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老处男（上）

老处男

文/林伯奇

图/《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台湾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杨德昌

全文 共计69012字/预计阅览时间 90-120分钟

“不被爱只是不走运。而不会爱是一种不幸。”

——阿尔贝·加缪

风扇非常无趣的转动在头顶的天花板上，伴随着空调关闭的蜂鸣器声音，几只飞蛾绕着一向代表着索然无味的情绪的白炽灯管绕着圈子，有两只飞蛾还在格外亲密地嬉戏。眼前的男人将目光从白炽灯管上的飞蛾挪开，降了下来，直勾勾地盯在我们身上，一言不发。此时我不知道自己心底究竟有种怎样的情绪，看着男人这样的眼神，我的心底有三种情绪纠葛在一起：恐惧，愤怒和无奈，这三种情绪之间我不知道该选哪一种。我想应该是恐惧的成分更多一点，占比更高，恐惧压过了其他的任何情绪。但是有一件事，眼前的男人清楚，我也清楚：就在二十分钟前，我和小佳心底的情绪还在被与这三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所占据，看不见任何一点恐惧的影子；我和这男人都清楚，这三个情绪大概都不会是我最好的选项。而他的眼神里还有一种戏谑感：你不是很勇敢么？怎么不威了？现在拿不出刚刚那会的劲了，我现在让你开心一下，你还不愿意开心？

是啊，为什么我不愿意开心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效应，后来我将之称为“事后勇”，指喜欢事后复盘，想象自己当初该怎么做，横下心来，才是最勇敢的表现；比方说当另一个人尖叫着让你闭嘴的时候，你没有给他抽一巴掌，你只要一想起这一点，你就会恨不得抽你自己一巴掌——人总是在事情过去以后才突然勇敢起来，洗澡的时候勇敢，睡不着的时候勇敢，第二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勇敢。对于这件事，我只能说，假如我可以，稍稍多一点勇敢，我就直接当着这人的面，成全一下他的愿望。他也许会非常生气；这也正好，在我们男生宿舍之间，总是流传这样的想象和猜测，议论；议论的不是哪个女同学，而是他这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的阳具是会处于充血状态还是疲软状态，只要一聊这个，所有同学的笑声能持续到熄灯以后。

我们学校最讨人厌的老师姓蓝，老师同学之间都叫他蓝sir；这个外号不是因为他像香港警察，而是因为他真的像某种警察，对很多喜欢看香港电影的同学来说，管老师叫Sir再平常不过；除了某些真的恨他入骨的同学，会直接叫他“狗篮子”。

在那天以前，我和蓝sir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至少我那时是这么以为的。

我叫李凯。父母都叫我小凯，同学要么叫我凯子，要么叫我凯爷，十六岁，高二在读生。我来到这所学校读了有一年的书，成绩不好不坏，篮球打得不好不坏，长相也不好不坏。我的人生大部分时候都处在这种“不好不坏”里，像食堂里的炒粉，吃不死人，也绝对不能算好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所学校；它的面积并不小，却时常让我感觉，这里像是全地球最无聊的地方；我们总会给自己找点事情干，什么事都好，只要不是学习。对我们来说，学也学不进去；我高一时的班主任常常这么说，既像是焦虑，又像是开玩笑，会说我们家里是不是有矿，我们已经不用担心考大学的事情了——担心了又有什么用？我们学也学不进去，学习的路能走可能只能走这么远了，于是对我们来说，比起说我们想干什么，我们的每天更像是让避免让老师看到我们在干什么，要么在学习，要么在发呆，你总不能阻止我在发呆。

当然，他们后来还是试图阻止我们发呆；学校总有办法。早读的时候让我们站起来读书，晚自习的时候让值班老师坐在讲台上盯着我们，课间的时候让学生会检查校牌、头发、校服拉链。连发呆都最好要发得像在思考一道数学题，眼睛不能太空，嘴巴不能张开，笔最好拿在手里，偶尔还要在草稿纸上写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公式。这样老师从窗外经过时，才会觉得这个人还有救。

我们学校的走廊很长，长到每天下课铃响以后，学生从教室里涌出来，像一群刚被允许呼吸的鱼。可这口气也呼不了太久。上课铃一响，所有人又被赶回自己的座位上，像被塞回塑料袋。我那时候常常觉得，学校不是一个让人变好的地方。至少不是让我们这种人变好的地方。它更像一个巨大的筛子，筛来筛去，最后筛出来的不是人才，是一群特别擅长假装自己正在努力的人，于是我也假装。假装听课，假装写作业，假装下次月考一定要进步，假装我妈在电话里骂我的时候，我真的有在反省。可我知道自己没有。我只是把手机藏在校服袖子里，趁老师转身的时候看一眼消息；或者在草稿纸上画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人，把数学老师画成一只正在喷火的蜥蜴。

这就是我在这所学校里的大部分生活。不好不坏，不上不下，不死不活。

在我们的寝室里，睡在我的宿舍的对面的男生，他常常喜欢带着吉他来上学，因为他加入了轻音社。在我们每天宿舍熄灯前和早上起床前，他总是喜欢弹一会吉他；我问他练的是什么曲子，他说是Green Day乐队的歌，叫什么“一觉睡到国庆节”。我愣了一下，后来才知道那首歌原来叫《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翻译比原名好；九月确实太长了，长得像一种处罚，能一觉睡到国庆节，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最贴近现实的理想。

除了听他弹吉他，我们最常干的事就是打篮球。我篮球打得一般，但不妨碍我装得很认真；我们这种人打球，输赢通常只重要到下一瓶冰可乐之前。球进了就喊，球没进就骂篮筐，摔倒了就先看有没有女生在看，没有的话再慢慢爬起来。

操场旁边有一排很大的水泥看台，夏天烫屁股，冬天冻屁股，一年四季都不适合人坐。但我们偏偏喜欢坐在那里。晚饭后，或者某节课后实在不想回教室的时候，几个人就挂逼一样瘫在看台上，撕开泡面袋，把调料撒进去，干吃。那种泡面吃多了嘴里会发苦，舌头上全是味精。但当时我们觉得很好吃。不是因为它真好吃，而是因为它不属于食堂，也不属于晚自习，不属于任何老师规定我们应该做的事。

陈佳第一次跟我们说话，就是在看台上。那天我们几个人正在吃干拌面，那个男孩抱着他的吉他，非要给我们弹《一觉睡到国庆节》，但他前奏弹了三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我们笑他，他就说我们不懂摇滚。

她从看台下面经过，手里抱着一摞作业本。她原本已经走过去了，又退回来，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这样吃，不怕送进医院急诊看肠胃炎吗？”她说。

我嘴里正塞着半块面饼，一时不知道该吞下去还是吐出来。

我的音乐家室友很镇定，把吉他往怀里一抱，说：“这是摇滚精神。”

小佳看着他，又看了看我们手里的泡面，冷笑了一下。“你们这最多算挂逼精神。”

然后她慢慢走远，沿着学校跑道，渐渐消失在钟楼的下方。大家继续低下头来，自顾自地吃面，只有我的目光跟随着她的脚步。我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周围的风吹了起来，只是让我的眼神默默地跟着她的踪迹；直到身后的同学轻轻推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

“还看呢？”他笑着说，“看入迷啦？”

“看个屁。”我说。

我把手里的泡面往嘴里塞，嚼得很用力，好像只要嚼得足够响，就能证明我刚才只是眼睛不小心放错了地方。

“我看你眼珠子都快跟人走了。”音乐家抱着吉他说，“凯爷，春天来了。”

