久交的朋友,許多那時都還是大學生或資淺學者,現在不少人已經是名醫、銀行家、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我28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採訪、整理談話記錄,做的都是同樣的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頭確是白了,有沒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因為這28年多,是非常充實的人生。表面上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每個月都有新鮮感。
跟著下來這段話,我至今仍然在胸中迴盪:「我們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去經歷過去兩岸三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閱28年多的刊物,上面記載著時代的變化,也記載著自己過去的歲月,更記載了我們在時代變化面前的思考。這些變化與思考,已經壓縮成了一小塊,被置於我們的腦子裡,使我們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僅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創造了這本雜誌,而且是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們。」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儘管我對九七後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樂觀,但那時主權轉移未滿一年,司法獨立仍然對言論自由有足夠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經濟因素。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雖不寬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於社會現實的因素。
過去在兩岸三地都存在極大變數的時代,《七十》《九十》都會接到許多來自讀者的尖銳、深刻的文章,編輯部同仁也會廣收資訊寫出深入報導。而在海峽兩岸的言論封閉時代,或在九七問題雖有定論卻仍有議價的期間,這些文章不僅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大量讀者,也會「外轉內」對台灣和大陸發生影響。
1998年,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建立,自由媒體已經到了有點氾濫的程度;香港主權轉移後社會似乎沒有大變化,人民的法律權利仍然維持;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專權政治並行的局面,就看不到會有改變。在兩岸三地都處於凝固狀態之下,媒體主流若非教人賺錢就是教人花錢,煽色腥與扒糞文化爭輝。我個人並不反對這些社會文化狀態。坦白說,我自己有時也會看這類圖文。畢竟政商娛也確實有他們竭力要掩蓋的糞坑。不過,這樣的社會氛圍,就使嚴肅政論刊物的生存空間難以擴大,只會缩小。
28年多,我們雜誌刊登了許多好文章,產生了不少新寫手,一些具寫作和思想潛能的知識人,在《七十》《九十》中找到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他們也許未必會想到,從接到來稿到刊登在雜誌上的過程中,背後的編輯人員和營運人員的辛勞。一本嚴肅月刊和一本娛樂週刊不一樣,即使看的人再多,據說商戶也不會認為適合在這樣的雜誌登廣告,每月一次的銷售量也養不起較多的工作人員。因此,我們一向以來都只有幾個員工。
憑著共同理念,自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些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1997年,常壽林不幸病逝。11月,方蘇向我提出,他想工作到1998年7月。他說他早年追隨趙少昂學畫,為了參與《九十年代》工作,他放下畫筆十多年。常壽林去世,使他感到人生無常,年歲漸大,再不回到畫室就沒有機會了。他的想法我很能夠理解,也感謝他十多年的奉獻。
常壽林去世,方蘇請辭,我也想到自己的年紀。那一年我已62歲,以這樣的年齡擔任總編輯已感吃力,若再兼執行編輯,恐怕就力不從心了。再請人吧?財政上還可以,但在那時候的社會氣氛下,願意為理念而奉獻的人已很難找到,常壽林歿後補缺都不易,負重責的執行編輯就更難了,何況聘後還要加以訓練融合。
另一位在台灣任台版總管和編輯的邱近思,兼顧所有在台的事務,工作繁重到使當時在台灣的學者翟志成說她過著「半個月像人,半個月像鬼」的生活。她還年輕,仍然願意堅持下去。但香港版若結束,台版沒有了香港雜誌的特色就失去定位。我覺得也該讓她告別「半人」生活了。
於是,我在董事會提出休刊的建議,獲得通過。
1998年4月號我發表將於5月號後結束的告讀者書。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回應之洶湧,讓我有點吃驚。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2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