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育成就劳制度”的实行，真的会迎来外籍劳工的春天吗？

从北千住站的东口出来沿着常磐线的外围一直往南走20分钟，是足立区的千住关屋地区。周围是团地式的住宅，偶尔可以看到几座低矮破旧的铁骨公寓。周五晚上的7点这里没有什么人，安静得不像在东京。

外国人劳动组合（以下简称GU）的据点就在这片区域某栋不起眼的建筑里。我在邮件里收到李先生的善意提示，他说这一带虽然看上去荒凉，但是好几个提供生活支援服务的NGO都在附近，让我不用过于担心。

1.越南技术实习生阿明的困境

李先生是在日朝鲜人（在日コリアン）也是GU的发起人。2021年，为了帮助在日外籍劳工解决劳务纠纷问题，他和几个志愿者一起成立了这个组织。5年过去，有人考试升学面对繁重的课业，有人结婚生子很难凑出时间参与活动，到现在只剩他一个人还在坚持。

在GU的第4号案件中，来自越南的阿明被企业主无理由辞退，在半夜把他赶出员工宿舍，使他面临被强制遣送回国的境遇。于是他打电话向李先生求助，当时阿明住在神奈川附近的横须贺市，因为被赶出宿舍时身无分文，他硬是走到了东京。

李先生告诉我，像阿明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无独有偶，而普遍存在于外籍劳工之中。他们大多拿着技能实习签证或特定技能签证，在规定期间内既不能随意换工作，还常常受到公司的威胁：“如果表现不好就把你遣送回国！” 而劳工们担心影响签证大都选择吃哑巴亏。

2.根植于外劳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GU在北千住的据点提供500日元一晚的简单住宿，因为需要和其他市民团体分摊租金，这已经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最便宜的价格。阿明在北千住的据点住了几天，之后便在GU成员的陪伴下去了OTIT（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寻求帮助。然而，却得到了以下回复：

“我们并不是警察，虽然会对监理团体进行注意提醒，但如果对方坚称’那是误会’，我们是无法进一步强力搜查的。民事纠纷只能请当事人之间自行解决。”

“只要文件上有签名……既然本人（指阿明）已经因理解且签署了回国文件，我们就只能按手续办理。至于那是否是在现场被强迫签署的，对于当时不在现场的我们来说，是无从判断的。”

“确保住处并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关于阿明被赶出公寓一事，属于租赁合同纠纷。虽然我们可以就’实习的延续’提供咨询，但即便你要求我们‘确保今晚的床铺’，机构既没有这笔预算，也没有这个权限。”

OTIT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无效监管的情况，反映了技能实习制度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作为最后的手段，根据日本宪法28条，GU和雇佣阿明的公司进行了“团体交涉”（团体交涉是指：劳动者通过劳动组合（工会），为了维持或改善工资、工时、劳动环境等劳动条件，集体与雇主进行交谈、协商并签署协议的行为），然而因证据不足，团体交涉失败，阿明最后也不得不被强制遣送回越南。

我问李先生，目前在GU所有团体交涉的案件中成功的有几件，李先生无奈地回答 “GU行使过十几次‘团体交涉’，成功的只有2件”。2024年6月，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育成就劳制度”并预计在2027年正式启动。新制度表面看似承认外籍劳工的必要性，但对劳工的压榨逻辑并没有根本改变：

1. 新制度虽然允许劳工在满足一定日语能力等条件下自主转职，但转职权被原企业的“就劳状况报告书”所绑定。极有可能出现企业以“表现不好”等为由给劳工差评导致转职举步维艰；

2. 新设立的“外国人育成就劳机构”本质就是原来的 OTIT，同一拨人同样的监管方式，原有的结构并没有被打破；

3. 新制度表示，劳工在工作3年后通过考试就有机会获得“特定技能2号”签证，携带家属和永住看似变得唾手可及，但大部分劳工在来日本前都背负了高额的中介费，为了还债不得不忍受恶劣又高压的工作环境。

看似诱人的新制度反而给了劳务中介更多编织谎言的机会，他们完全有可能趁机拔高中介费，以“转职自由”“5年永驻”等为由哄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劳工赴日，债台高筑的劳工也因此陷入无底深渊，最终沦落为中介喜闻乐见的韭菜。

育成就劳制度真的是外籍劳工的春天吗？未来日本的外籍劳工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