“来你妈。”我说，“现在九月。”

他们笑成一团。泡面渣掉在看台上，被风一吹，像一小撮没用的雪。我也跟着笑；可笑完以后，我还是忍不住往钟楼那边看了一眼。她已经不见了，只剩下跑道外面一排树，被下午的风吹得乱七八糟。

我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比较没出息：上课时会多看她两眼，课间会故意从她座位旁边绕过去，体育课分组时希望她刚好站在我能看见的地方；这已经是我这个年纪能拿出来的全部文学性了。有一堂英语课，老师让她起来读课文，她的声音不大，读到一个单词时卡了一下，后排有人低声笑。她没理他们，只是重新读了一遍。

我当时假装在看书，其实一直在看她。我不是那种会为了一个女生突然发愤图强的人。电视剧里那种男主角，因为喜欢上谁，从此每天背单词、刷题、考进年级前十，我觉得很假。

陈佳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不是小说里那种一出场就能让走廊安静下来的女生。她会化一点很淡的妆，淡到老师看不出来，但女生一眼能看出来。她留着那种当时很流行的韩式刘海，平时把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跑步的时候马尾会在身后甩来甩去。她追BTS，看言情小说，手机壳背后夹着一张不知道哪个男明星的小卡。英语书里偶尔会掉出漫画书的书签。她普通得很具体；也正因为具体，所以我后来总能记住她。

我们开始熟起来，也没有什么像电影一样的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是课间遇见的次数多了。她去小卖部，我也刚好去小卖部；她在走廊背单词，我刚好从那条走廊经过；她体育课打羽毛球，我在旁边打篮球，投篮的时候总忍不住往她那边看。后来她也会看我打球，虽然我打得并不怎么样。那一年的学校篮球比赛对阵隔壁班，我投了一个三不沾，她在场边笑得弯下腰。我装作没看见，回头就把球传给音乐家，让他替我丢人。

她打球也不怎么样。羽毛球拍经常挥空，排球垫得像在赶走一只看不见的鸟——可是我看得很认真，好像她每一次失误都比 NBA 总决赛重要。

后来我第一次约她出去。说是约，其实也不像约。我在微信上打了半天字，最后只发出去一句：“周末去不去看电影？”

她过了十三分钟才回。“还有谁？”

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觉得这比数学压轴题还难。最后我说：“你想有谁就有谁。”

她回了一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觉得，是那个表情决定了我高中时代后面所有倒霉事的开头。

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们还带了好几个同学。第二次人少了一点；第三次只剩下我和她。圣诞节那天，市中心的文具店挂了一串快没电的彩灯，我把一条围巾塞给她，说话结结巴巴，像被英语老师抽起来背课文。她问我：“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我说：“也没有。”她说：“那我走了。”我才赶紧说：“有。”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那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寒假开始以后，我们在微信上聊天，聊到手机发烫。春节时，一群同学约着去江边放烟花，她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仙女棒。我那时候觉得仙女棒这种东西很幼稚，可她递给我的时候，我还是接了。烟花亮起来的时候，她的脸被照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也许是窜天猴的音效存在某种特质，我忽然很想牵她的手。

后来我牵了；她没有甩开。

之后的日子像被人按了快进。街机厅，电影院，卡拉 OK，书店，咖啡厅，投篮机器；图书馆里假装 K 书，实际上互相传纸条；谷子店里她看立牌，我看价格；漫画书从她书包里传到我书包里，再从我书包里传回她书包里；漫展排队排到腿酸，动物园里的猴子比我们班男生还像我们班男生；五一劳动节假期，我们一群人去郊外远足，爬到半山腰就开始后悔，最后坐在亭子里分一瓶快喝完的可乐。暑假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和一伙同学坐高铁去了厦门。说是旅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找路、排队、抢充电口、争论晚上吃什么。海边的风很大，她的刘海被吹得乱七八糟；我笑她，她就把沙子踢到我鞋上。这些事单独拿出来，没有一件值得写进作文；但它们挤在一起，就成了我那一年里为数不多真的活着的时候。而我当时真的相信这样的生活，我们能一直过下去。

粉笔不断地在黑板上划动着，白色的笔迹迅速地变成可以被理解的字符；划到最后一个笔画时，黑板上突然响起刺耳而尖利的摩擦声——“嘎”的一响，让陈佳不免把手指塞进耳朵。黑板上几个笔画连接在一起，变成了三个正楷写成的大字：蓝志诚。

写下这三个大字的男人转过身来，两只手撑在讲台前，头微微低下，却又像是在俯视着全班同学。此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他留了一个向上梳起的偏分发型（音乐家小声地说：“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德军军官或者英国新纳粹，因为我看照片里只有这两种人喜欢留这种发型。”），戴着一副无边眼镜，人不胖也不瘦，没留胡子，穿着一件白色的法国鳄鱼牌马球衫和灰色的西裤。

“我姓蓝，”他开口说道，“这是我的名字。”说着，他又转过身去，画了一道下划线，又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大家有事情可以打电话找我。”

“刘老师改去教高一新生了，”他不紧不慢地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大家的班主任，也教大家的化学课。”

他顿了顿，看着我们。“我对大家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不迟到。第二，不撒谎。第三，不要挑战班规。我这个人不喜欢重复第二遍。”

一般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后面跟着的都不会是什么好事。教室里还是没人说话；其实我们并不是多尊重他，只是还没摸清他的脾气。面对一个新来的班主任，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先装死。

蓝志诚把粉笔放回讲台，拍了拍手上的粉灰。“我仔细跟大家讲讲班规。”他说。

“第一，早读不准迟到。迟到一次，站后面读。第二，晚自习不准讲话。讲话一次，名字写黑板上。第三，不准带手机进教室；被我发现，直接交给家长。第四，任何人请假、离校、回宿舍，都必须经过我同意。”

他说得很慢，每说一条，就像往桌上放一把武器，从手枪一路放到火箭炮。

“第五，”他说到这里，抬起眼睛，看了我们一圈，“不要撒谎。”

教室里有几个人低下头。

“我不喜欢学生撒谎。”他说，“也不喜欢学生把老师当傻子。”

副班长坐在我旁边，用笔尖轻轻戳了戳草稿纸。我低头看见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忍着没笑。“你们这个年纪，心里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我理解。我也是读过高中的人。”他说，脸上却没有一点理解的表情。“但理解不代表纵容。学校是学校，学生是学生。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这一点必须清楚。”

“我会把我的电话号码留在黑板上，也会建家长联系表。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家长有什么事，也可以找我。”

他转过身，又在电话号码下面画了一道线。“当然，如果你们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

“从今天开始，晚自习下课以后，所有人不要在走廊逗留。男生回男生宿舍，女生回女生宿舍。操场、看台、小卖部、校门口，都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有人小声嘀咕：“小卖部也不行啊。”

蓝志诚停住了；他没有问是谁说的，只是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那个方向的人全都低下头。

“我说不行，”他说，“就是不行。”他讲完那些规矩以后，又拿起粉笔，在黑板右下角敲了敲。

“班长是谁？”

教室里安静了一秒，坐在第一排的老周举了下手。

“副班长？”他说，“学习委员、纪律委员、劳动委员，各科课代表，晚自习值日生，寝室长，全部报一下名字。”他从讲台抽屉里拿出一本黑色封皮的本子，低头记。那本子不大，被他拿在手里，却像一本户口簿，又像一本点名册。每报出一个名字，他就抬头看那个人一眼——不是普通老师那种认识学生的眼神。

