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奥,是奥派的掘墓人(修订版)
文/大生刘蟾
奥派,即奥地利经济学派,这里指代米赛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经济学家,以及国内不少持自由市场理念的学者、网友。
土奥,则特指中土一些自称奥派的群体、及其主张,他们通常跳跃在奥派和极端奥派之间,往往主张无政府、无福利,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观点变得非常冷血社达、不可理喻。(我本不想用这个贴标签的词语,但是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姑且一用,还请见谅)
二者尽管都自称“奥派”,也都经常使用“私人产权”“个人权利”“市场”“自由”等概念,但实际上的现实指向,却往往天壤之别。用一句文学性的表达,可以说:
奥派,是计划经济的掘墓人;而土奥,则是奥派的掘墓人。
本篇小文,将以奥派米赛斯的思想为主要代表,从六个方面,比较奥派和土奥的区别,并尝试分析土奥为何会形成这些观念的原因。简述如下。
【1】没有区分“行为学”和“历史学”
米赛斯的学说丰富庞大。但他是十分优秀的学者,因此作品思维缜密,对理论体系的界限、前提和有效性范畴,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做了很多区分界限。比如,在《人的行动》中,他区分了理论层面的“行为学”,和现实层面的“历史学”。
米塞斯的“行为学”,强调“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这是一个类似数学公理的逻辑起点,由此,可以推导、构架出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用以分析和研究一切经济现象、揭示苦难的根源。而“历史学”,则是经验世界的活动内容,人们的吃喝拉撒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一切活动,都在现实世界的“历史学”范畴。米塞斯非常清楚理念和现实的界限。
而土奥们,则严重混淆了这两者。
他们会用纯粹理念层面的“完全市场化、无政府、无福利”为标准,去衡量具体、现实的社会议题,比如一些土奥会“反对政府在地震中救灾”,因为这会默认政府的存在、让政府乘机扩权。
同时,他们也会有一种激进、强烈的乌托邦情结。比如有人反复主张“传播市场观念,等60%的人同意之后,就可以一揽子解决问题”——这种不顾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妄图用一个理想方案,去“一揽子”解决一切问题,恰恰是米塞斯哈耶克毕生所反对的“理性构建”。
分不清理念和现实,是土奥们的根本性错误。其他错误,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2】误解了“功利”、“效用”的含义
米塞斯还有一个核心观点,叫“主观价值论”。
他认为,“价值”源于个人主观判断。所以,人们会有各种“目的”,比如有人为挣钱、有人为信仰、有人为名声、有人为忏悔心安……站在“行为学”的分析视角来看,这形形色色的“目的”,都是理解现实的钥匙,并无高下之别。当然,米塞斯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必不可免的使用了“功利”、“效用”等词语。
米塞斯的“功利”——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指的其实就是“有目的的行动”。我们赚钱当然是功利的,但是一个宗教徒救济众生,能给他带来价值感,也是“功利”的。
而“效用”呢,就是主观的价值排序——比如对商人而言,赚钱比施舍,更有“效用”;对宗教徒而言,施舍比赚钱,就更有“效用”。
但好巧不巧,这俩词,又被土奥给曲解了。土奥,将米塞斯口中的“功利”,矮化为狭隘短视的“物质、经济利益”,然后把一切付出、慈善、道德,都视为“没有效用”的东西。由此,他们无法理解长期主义,嘲讽其他价值观,嘲讽白左“圣母婊”、嘲讽知识分子“贪名”、嘲讽宗教人士“愚昧”、嘲讽友善群体“虚伪”……不知不觉,他们已经退化为物质短视、丛林法则的拥趸。
【3】混淆了“目标”和“手段”
米塞斯的思想中,还有一对重要的范畴,即区分了“目标”和“手段”。“目标”是人的行为目的;但是,想要达成目标,就得需要方法手段——而这些手段呢,还得根据不同的时间、处境,进行调整。
把问题拆分为“目标”和“手段”,这并非米塞斯的独创,而是大多数学者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分析框架。但之所以我还要把这个拎出来说,是因为土奥们分不清楚。
比如,在福利(其实还要进一步分清“福利”和“救济”)问题上,终极的理想“目的”,当然是朝廷手短一点、少干涉福利问题,充分放开市场,群众自给自足。
但是生活在东土,政府权力严重干涉市场自由。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想尽办法,用不同手段捆住神龙的手脚。
神龙的权力,表现在税收方面,有两个环节。第一,是收取税款;第二,是分配税款——神龙通过双轨制等方式,把大量税款分配给特权阶层,而老弱病残,却得不到基本救助。
那么,与之相对,就至少应该有两个“手段”:
1、拒绝高税收;2、要求改变分配机制——把龙子龙孙的超额福利,分给老弱病残,进行兜底救济。这两种方式,不仅是对弱者的人道关怀,更重要的,是与神龙博弈、束缚其权力的手段。
土奥混淆“目的”和“手段”,也不区分“福利”和“救济”,只会像复读机一样说“反对政府福利、不要召唤神龙”。他们不理解权力的博弈方式,武断的认为“美国两党争斗、群众生活只会更苦”,更简单粗暴的认为“只要想分配税款,就是要当特权阶层、就是想当君王”,甚至得出“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分配税款,那么每个人都是君王”的荒谬结论。
于是,他们大部分的火力输出,都对准了呼吁“改变分配机制、救济老弱病残”的声音,努力剪断捆向神龙的绳子。
他们口中反对召唤神龙,却无意中,成为了神龙的帮凶。
【4】批判的矛头朝向谁?
