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本體論轉向獻身的瘋狂人類學家：鍾大智與心智的肉身有限性
相信在台灣學習人類學的人們會很熟悉一則近年的台灣新聞，一位以觀落陰作為田野的人類學台灣留英博士生，在田野過程中陷入長年的瘋狂，並在2021年因為砍警察而上新聞。
鍾男到台北體驗觀落陰後，開始察覺自己怪怪的，時而聽到有人在耳朵旁說話的聲音，認為自己撞鬼，沒想到後來聲音愈來愈清楚，有時是小女生，有時是菩薩仙女、十多歲男孩、國外男子等，他認為這些人一直在跟他「練肖話」（指胡說八道）。〈留英學霸研究觀落陰「撞鬼」揮刀傷4警 病纏13年〉 自由時報新聞 2021-11-06
被遺忘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學術殉道
鍾男，即台大人類系、清大人類所碩士畢業的UCL前博士生鍾大智的遭遇，個人精神病史或個人偏執往往是我們理解這一新聞事件的常見敘事，然而如果我們願意給予其碩論與專著一點關注，便會發現這並非個人的悲劇，而是人類學本體論轉向這一學術典範的一場邊界極限測試。其2000年出版的碩論〈人類學信實主義的可能性〉以及翻譯成英文出版的專著，雖然論證方式是分析哲學式的語言邏輯分析，也沒有提到「本體論轉向」這個學術buzzword，但他跟本體論轉向大將軍Viveiros de Castro其實在主張同一件事情，也就是「人類學要如何字面地接受田野對象宣稱的世界觀，而不是把它視為一種象徵或隱喻。」
只是鍾大智又比Viveiros de Castro等人更加言行合一些，他沒有止於把被田野對象的世界觀視為一個安全賞玩描述紀錄即可的真實異次元，而是像David Graeber於〈Radical alterity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aying “reality〉（2015）所建議的突破認知邊界，整個人完全沈浸了進去，真正意義地字面相信田野人的宣稱，真正相信靈能的魔法世界存在，並且參與其中，真正的本體論轉向。由此理解，鍾的瘋狂便不是一場不夠謹慎的田野意外，反而是其學術路線的必然，他的理論要求他放棄觀察者理性的安全區，應該要把那些話當真，超越傳統人類學田野的主客換位辯證，完全地融入他者的本體論。
然而他往後陷入瘋狂的經驗似乎帶出一個許多人類學家不願意面對的問題「研究者作為一個身體與心智有限的個體，真的可以貫徹本體論轉向而不陷入瘋狂嗎？」如果不行，那些宣稱貫徹「本體論轉向」而高人一等的民族誌田野又在幹嘛呢？他們真的有貫徹其宣稱嗎？或是他們真的有辦法貫徹其宣稱嗎？本體論轉向似乎陷入了某種兩難，要嘛陷入瘋狂，要嘛在實踐上對自己的學術路線不夠誠實與貫徹，卻又主張自己的知識論更優越。這對我來說是很奇怪的事情，台灣人類學界對鍾大智學術殉道陷入瘋狂缺乏反思，不討論其犧牲對於田野守則與理論典範的意義，對我來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外於社會獨立發展的人類學可能嗎？反唯物批判的唯心進步修辭從何而來？
近期我對於2010年代開始流行的主流文化人類研究典範，本體論轉向、新物質主義、情動、身體、多物種等等＿＿＿轉向的後結構人類學的政治性多了一些想法，我開始認為這個學術議程不太可能是一個純學術、純學院內部推動的典範轉移，而是外部刻意以語言迷宮在人類學界政治消毒的敘事工程。
我比較激進的想法是這些除了少數保持政治權力批判的foucauldian研究傳統，2010年代後流行的後結構人類學都是某種控制論（cybernetics）本體論的變體，將人類視為無異於一團電子訊號的系統節點：沒有人類主體、沒有歷史、沒有因果機制、無限扁平、任由系統調頻調度延伸的東西，而北美人類學界似乎也沒有試圖隱藏兩者的共性，北美人類學權威機構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SCA)的年度民族誌圖書獎項，便在2009年開始以控制論理論家冠名為Gregory Bateson Book Prize。起初你會認為Gregory Bateson也是在寫文化運動時期被視為知名反身性自我民族誌先驅《Naven》的人，但Gregory Bateson Book Prize的得獎者，卻相當程度上鼓勵特定控制論變體理論典範的產物，而非真正鼓勵一切實驗性的理論框架與實踐或是對殖民知識權力的直接反省。
唯心樂觀進步主義典範還能回應逐漸緊縮的政治經濟世界嗎？
若回到更大的政治經濟架構，我們可以觀察到學院外部的政治力量，有充分的政治動機，也有充足的經濟資本控制力，足以在學院中推動特定的新學術議程。首先是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佔領華爾街的99%運動，展現出人類學知識具備極具威脅性的公共政治論述與階級政治動員潛能，使得北美人類學從安全而邊陲的進步多元主義敘事提供者，變成需要重點政治消毒的對象。金融海嘯後的量化寬鬆製造的資本熱錢，在2010年代初大量流入全球文化與科技場域，當年隨處可見受到高度補貼與推廣各種高度唯心、去歷史、去政治的「一個新的想法就能塑造更好世界」的TED talk式唯心樂觀進步主義。
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認為，各個學院校務基金因為量化寬鬆大幅膨脹下，高度依附於學院資金的人類學界是免疫於這種唯心樂觀進步邏輯的社會敘事工程之外的，特別是在人類學知識的反抗性與政治性已經對體制造成威脅的前提下。而正是在2010年代初，這些已經存在20多年的實驗性理論，才突然躍居於主舞台，成為一個合格人類學家必須要有的絕對學術共識，彷彿所處世界中逐漸緊縮的金融賭場與科技封建壓迫，可以輕易因為替描述表面現實的方式換一個新名字就奇蹟般解決。換句話說，本體論轉向等唯心進步主義人類學跟現在被視為笑話的TED Talk夢想家(或本地唯心進步政治修辭家柯文哲當年也是因TED Talk演講崛起），其實完全是同一歷史地層的產物。因此我傾向於認為這些熱愛圍繞著二手哲學玩語言符號遊戲的後結構主義流行人類學理論，實際上都是一個極為特定的政治經濟歷史條件與政治意志干預下的維穩產物，並沒有任何實質的認識論推進或概念框架優勢，也缺乏足夠的智識誠實。
如果我們清楚知道在本地政治上，去歷史、去脈絡地改變描述現實的修辭並不意味著改變現實，也不意味著更進步的政治實踐，亦不輕易認同唯心進步主義者應該壟斷本地政治話語權，我們又為什麼在學術研究與探索外部世界的典範上，毫無阻力地讓位給同一地層的智識姿態產物呢？
原文刊載於個人Bearblog :
為本體論轉向獻身的瘋狂人類學家：鍾大智與觀念世界的肉身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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