“下课以后，班干部都留下。”他说，“我有事交代。”

下课铃响的时候，教室里没有人立刻动。大家都在等他先说“下课”。蓝志诚把黑板上的电话号码擦掉一半，又重新描了一遍。

“其他人可以走了。”他说，“班干部留下。”

我经过讲台时，看见班干部们站在前面，像一排临时被挑出来的证人。陈佳也在里面，她是英语课代表，手里还抱着那摞没发完的作业本。她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头。我当时没觉得这有什么。后来才知道，蓝sir最先收拢的不是纪律，而是人。

晚上熄灯以后，宿舍里照例没人睡。宿管老师的脚步声刚从走廊尽头消失，音乐家就从被子里探出头来，小声问：“你们觉得新老师咋样？”

没人立刻回答。黑暗里只有风扇转动的声音，还有谁在床上翻身时铁架子发出的响。

“像不像那种电影里的殖民者军官？”音乐家又说。

“你今天已经说过了。”我说。

“我觉得我说得很准确。”

上铺有人笑了一声，马上又憋住。我们都知道，刚换班主任的第一天，连笑都最好小声一点。

这时候，睡在门边下铺的副班长开口了。他成绩比我们好一点，字也写得好一点，连骂人都比我们文明一点。

“你们别乱说。”副班长压着声音，“我刚才留下来听了，他不是那种随便发火的老师。”

“那是哪种？”音乐家问。

“他记得很细。”

宿舍里安静下来。

“什么意思？”

“他问了每个班干部管什么，谁负责考勤，谁负责晚自习纪律，谁负责宿舍，谁负责收手机。还问我们班哪些人经常迟到，哪些人经常请假，哪些人晚自习爱讲话。”

“你说了？”我问。

“我没说。”副班长说，“但纪律委员说了。”

音乐家在黑暗里骂了一句：“狗腿子。”

副班长接着说：“他还让我们以后每天晚自习前把缺勤名单交给他。谁去厕所，谁回宿舍，谁请假，都要写清楚。”

“去厕所也写？”

“他说不要怕麻烦。”

音乐家轻轻拨了一下放在床边的吉他弦，声音很短，像一只虫子叫了一声。“完了。”他说，“这人有病。”

副班长说：“也不一定。他要是真能管住，班级纪律可能会好一点。”

“你是不是被他收编了？”音乐家说。

“我只是说事实。”

“事实就是以后连拉屎都要登记。”

也就是在那一下之后，宿舍门突然开了——没有脚步声，门只是突然被推开，走廊上的白光一下子切进来，落在地上。

我们所有人都停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人。因为背光，我们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见一个轮廓：向上梳起的偏分，窄窄的肩，手臂垂在身体两侧。他没有拿手电筒，也没有看手机。更奇怪的是，他甚至不像宿管那样探头进来骂一句“还不睡”。他只是走了进来，站在宿舍中央，环视了一圈。

黑暗里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像是同时学会了屏住呼吸。上铺的人不翻身了，门边的人不咳嗽了，连风扇转动的声音都突然显得很大。

蓝志诚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陈怀斌同学，熄灯后不要弹奏乐器。”他的声音不高，也不重，甚至听不出什么情绪。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关上。走廊上的白光消失了；宿舍重新黑下来。

这一次，没有人再笑。我们都知道，那一下吉他声他肯定听见了。可问题是，他到底听见了多少？听见了“新老师咋样”吗？听见了“这人有病”吗？听见了“狗腿子”吗？

没有人敢问。音乐家把吉他慢慢塞回床边，动作像是在藏匿一具尸体。副班长也没再说话。我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上铺床板下面那些模糊的木纹。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明白，蓝志诚最吓人的地方不是他会骂人，是他好像总能在你以为没人看见、没人听见的时候出现——而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第二次。

跟其他班的班主任相比，我们从来没叫过他诚哥，或者叫过他老蓝，蓝志诚跟整个学校的所有老师相比，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称呼——蓝sir。我们谁都不知道是谁带头这么叫他的，但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习惯了。这个称呼听起来像开玩笑，又不像完全在开玩笑；它比“蓝老师”轻浮，比“老蓝”疏远，比“狗篮子”安全；最重要的是，它准确。这种感觉不是一天形成的。蓝sir来我们班以后，班里的声音慢慢变小了。晚自习下课后，走廊上不再有那么多人逗留；男生回宿舍的速度快了很多，女生也不怎么在楼梯口聊天；音乐家的吉他被他塞进床底，像一件赃物。

说实话，我平时很少主动问问题，但那天晚上，我有道数学题不会，想去办公室找数学老师问，毕竟这里没有搜题APP，我有问题还是得问人的；所以我跟班长说我要去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抬头看了我一眼，像在确认我是不是发烧。

我拿着练习册出了教室。走廊很安静；晚自习时的教学楼总有一种假装自己很神圣的安静，只有翻书声、咳嗽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从一间间教室里漏出来。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里面的灯比教室亮一点。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在哭——一个女孩在压着嗓子的抽泣，断断续续，像有人一边哭一边努力证明自己没有哭。

我停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数学老师坐在最里面的位置，低头改卷子。我刚想开口，就看见隔壁班班主任的办公桌前站着两个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我有点印象，隔壁班的，篮球打得不错，打全场时很喜欢从右路突破。他平时在球场上挺横，副班长说他会出暗拳；这会儿却低着头，两只手贴着裤缝，像被罚站的小学生。女生梳着两条麻花辫，站在自己班主任面前哭哭啼啼。她哭得很委屈，又很丢脸，眼泪挂在下巴上，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隔壁班班主任正在数落他们——那些话我后来听过很多遍，不同老师说出来，语气不一样，意思却都差不多，像学校里某种可以重复播放的录音。蓝sir就站在旁边，他双手抱胸，一言不发。他明明不是他们班的班主任，也不是这件事的主角。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站在那里，比正在训人的老师还像审判者；他没有劝，也没有骂。隔壁班班主任说一句，他就安静地听一句；女生哭得厉害时，他也只是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

我本来应该直接去找数学老师，可那一刻，我像被钉在门口一样，动不了。我看见蓝sir抬起头，朝那个男生看了一眼——那眼神很淡，淡到不像愤怒，更像是一种确认。

我不知道他在确认什么。确认那男生真的犯了错？确认那个女生真的哭了？还是确认他一直认为的事情没有错——只要给学生一点空隙，他们就会把自己弄得很难看？

数学老师这时终于抬头看见了我。“李凯？你有事？”

我回过神，把练习册递过去，说有道题不会。他让我坐下，我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听他讲题。可那道题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的注意力全在隔壁那张办公桌前。

那个女生还在哭，那个男生一直低头；隔壁班班主任越说越生气。蓝sir还是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像等着什么东西发生。

隔壁班班主任让那男生也说两句；男生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蓝sir这时突然笑了一下——非常轻，轻到如果不是我正好看着他，我会以为那只是灯光在他眼镜上晃了一下。

我心里突然很不舒服。数学老师讲完题，问我听懂没有。我点点头——其实我没懂。我拿着练习册从办公室出来时，正好从蓝sir身边经过。他没有看我，却像知道我在旁边一样，忽然开口：“晚自习不要随便离开教室。”