米赛斯批判的矛头始终向上。
米塞斯在回忆录里提到,他曾用维吉尔的一句诗“不要向邪恶低头,而应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一生与邪恶对抗。他反对“资本家剥削导致贫穷”的观念,指出真正导致贫穷的,“是阻碍经济的政策和制度”;他在戳破“貌似同情底层、实则导致贫困”的政策,主张政府退场、市场自由;他也一再强调“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向大众发出警告,警惕那些看似诱人却必然导致灾难的政策”。
他警惕和批判的,始终是“上位者”的权力、政策和制度,和支持那些政策的观念、知识精英。
而土奥呢?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权力”,但在具体事件的讨论中,却往往回避制度政策,并把批评的矛头向下,最终有意无意的,把贫困,归咎为个体的懒惰贪婪、人性之恶,归咎为个人原因。比如郑智化事件中,他们不顾残障人士被区别对待、甚至无法正常出门的事实,却高傲地说“残障人士有手有脚,自己养活自己不可以吗?非要国家来养活吗?”令人咋舌。
这甚至比主张“资本家剥削导致贫困”的小粉红们,更加恐怖。
如果社会制度的设计本身就阻碍残疾人就业,那么指责残疾人不努力和贫困,就是荒谬的。奥派真正的批判对象,应该是制造障碍的制度设计,而不是那些被不公制度限制的、挣扎在生存线的普通个人。
【5】善意还是恶意?
与之相对的,无论米塞斯、哈耶克,对普通大众,都是充满善意的。
他们理解在极权统治下,“奴隶”的无奈。米塞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彻底的奴隶制,而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无法获得有效信息反馈,容易判断失误;再加上坏制度的奖惩机制,使得人们选择迎合政策,做出危害市场的行为。但这些错误,恰恰是制度错误的体现。
在郑智化事件中,如果米塞斯活着,我想,他大概率会首先批评航空业的垄断,呼吁私企介入服务,开放民间自救自助渠道、鼓励民间慈善组织。而土奥呢,却紧盯着残障人士的诉求发难。
“你弱你有理?残疾就可以享受特权?”几乎是他们的口头禅;更有人一张嘴就说“现在这些路,我们正常人走着很方便啊!”——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已经把残障群体,判定为“非正常人”了。
【6】有关“人权”与“产权”的问题(上)
以上几点错误,往往同时出现在每个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人权、产权”议题的时候,尤为突出。因此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此问题。
在和土奥的交流中,只要你敢提及“人权”二字,就会像触碰到机关一样,弹跳出一堆人来,用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语气、同样的观点,高举“产权”概念,反对“人权”问题。
为什么呢?多次交流后发现,这首先是关于“人权”、“产权”的概念界定问题。“人权”是个很常见的概念,但是具体涵义,在不同学科和语境下,其实略有不同。
在政治学、法律、社会学中,典型的如《人权宣言》中所讲:人权是与生俱有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不受奴役和酷刑、表达意见和言论自由、工作教育等等权利。
同时,奥派也有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理解,即“产权是人权的核心基石”,其他的所有人权内容,本质都是财产权的延伸。某种程度上,财产权与人权同构、等价。因此,奥派讲产权,就是在讲人权。
我们会发现,不同学科对“人权”“产权”的表述,各有不同。但这实属正常,这是不同学科,运用各自视角和理论体系,去理解世界、解释问题而已。比如就郑智化事件而言——
一般政治学会认为:在固定税收下,取消双轨制、公平分配,提高残障人士的人权,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更是在方法论层面上,与公权博弈、限制公权的手段;
奥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则会认为:让残疾人正常出行,恰恰是解除残疾人的出行限制、是在保护其基础产权——身体所有权和支配权,残疾人能顺利出门、自行工作,可以参与公平市场竞争,免于被限制在家中、被迫接受救济。在哈耶克的语境下,这属于正当的“消极权利”。
我们看,无论政治学还是米塞斯、哈耶克等奥派学者,只要按照各自的理论框架去分析,最终都会赞同“让残疾人正常出行”的结论。双方虽然视角各异,但是享有文明共识的底线,然后在底线之上,有所不同。
而土奥们呢,却会得出完全相反的残酷结论。原因何在?