我愣了一下，说：“我跟班长说过了，我来问数学题。”

他这才转过脸看我。“我不是在问你理由。”他说。

我没再说话。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听见隔壁班班主任又说了一句：“明天把你们家长叫来。”

那个女生哭得更厉害了。我回到教室，把练习册摊开在桌上，看着那道数学题。题目里的字我都认识，可它们连在一起，我忽然一个也看不懂。陈佳坐在前面两排，回头看了我一眼，用口型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不想让她知道我刚才看见了什么。

第二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体育老师照例让我们绕操场跑了两圈，然后就把我们放生了。我们几个男生很自然地挤到篮球场，隔壁班也有人在。学校里的篮球场总是这样，谁先占到半边，谁就是话事人；后来人如果脸皮够厚，就说一句“加一个”，然后双方莫名其妙就能打起来。

隔壁班那个男生没来。他平时打球最积极，球还没下课就能拍到操场边。那天下午，他的位置空着，大家都像没注意到，又都注意到了。我们打了半个多小时，打到汗从下巴往下滴。音乐家投篮还是老样子，姿势很像在把一块砖头扔进二楼窗户；副班长防守很认真，认真到让人怀疑他把篮球也当成班级纪律的一部分。

打完以后，我坐在场边拧开一瓶佳得乐。我仰头灌了一大口，喉咙里凉了一下。这时隔壁班的学习委员走了过来。他姓黄，平时戴眼镜，成绩很好，打球不太行，但很爱在场边指挥别人怎么打。他走到我旁边，先看了一眼我们教学楼的方向，然后压低声音说：“李凯，你们班班主任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

我心里一沉。我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但还是装作不知道。

“怎么了？”

老黄坐到我旁边，拿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

“昨天晚上的事，你不知道？”

“什么事？”

他看了我一眼，像是不太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就我们班那俩。”他说，“被抓早恋那个。”

我没有说话，继续喝佳得乐。瓶子被我捏得轻轻响了一下。

“本来这事吧，也就我们班主任骂一顿，叫家长，写检讨，顶多全班点名批评一下。”他说，“结果你们蓝sir在旁边，把整件事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安排什么了？”音乐家也凑了过来。

老黄说：“先让他们两个分开写情况说明，不能互相看。写完以后对时间、地点、谁先约谁、怎么出去的。然后让班主任分别给双方家长打电话，还说必须当天晚上来学校。家长来了以后，他又建议先把两个人送回家停课反省，说这事性质不好，要防止影响班级风气。”

“操。”音乐家说，“他又不是你们班主任。”

“所以我才说他有病。”老黄皱着眉，“我们班主任一开始好像也没想搞这么大，后面被他一说，就变成必须严肃处理了。”

副班长坐在旁边，没说话。

老黄继续说：“佳欣哭得人都快站不住了。她妈来了以后也哭，骂她不要脸，阿豪他爸一来就给了他一巴掌。最后两个人都被带回去了，说是停课反省三天，回来以后还要在班里做检查。”他顿了顿，把声音压得更低：“至于吗？”

没有人接话。空气里带着塑胶跑道晒过太阳后的味道。远处有人还在投篮，篮球砸在篮筐上，发出“咣”的一声。

我想起蓝sir，他双手抱胸，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原来他不是没说。他只是把该说的话留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音乐家把球往地上一拍，骂了一句：“这人真他妈变态。”

副班长看了他一眼：“你小点声。”

“操，在球场也不能说话了？”

“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副班长说。

这句话一出来，我们几个都下意识往教学楼那边看了一眼。教学楼三楼的走廊空荡荡的，只有几件校服晾在栏杆上，被风吹得轻轻晃。没有人——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太确定。

老黄说：“而且我听我们班班长说，昨天不是我们班主任发现的。”

“那是谁？”我问。

他看着我。“你们蓝sir。”

我的手指停在瓶盖上。“他怎么发现的？”

“不知道。”老黄说，“但他说得很清楚。几点几分，在哪层楼梯，谁先下去，谁后下去。连他们去了小卖部后面那条路都知道。”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手里的佳得乐发苦。我抬头往女生那边看。陈佳正和几个女生坐在看台下说话，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她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看她。我本来应该笑一下，可我笑不出来。

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

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别里科夫”四个字，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恐惧、规训、保守、套子。我原本没打算认真听——语文课对我来说，大部分时候只是另一种比较文雅的发呆。

语文老师读到这里的时候，后排有人咳了一声；不是因为嗓子痒，是因为他快笑出来了，我也一样。我低下头，看着课本上的字。那些字明明印得很规整，可读着读着，就像从纸上浮起来，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脸——雨鞋变成了白色马球衫，雨伞变成了黑色封皮的值班本，苍白的小脸和眼镜变成了无边眼镜后面那双没什么温度的眼睛，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变成了隔壁班那对被停课的男女生（我直接给那个留着麻花辫的女孩想了一个外号：叶果洛娃），全城战战兢兢地生活，变成了我们宿舍熄灯以后连吉他弦都不敢碰一下。

语文老师说：“契诃夫写这个人物，不是为了写一个单纯可笑的人。别里科夫当然可笑，但更可怕的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可笑，却还是怕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教室里更安静了；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在说蓝sir，至少他自己不知道。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就是在说蓝sir。音乐家坐在我旁边，把课本竖起来挡住脸。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我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他把课本往我这边偏了偏，上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蓝里科夫。

我差点笑出声。语文老师问：“什么是套子？”

前排班长回答：“就是束缚。”

老师点点头，又说：“不完全是。套子有时候也是安全感。别里科夫害怕世界，所以他把自己装进套子里。可问题是，他自己进去以后，还希望别人也进去。”

我看见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默默地用蓝色圆珠笔在笔记本上画出了蓝sir的脸，但是戴着帽子，穿着厚厚的大衣和雨靴；而她的同桌露出了一丝暗笑。看来，全班人想到的都往着同一个地方去。

语文老师在讲台上走了两步，拿着粉笔，在“套子”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线。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是谁把别里科夫装进套子里的？”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这个问题显然比“什么是套子”难一点。前排班长低着头，像是在课本里寻找标准答案。语文课代表翻了翻笔记，笔尖停在纸上，没有写下去。

音乐家把课本竖在脸前，声音小得像从书页里漏出来：“门捷列夫。”

这句话其实没有几个人听清。但很奇怪，全班像是同时知道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笑声先从后排冒出来，很轻，像水壶刚开始烧开；接着前排也有人低下头，肩膀一抖一抖。

语文老师皱了皱眉。“笑什么？”

没有人回答。音乐家把课本举得更高了，只露出一截通红的耳朵。

语文老师没有追究。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词：家庭。学校。社会。恐惧。习惯。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变成别里科夫。”他说，“当然，他本人有责任。可我们也要想一想，是谁让他相信，只有躲进套子里才安全？又是谁在他躲进去以后，还默许他拿这个套子去罩住别人？”

那节课后半段，教室里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气氛。我们都在听课，又好像都没有在听课。语文老师每讲一句别里科夫，我们脑子里就自动浮出蓝sir的脸。可这种联想并没有让我们变得勇敢——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更小心了。当一个人只是讨厌，你可以骂他；当一个人变成了课文里那种东西，你反而会意识到，他可能比你原来想的更难摆脱。

别里科夫死了，全城的人才松了一口气。可蓝sir还活着；而且就坐在隔壁办公室里，教我们化学。别里科夫会因为被乌克兰人柯瓦连科推下阶梯，然后被进门的瓦连卡嘲笑，对自己感到丢人，最后郁郁而终。那点羞耻要了他的命。蓝sir会这样吗？全班有这么多同学在今天这堂课上不约而同发出笑声，我们也没有集体把他给笑死；相反，比起夸赞欢笑的力量，我们不知道真的让他看到我们大笑会有什么后果。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让他看见我们在笑，死的很可能不是他。连爱情的力量都感动不了他，何况笑的力量呢？

下课铃响以后，语文老师夹着课本站起来，说今天作业是写一段对别里科夫形象的理解。音乐家在旁边小声说：“我能不能直接写蓝sir？”

我说：“你想死就写。”

他想了想，说：“那我写门捷列夫。”

我们又笑了一会儿。可笑归笑，等我们走出教室，看见蓝sir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那本黑色封皮的值班本时，所有人的声音还是一下子低了下去。他没有看我们，但我们都像被看了一眼。

蓝sir通常夏天热的时候，会穿着那件马球衫来上课；天气稍稍凉一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何，他则把自己的装束换成了一件黑色西装，黑色衬衫和黑色领带；音乐家常常喜欢调侃，他要是没这么令人讨厌，也许他会看起来像约翰·维克，但是他这么穿只会让大家想起卓别林。到了冬天，他就会把自己的衣服换的像你只有在日剧里才会见到的那种老师。

我们不知道一个高中化学老师为什么要把自己穿得像去参加葬礼。到了冬天，他又会换上一件深色大衣，围巾压得很平，皮鞋擦得发亮。我们私下里给他的衣服起过很多名字；夏天那件白色马球衫叫“鳄鱼皮”，黑西装那套叫“出殡套装”，冬天那件大衣叫“日剧最终 Boss”。可这些外号都没有流行太久。因为不管他穿什么，最后大家还是叫他蓝sir。不过，最近倒是有一个关于他的新的名字在学校里流行了起来：老处男。

这个名字应该还是隔壁班先开始叫的，结果出口转内销，回流到我们班了。他们似乎还对蓝sir抓他们班早恋这件事挺耿耿于怀，于是给他发明了这个称号。给蓝sir起这个外号有很多方面的考虑：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蓝sir跟学校里哪个美女老师有什么绯闻；不但没有绯闻，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一个晚上，他都在办公室里值班。这说明什么？蓝sir再怎么样，已经三十老几了，比他年轻的老师基本上都脱单了，跟他一样老或者比他老的老师，孩子都上小学了，结果蓝sir愣是晚上跟没有家庭生活似的，说明他家里是没有人的，晚自习、办公室、走廊、值班本，四样东西构成了他全部的夜晚。而他不但家里没有人，他甚至晚上都不会去跟美女老师约会，也不会相亲；隔壁班的人都喜欢说，他就是条件太差，性格太差，没人要，于是就把怨气撒在学生身上，拿学生当沙袋。那这种人是什么人？那不就是老处男嘛；说到这里，我们那时看过一些电影，总觉得外国教会学校里会有那种一辈子没被爱过、专门管学生的老修女，会被学生们骂作“老处女”；而我们这里的这个管事的人是个男的。

这个外号真正传开，是从一次晚自习下课后开始的；隔壁班有人从楼梯口经过，故意咳了一声，说：“老处男来了。”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等蓝sir从办公室门口走出来，所有人都低下头，肩膀却在抖。从那天以后，这三个字就像某种传染病，在男生宿舍、篮球场、小卖部后面、厕所洗手池旁边迅速扩散。

它太好用了，好用到我们几乎忘了越好用的词往往越脏。我一直不知道蓝sir有没有听过这个外号——按理说，他应该听过。一个外号只要在学校里流行起来，最后总会飘到当事人耳朵里。

可蓝sir从来没有提过。他只是有一次从走廊经过时，几个隔壁班男生突然闭嘴。他停下来，看了他们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像什么都没发生，但那几个男生后面一整个星期都没再在楼梯口喊过。

老处男这个名字，比“蓝sir”更能调侃他，又比“狗篮子”没那么强的攻击性。“狗篮子”这个称呼，主要是隔壁班那个被停课的男生在用。自从那件事以后，他只要提到蓝sir，就会咬着牙说一句“那个狗篮子”。我们能理解他——换成谁，被一个不是自己班主任的人安排得明明白白，还被送回家停课反省，大概都会想骂点更脏的。但“老处男”不一样。它听起来像骂人，又像陈述事实。至少在我们这些高中男生的判断标准里，蓝sir的现实处境确实很符合这个词：没有对象，没有家庭生活，没有约会，没有夜晚。别人下班以后回家，他下班以后还在学校；别人晚上吃饭、看电视、带孩子、谈恋爱、吵架，他晚上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抓学生。

有节晚自习，我和音乐家只是回头跟后排说了几句话。真的只有几句话。音乐家问，《进击的巨人》最新一册借给谁了，我说好像在隔壁宿舍；他又问我《进击的巨人》剧情发展到哪了，我说艾伦抵达海岸了。后排又有人问今天早上的NBA，公牛对热刺谁赢了，音乐家说他没看完，只知道最后差了三分。

我们说话的声音很低，低到前排都不一定听得见；值班老师也不在教室。按理说，这件事应该像每天晚上无数件小事一样，发生了，又消失了，不值得任何人记住。

但没过两分钟，教室门开了，蓝sir站在门口。我第一反应是他又从后门窗户那儿看见了我们——很多班主任都喜欢这样，悄无声息地贴在后门玻璃上，只露出半张脸。那种脸像午夜十二点出现在窗外的鬼，能把一整个班吓得瞬间低头写字。可蓝sir没有站在后门，甚至刚才整条走廊都没有他的脚步声。

“李凯。”他说。

我抬起头。

“陈怀斌。”

音乐家手里的笔停住了。

“后面那两个。”

他没有提高音量，也没有骂人，只是用粉笔头点了点门外。

“出来。”

我们四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全班都在看我们。那种眼神很熟悉：同情里带着一点庆幸，庆幸这次不是自己。

走廊里的灯有点暗。蓝sir把值班本夹在胳膊下面，双手抱胸，看着我们。

“刚才聊什么？”

没人说话。

“漫画？”他说，“篮球？”

我心里一沉。音乐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马上低下头。

“你们是不是觉得值班老师不在，就没人管了？”蓝sir说。

我说：“我们声音很小。”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它等于承认我们说话了。

蓝sir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声音小，就不算讲话？”

我没再说话。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点了几下，没有给我们看屏幕，只是把手机拿在手里。

“教室里有监控。”他说。

我们当然知道教室里有监控。那个黑色半球就在前门上方，平时我们从它下面走过去，从来没人把它当回事。它像天花板上的一颗痣，存在，但无聊。

可那天以后，它忽然变成了一只眼睛。

蓝sir说：“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把监控画面截下来，发给你们父母看？”

后排那个男生小声说：“不用吧老师……”

“不用？”蓝sir问，“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用？”

那男生闭嘴了。蓝sir继续说：“我可以把时间、地点、人物、你们在做什么，都截下来。家长看得很清楚。你们也看得很清楚。到时候不要说我冤枉你们。”

我们四个人在走廊里站了十分钟。蓝sir没有骂得很凶，他甚至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可正因为这样，那十分钟才显得更难受。他像是在提醒我们：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从任何地方看见我们。