通过观察发现,他们往往只关注奥派著作,拒绝其他读物,因此视野狭窄,无法理解其他学科理论的合理性,更无法理解奥派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他们受时代影响,又在日常表达中,不自觉使用政治、法律等其他学科的概念。所以,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会在不同体系之间反复横跳、无法坚持用“同一概念、同一理论”深入分析,故而得出特别混乱的认知。我尝试总结分析如下:
1)他们首先接受了奥派的“人权即产权”的分析视角,同时,多数人会持有极端奥派的“无政府理念”作为思考起点。这本身作为某种预设的观察视角,没有问题。但接下来的分析,就开始各种混淆了。
2)由于他们坚持“无政府”的观念,所以,与政府公权相对应的“人权”,就自然被消解掉了。因此他们会隐约觉得,就不应该有人权,因为,只要承认人权,就必然要承认政府公权、承认政府存在——但这一步,他们就错了。因为这步思考中的“公权、人权”关系,其实已经是政治学视角,而非奥派所定义的了,他们在奥派的预设框架下,混用了政治学的术语。
3) 进而,他们会声称:政府提高人权,一定会收新税,会侵犯他人产权——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误的假设。正如前文所言,在固定税收下,提高弱势人权的分配比例,恰恰是在限制公权;只有呼唤让政府收新税、再分配,才会导致公权扩张。这一步的错,主要是逻辑谬误,即把“相关性”当做了“因果性”(此处后文还有辨析)。
4)最终在现实议题上,他们会把“你花钱吗?残疾人想要免费特权服务吗?”挂在嘴上,张口闭口钱钱钱,以“保护财产权”的名义,坚决反对“提升基本人权”——这一步的混淆,其实是把奥派中、广义的“等同人权的产权”概念,矮化为日常语境中、狭义“财产权”,进而以财富多寡为标准,否定弱势群体的基本尊严。
我们会发现,如果坚持同一语境、概念、思维体系,就会得出正常的结论;但是如果像土奥这般反复横跳,“人权、产权”等核心概念任意收缩,就会得出貌似透彻、实则荒唐混乱的答案来。
【7】有关“人权”与“产权”的问题(下)
那么,接来下的问题是:修补盲道、让残疾人出行方便,到底应不应该额外收税、花别人的钱?这确实是个关键又真实的问题。
对此,当然是有不同观点的。在现代社会,一般宗教、政治、多数经济学流派,出于人道主义,会接受不同额度的税收,用以修建公共设施,方便残障人士。
而奥派则表示反对。极端奥派觉得,由政府出面,强行征收别人的税收来修盲道——即便收一分钱,那也一定会带来种种恶果,因此,为了防止更大的恶,这件事应该完全交给市场,市场自会调节。而温和一些的奥派,则会主张,政府是必要的恶,在最小额度的范畴内,可以做一些变通。
理论分野如上所示,各有道理。我个人倾向哈耶克等温和奥派观点。但是讨论现实问题,不可脱离具体语境。语境不同,问题就完全不同。回到当下语境,郑智化事件所引发的“残障人士出行”问题,其真正含义其实是:
在目前的中国,呼吁完善盲道、基础设施,以方便残疾人出行,是否会伤害别人的产权、扩大政府权力?会不会如土奥所说“凭什么花我们的钱,给残障人士修盲道”?
这,就必须考察具体现实,涉及收入、支出的“定量分析”。我们知道,东土目前的现状是:
1)政府权力非常之大,多年以来,已经收取了巨额税收;2)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主干道、机场、高铁等地方,已经有了相当充足的盲道、无障碍通道基础建设;3)但是盲道往往被胡乱占用、突然断掉;商场门口,摆放路障、轮椅无法通过;深圳机场之类,更是已经完成了99.9%的无障碍通道、拥有全国最好的升降梯,却卡在了最后的15㎝。
因此,在当下语境,呼吁“改善公共设施、方便残障人士”,并不是要给他们发丰厚的钱财、也不是强迫每个公司必须有残疾人,其真实的含义是:让出被霸占的盲道;撤掉莫名其的路障;提升机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那么,改善这些东西,需要支出多少成本呢?