回到教室以后，音乐家坐下来，低头翻开书。

晚自习结束以后，我们回到宿舍。音乐家一边刷牙，一边还在骂。牙刷塞在嘴里，他说话含含糊糊，泡沫从嘴角冒出来。

“他要是真截图发给我爸妈，我也不怕。”他说，“我爸妈只会觉得这人有毛病。聊两句漫画都要截图，这不是大病是什么？”

“你爸妈真这么想？”我问。

“当然。”他吐掉一口泡沫，“我妈顶多说我一句晚自习不要讲话，然后顺便骂他一句管太宽。”

宿舍里有人笑了一声。门边那个男生坐在床上擦脚，突然说：“不是，我就不懂了。他天天晚上蹲办公室里到底干什么？摄像头有那么好看吗？”

“谁知道。”音乐家说，“可能他觉得监控比小电影好看。”

“那他是不是每天晚上就对着监控录像——”

他说到这里，故意停住，做了一个很下流的手势——左手握拳，然后上下摇晃。宿舍里一下子炸了。我们笑得很压抑，又不敢笑太大声，笑声全都闷在被子、枕头和牙膏泡沫里。

副班长原本在整理作业，听到这句，也没忍住，推了推眼镜说：“也不是没可能。老处男嘛，有这方面欲望很正常，是人都要泻火。没准他的癖好比较奇特，就喜欢看监控录像。”

“操。”音乐家笑得满嘴都是牙膏泡沫，“确实像他干得出来的事。”

“你小心点。”我说，“别一会儿他又突然开门进来。”

这句话一出口，宿舍里安静了一秒，然后大家又笑。可这次笑得没刚才那么响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怕一个人，就把他说得很脏；恨一个人，就把他拆成某种可笑的器官和欲望。好像只要我们能想象他干一些恶心的事，他就不再是那个能拿监控截图威胁我们的班主任，而只是一个没人要、没生活、蹲在屏幕后面的中年男人。这种办法很低级，但它有用，至少在那几分钟里有用。可等灯一关，宿舍重新黑下来以后，谁也没再提监控。音乐家把牙杯放回架子上，动作轻了很多。副班长躺在门边下铺，翻了两次身；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我们全都下意识停住呼吸。

自从蓝sir走马上任以后，我和陈佳之间的关系低调了很多。其实说“低调”也不准确——低调听起来像我们原本有多高调一样。我们以前也没在走廊里牵手，没在操场上搂搂抱抱，更没干过什么值得被学校广播通报批评的事；我们最多就是课间多说两句话，晚饭后一起从食堂走回教学楼，或者她把一本漫画塞给我，我把一瓶冰红茶放到她桌角。

可蓝sir来了以后，这些事都变得不太安全了。一传十十传百，隔壁班那对学生的事很快传遍了年级，陈佳当然也知道了。她听完以后，只说了一句：“那我们以后在学校里别太明显。”

我说：“我们本来也没多明显。”

她看了我一眼。“你觉得不明显，不代表别人觉得不明显。”

我当时不太服气，但她的忧虑也确实不是杞人忧天——我们要面对的人是那个老处男。从那以后，我们在学校里确实收敛了很多。课间不再故意从对方座位旁边绕过去；体育课也不再隔着半个操场互相看；晚自习下课以后，她跟女生一起走，我跟音乐家和副班长他们一起走；偶尔在走廊遇见，我们也只是很快地看一眼，像两个刚好认识但没那么熟的人。我们的关系像是打地道战的铁道游击队，白天潜伏，晚上上线。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微信上聊天，聊电影、漫画、作业、谁谁谁又被老师骂了。有时候也会约出去。约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带上别人。这样看起来就不像约会，像普通同学聚会。

第一次在校外遇见蓝sir，就是在这样一次“普通聚会”里。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们几个同学约着去学校附近那条商业街——说是商业街，其实也就是文具店、奶茶店、打印店、炸鸡店、两家卖手机壳还带贴膜的的小铺子，加上一家永远放着盗版流行歌的饰品店，放的歌翻来覆去无非就是那些，林俊杰，BIG BANG，王嘉尔，Katy Perry，云云。每个学校附近大概都有这么一条街，专门收留那些不想太早回家的学生。

那条街离学校不远，从校门口走过去十分钟。路两边种着行道树，树坑里永远有烟头、塑料吸管和不知道谁吃剩下的关东煮竹签。到了周末下午，那里就会挤满学生。有人穿着校服，有人把校服外套脱了塞进书包，只露出里面的短袖；有人站在奶茶店门口排队，有人在文具店里翻笔芯，还有人蹲在便利店门口打游戏，像一群刚从学校里放出来、但还没完全获得自由的动物，让荷尔蒙的气味在街区里无限扩张。

陈佳和两个女生先去了文具店，说要买笔芯和便签。她那阵子很喜欢买那种颜色很淡的便利贴，浅蓝、浅黄、浅粉，说贴在书上看起来心情会好一点。我不懂这有什么好，但还是跟着她们进去看了一圈。文具店里很窄，货架之间只能容下一个半人。空气里有新橡皮、塑料包装和劣质香薰混在一起的味道。陈佳站在一排笔芯前面挑来挑去，低头的时候，头发垂下来一点，她伸手把它别到耳后。

我站在旁边，假装研究自动铅笔。其实我在看她；我喜欢看她这种一本正经时的模样，当她展露自己的侧脸，睫毛微微下垂的样子还挺有魅力的。她挑了两板笔芯，又拿了一本很小的线圈本。结账的时候，音乐家在门口等得不耐烦，隔着玻璃门冲我做口型：快——点。

我装作没看见；出来以后，我们一起往奶茶店走。奶茶店就在文具店隔壁，中间隔着一家打印店。打印店门口贴着“身份证复印五毛”“彩打两元”“论文装订”的纸条，门口的打印机一直在响，像一台小型拖拉机；奶茶店的招牌是绿色的，亮得很不高级，门口挂着两只塑料灯笼，明明不是过年，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摘。

那天人很多。前面排着几个低年级的女生，还有两个穿篮球鞋的男生。店里放着一首不知道谁做的DJ电音，声音很大，鼓点从廉价音箱里震出来，震得柜台上那排塑料杯轻轻发抖。

陈佳站在我前面一点，低头看菜单。

“你喝什么？”她问我。

“随便。”

“没有随便。”

“那你喝什么？”

“三分糖，少冰。”

我说：“那我也三分糖少冰。”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不是喝全糖吗？”

“我什么时候喝全糖了？”

“上次。”她说，“你喝完以后还说甜得很爽。”

音乐家在旁边立刻笑了：“凯爷，小学生口味被发现了。”

我说：“全糖怎么了？全糖是对生命的尊重。”

陈佳笑了一下，转过头去跟店员说：“一杯三分糖少冰，一杯全糖正常冰。”

我说：“不是，我没说我要全糖。”

她没理我，把钱递过去。我站在她后面，看着她从店员手里接过号码牌。那块号码牌是红色塑料的，上面贴着一个已经卷边的数字。她把号码牌在手里转了一圈，忽然问我：

“你是不是觉得全糖比较像西格玛男人？”

“不是。”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点全糖？”

我想了想，说：“因为成年人都吃不了这个苦。”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不大，但很真。她笑的时候会先低一下头，好像笑这件事也是违反校规的，需要偷偷完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抬头看见了蓝sir。他站在奶茶店旁边的树下；那棵树很细，树干被人贴过小广告，撕掉以后留下几块灰白色的纸皮。他就站在那里，离我们大概七八米远。他没有穿那套黑西装，也没有拿值班本。那天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短袖衬衫，深色长裤，皮鞋依然擦得很亮。手里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袋子里像是装着几本练习册，又像什么也没装。乍一看，他甚至有点不像蓝sir；因为蓝sir这种人，只要离开学校，就会显得不太真实。就像你很难想象教导主任也会去超市买牙膏，很难想象宿管阿姨也会坐公交，很难想象一个每天晚上盯着你晚自习的人，会站在奶茶店旁边，和那些买奶茶、买笔芯、买炸鸡的学生处在同一个下午里。

可他确实站在那里，而且他也看见了我们。我心里先是咯噔了一下，随后又很快放松下来。因为我们人很多。音乐家在，副班长在，陈佳的两个女同学也在。我们没有牵手，没有单独站在一起，甚至连奶茶都不是我替她拿的。怎么看，这都只是几个同学周末出来买东西。

蓝sir朝我们走了过来。他走路的时候不快，也不慢，像在走学校走廊。那种步速很奇怪，明明是在校外，却让人一下子想起晚自习、值班本、黑板上的名字和走廊尽头的灯。

我们几个本来还在说话，声音慢慢低了下去。副班长先喊了一声：“蓝sir好。”

我们跟着喊：“老师好。”喊得很不整齐，像一堆临时拼起来的合唱。

蓝sir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先落在副班长身上，又看了音乐家一眼，最后从我脸上扫过去，停在陈佳手里的号码牌上。

“还挺巧。出来买东西？”他说。

“嗯。”副班长说，“买点文具。”

音乐家立刻补了一句：“还有奶茶。”他说完以后，自己也觉得这句话很多余，就闭嘴了。

蓝sir看了看奶茶店的招牌，又看回我们。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有训人。其实他完全可以说点什么，比如“周末也不要玩得太晚”，或者“回去记得写作业”。普通老师碰到学生，大多会说这种没什么意义的话。但他没有。

他只是问：“都住附近？”

我们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副班长说：“差不多。”

陈佳的一个女同学说：“我坐公交回去。”

蓝sir点点头，像是把这些话记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太舒服；这种不舒服很轻，像衣服标签蹭在后脖子上。你说它疼，倒也不疼；但它在那里，让你没办法完全忽略。陈佳站在我旁边，手里捏着那块红色号码牌。她没有说话。我看见她的拇指在号码牌边缘轻轻蹭了一下，把上面卷起来的贴纸压平。

蓝sir又看了我一眼。

“李凯。”他说。

我愣了一下：“啊？”

“周末也不要玩得太疯。”他说，“作业还是要写。”

我说：“知道了。”

“陈佳。”他又说。

陈佳抬起头。

“你也是。”

陈佳很轻地说：“知道了，老师。”他的语气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很正常。一个班主任在校外遇到学生，提醒两句作业，提醒不要玩得太疯，听起来再正常不过。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叫出陈佳名字的时候，周围的声音都变低了，前面排队的人还在催店员快一点——可那一瞬间，我好像只听见蓝sir的声音，像在点名。

奶茶做好了，店员在里面喊号码。陈佳手里的号码牌正好震了一下似的，她看了一眼，转身去取。她取了两杯奶茶，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拿着。我的那杯果然是全糖正常冰。

蓝sir还站在那里。他看着我们接过奶茶，像看着一件很小、很无聊、却足够被记录的事。

音乐家为了打破尴尬，咬着吸管说：“老师，你喝不喝？这家还行。”

我当时真想一脚踹死他！蓝sir看了他一眼。“不用。”他说。然后他提了提手里的透明塑料袋，像是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事，转身走了。

我们站在原地，看着他走到路口，穿过人行道，消失在一家药店旁边。他走远以后，音乐家才松了口气。

“操。”他说，“老处男也逛街啊？”

副班长看了他一眼：“你小点声。”

“他都走了。”

“你怎么知道他真走了？”

这句话一出来，我们几个人都下意识往蓝sir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药店门口只有一个老头在看血压计广告，没有蓝sir。

音乐家咬着吸管，故作轻松地说：“他站奶茶店旁边干什么？视察三分糖少冰？”一个女同学笑了，另一个女生也笑。陈佳也笑了一下，只是笑得很轻。我跟着笑。

那时候我真的没把这件事当回事。老师在学校附近碰到学生，太正常了，学校附近总共就那么几条街，谁都可能碰上谁。更何况那天我们人很多，什么也没做，连一句暧昧的话都没说。我甚至觉得有点好笑——蓝sir离开学校以后，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也会站在树下，也会提塑料袋，也会穿浅灰色短袖衬衫。他不像走廊尽头那个拿着值班本的人，更像一个普通到有点滑稽的中年男人。

那之后那段时间，蓝sir在学校里有点杀疯了。谁晚饭后和谁一起绕操场多走了一圈，谁在楼梯口给谁递了一瓶水，谁在图书馆把椅子挪得太近，谁在晚自习下课后没有立刻回宿舍——这些事情到了他那里，都能变成线索。

我们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隔壁班的同学夸张；可后来发现不是。蓝sir确实总能撞破一些东西。不是那种明摆着的，学生在走廊里拉手，或者在操场角落接吻，然后被老师一眼看见。他撞破的往往是一些很小的东西，小到你甚至不能说那是什么：两个人在小卖部门口多站了半分钟；女生把一张纸条塞进男生课本里；晚自习下课后，两个本该往不同方向走的人，却从同一个楼梯口下去了。

这些事情如果放在别的老师那里，大概只会被当成“现在学生真是闲得慌”。但在蓝sir这里，它们会被一件一件捡起来，擦干净，编号，放进他那本黑色封皮的值班本里。有些老师私下里都说，蓝老师这么适合抓纪律，不去德育处有点可惜。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在夸奖。可在我们听来，像是在说学校里有一条狗，鼻子特别灵，应该送去警犬队。

化学课一般在下午——下午的教室，总是有一种快要腐烂的困意，其次是早上。风扇在头顶转，转得很用力，却吹不走人身上的汗味、粉笔灰味和前一天没擦干净的拖把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课桌上，亮得让人更想睡觉。

蓝sir站在黑板前，粉笔字写得很整齐。“反应的焓变只与始态和终态有关，与反应途径无关。”

他写完这句话，用粉笔轻轻敲了敲黑板。

“这就是盖斯定律。”

没人说话；他转过身，看着我们。

“不管中间过程怎么走，只要始态和终态相同，最后的总焓变就是一样的。”

粉笔灰粘在他的手指上。他把手指在讲台边缘擦了一下，继续说：“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原本正在草稿纸上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巨人脑袋。音乐家前一天把《进击的巨人》借给了隔壁宿舍，到现在还没要回来。我本来想下课后提醒他，结果听到“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这几个字，手里的笔忽然停了一下。

我抬起头。蓝sir站在黑板前，黑板上写着始态、终态、焓变、路径无关。那些字看起来很干净，很理性，好像世界上所有混乱的东西，只要放进化学方程式里，都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结果。

他又写了一个反应式。“比如这个反应，”他说，“你可以一步完成，也可以分成几步完成。中间怎么变，不影响最后的总结果。”