再来看“收入”部分。
与之相对,残障人士并不是一个小群体,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已高达6.34%。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吃喝拉撒都在纳税。残障人士的纳裞总额有多少?是否足够以上支出成本?我想,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修盲道等设施的花销成本。只不过,由于龙子龙孙的贪墨、双轨制等原因,没有把这些钱用在改善公共设施上。那么在政府存在、收了巨额税款、也不会退回的现实前提下,要求政府把这部分贪墨的钱拿出来,去修补盲道、撤掉路障,并没有收取新税,又会侵犯了谁的产权呢?况且,无障碍通道不仅方便残疾人,也方便老人、婴儿、行李箱,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以上只是我的粗略估计,具体数字需要专业计算。如果有懂这方面计算的朋友,可以计算一下。)
因此,在奥派视角下,在面对“是否修盲道”等现实问题,应该参考具体时代背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盲道的占用情况,计算残障人士的税额、税收的分配比例,改善需要支出的成本等等。不过,这样一来,既需要相关数据、专业知识,又需要博弈能力,更需要“对上”监督的勇气……大多数土奥又怎么能讨论到这一步?
他们,早已被权力规训,默认了权力的合法性,默认了不公的制度规则,却转而把矛头对准弱势群体,连蹦带跳去反对“提升残疾人人权”——压根不顾残障群体已经支付高昂税收、却未得到基本保障的悲惨事实。
他们只会用一个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产权”,去反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人权”,由此,真正变成了冷血社达的“奥斯维辛派”(秦晖教授语),并且把卐字袖章,明晃晃戴在胳膊上,然后骄傲的说“你们智商太差、不懂奥派”。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对待残障人士的基础权利问题上,还要对着一帮滔滔不绝、无比自信、自诩读了很多书、掌握了经济规律的渊博者们,辩论这些基础常识,实在也是可悲。土奥们的担忧和辩护——与其说是担心增加税收扩大权力、侵犯他人产权,不如说是“身体健康的既得利益者”们,不愿轻易改变现状、习惯性为现状辩护的习气使然罢了。只能感叹这些土奥,恰恰在败坏奥派的名声。
【7】我们都是受害者
土奥每每宣称,别人都不理解奥派。
其实,对大多数自由知识群体而言,真正难的,并不是奥派基础理论。而是在具体问题上、在理论和现实政治的互动中,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博弈、如何捆绑神龙、最终达成“充分市场”这一目标——因为这涉及到具体操作,涉及可行性论证,需要数据、建模、推理分析,需要具体的经济学模型、统计、数学知识,这部分,拦住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文科生。
相反,奥派的基础理论,并不难理解,也是很多自由派知识群体的基础共识。共识到,大家不用再反复强调说出来。只不过,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奥派的立场,市场化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个,大家可能认知不同。当然,这一点就连奥派内部,也程度深浅不一。
最关键的,是面对现实问题之时,不仅需要经济学,还需要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等不同学科,交叉互动。而土奥们往往只关注经济学,甚至更极端一些的,只读米塞斯,别的都不看。如此,又如何能更好理解米塞斯、哈耶克,更深入看清现实呢?
我想,这大概也是“土奥”们一方面无比自信,一方面又满嘴胡话的根本原因。他们有很多令人诧异的观点,比如:
他们认为“政府不用承担责任”;认为存在“完全市场化的国企”;认为“地方国企没有权力”;认为“中国不存在强制劳动,大家享有充分自由”;认为“竞争无法带来分权制衡,美国两党竞争,普通人生活更惨”;他们批评西方经济衰落、而称赞中土,其原因居然是——我们这里,用人的成本更低,因此市场更有活力。
更为夸张的是,一些土奥嘴上极端反感“极左”、“马教”,却支持用暴力结束思想异见者,他们说“wen ge 如果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也可以用来镇压打击马教他们那些人。用来镇压打击谁,取决于谁掌握领导权...左棍说服不了,就得想办法处理他们……左棍真正缺的就是皮诺切特、朴正熙、弗朗哥的镇压打击。”
我只能感叹, “卍字”纹,都不止戴在胳膊袖章上,都已经纹到了额头上。
奥派米赛斯、哈耶克等人,都是正常的有良知、睿智的经济学家。
你可以不同意奥派学者的市场化立场,但会对这些经济学家、对其精深的思辨、独到的视角,充满敬意。尤其是在深受计划经济毒害的中土,奥派的市场观念,无疑是一剂无比重要的清凉剂。但这些东西,到了中土,就突然变味,被一些土奥拿来,为纳粹社达、丛林法则背书,真是莫大的悲哀。
当然,必须说的是,这些“土奥”,大多数也是铁拳长期洗脑教育的受害者,这更让人意识到,洗脑教育的可怕、权力塑造的威力,以及利出一孔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普通大众难以自由选择的悲哀。
另:我非常反对给一个群体贴标签,但是这次我破例了,因为我无法找到另外一个简洁明快的词,来形容这些观点。我这个行为十分不妥,我对此深表歉意——因为,我们都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完)
10·30夜初稿;11·02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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