他讲得很清楚。这也是蓝sir最让人恶心的地方之一——他不是那种课也讲不明白、只会骂人的老师。相反，他课讲得不错，板书漂亮，逻辑清楚，连实验题的步骤都能拆得明明白白。校长喜欢这种老师，家长也喜欢这种老师——从成绩单上看，他确实有用。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不像在讲化学。后来我才知道，在蓝sir那里，人也是这样被处理的。你为什么出去，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一个人，中间有没有犹豫、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只是想找个地方透口气，这些都不重要。

第二节晚自习开始前，陈佳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出来一下

我看着屏幕上的三个字，心里先是紧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已经很少在学校里单独说话了。课间遇见，只是很快看一眼；晚饭后也不会一起走；就连她把漫画还给我，都要趁别人不注意，像间谍在交接什么地下文件。

我回她：去哪？

过了一会儿，她回复：

随便 别在教室

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教室里很安静，值班老师坐在讲台上低头看手机，前排有人在背英语，后排有人把练习册立起来挡住脸睡觉。风扇转动的声音一圈一圈压下来，像一张看不见的网。

我当然想到了蓝sir。那段时间，全校都知道他盯得很紧。按理说，我应该回她一句“算了吧”，或者“周末再说”，或者“下课后微信聊”，这是很保险的举措。这些话都很合理，很安全，很像一个已经学会在蓝sir手底下活下去的人应该说的话。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明明知道一件事不安全，也知道最好不要做，但你还是会觉得：只是出去几分钟而已，透口气，说两句话，坐一会儿。然后很多倒霉事就这么开始了。

我把手机塞回抽屉，抬头看了一眼讲台上的值班老师。他还在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眼镜上。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音乐家，他正趴在桌上，像一具已经对晚自习失去生命体征的尸体。

我站起来，拿着一本练习册走到班长旁边。

“我去办公室问问题。”我小声说。

班长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有问题？”

他这个“又”字说得很可疑，好像我是什么热爱学习的人，忽然被他抓到了漏洞。

“嗯。”我说。

他没多问，只点了点头。

我拿着练习册走出教室。走廊里的灯亮着，地面被拖得有点湿，反着一层白光；我走到楼梯口，没有往办公室方向去，而是从后楼梯下去了。陈佳已经在那里等我。她站在楼梯下面，背着书包，校服外套拉链拉到一半。灯光从上面落下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看起来有点累，脸色比平时白一点。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

“没事。”

“没事你叫我出来？”

她低着头，用鞋尖轻轻踢了一下地上的灰。

“就是不想待在教室。”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候我还不太懂，有些“没事”并不是真的没事。它只是说明，说出来也没用。

“去哪？”我问。

她想了想。

“游泳池那边吧。”

我跟着她往游泳池那边走。那条路平时很少有人走。它从教学楼后面绕过去，经过实验楼，再往前就是体育馆和游泳池。晚自习时间，整个学校大部分人都被塞进教室里，只有几盏路灯亮着，照出一块一块发白的水泥地。我们走得不快，也没说话，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路上显得很明显。

我一直觉得，学校在晚上和白天不是同一个地方。白天的时候，它挤满了人，老师、学生、保安、食堂阿姨、送水工，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校领导，与某个明星老师的炫酷跑车。每个人都在走，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像有事要做。到了晚上，人被关进教室以后，学校反而露出一种更真实的样子。楼是楼，树是树，路灯是路灯，操场是操场。它们都安静下来，像一群白天假装正常、晚上终于不用演了的东西。

游泳池就在体育馆后面。学校的游泳池大部分时候都关着，铁门上挂着一把锁，门缝里能看见里面蓝色的水。白天看，那水还算干净，到了晚上，在游泳池上方盘旋的果蝇和其他虫子就会让人感到烦躁和厌恶起来。游泳池旁边有一小片草地，草长得不好，东一块西一块，中间还露出几片硬土。靠近墙的地方总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青草和潮气，闻起来像某种不太新鲜的春天。

我们以前路过那里时，偶尔会有校队的人训练，水声从里面传出来，一下一下拍在池壁上。可那天没有人。游泳池里没有水声，只有机房那边传来一点低低的响动，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水底呼吸。

陈佳在草地边坐了下来。我站了一会儿，也坐到她旁边。草有点湿，裤子后面很快凉了一块。我本来想抱怨一句，但看她没说话，就把话咽了回去。

“你不冷吗？”我问。

她摇摇头。“还好。”

“到底怎么了？”

她还是摇头。

我有点急，又不敢太急。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很多话明明想问，却总要绕一圈，怕问得太直，像把人逼到墙角。她抱着膝盖，看着游泳池铁门里面那片蓝色的水。

“你有没有觉得，”她说，“最近学校里好像到处都有人看着？”

我愣了一下。

“你说蓝sir？”

她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几秒，她才说：“不只是他。”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游泳池铁门里面什么也没有。路灯照不到水面，只能看见一点暗蓝色的反光。风吹过草地，草叶轻轻晃了一下。

“可能是最近太紧张了。”我说。

她笑了一下。那笑很轻，不像笑，更像是她知道我在安慰她，但她不打算拆穿。

“可能吧。”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十六岁的时候，男生很容易以为自己能解决很多事。那时候，我最经常想的事情，就是山的那一边，是海吗；我们真的能逃脱出群山之间的重重包围吗；谁欺负你，我可以帮你骂回去；谁让你不开心，我可以陪你走走；你说你烦，我就带你逃出教室。可真到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能做的事情少得可怜。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让她觉得这个学校没有那么糟——人们常说，女人的第六感是非常敏锐的，然而我居然还想说服她觉得这个学校没那么糟糕。

于是我只能坐在她旁边，我们就那样安静了一会儿。远处教学楼的灯一排一排亮着，每一扇窗后面都是晚自习。那些灯看起来很整齐，像一个个被钉在墙上的格子。偶尔有老师从走廊经过，影子在窗户上晃一下，很快又消失。

陈佳把手放在草地上，离我的手很近；我看见她的手指。她的指甲剪得很短，食指上有一点浅浅的笔印，大概是刚才写字时蹭到的。那一点蓝色墨迹在路灯下几乎看不清，却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看了很久。

我犹豫了一会儿，伸手碰了碰她的手背。她没有躲；那其实连牵手都不算，只是碰了一下。可就是那一下，我忽然觉得刚才那些灯、那些窗户、那些值班老师、那些监控和班规，全都离我们远了一点。学校还在那里，但它好像暂时管不到这片长得很差的草地。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没有电影，没有音乐，没有值得多年以后反复回味的台词。只是两个高中生在晚自习的间隙，坐在游泳池旁边，偷偷觉得自己终于从学校里消失了几分钟。

然后身后有人说：“晚自习时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整个人僵住了。陈佳的手一下子从我手边缩了回去。

完蛋了。

我转过头，看见蓝sir站在游泳池侧门旁边。那里没有路灯，他半个身子在暗处，半个身子被教学楼那边漏过来的光照着。无边眼镜反出一点白光，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他就站在那里，像本来就属于那片黑暗，只是刚刚才从里面走出来。

我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害怕，而是荒唐。他怎么会在这里？

蓝sir往前走了两步；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催促着我挪动自己的双手，急忙后退，就像游戏里的受伤士兵一样，但我的四肢完全不听使唤。他的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声音很轻。那声音轻到我怀疑他刚才是不是也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只是我们谁都没听见。

“李凯。”他说。

然后他看向陈佳。“陈佳。”

他没有骂人，也没有提高声音。可他叫出我们名字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沉了一下。那不像叫人，像点名。像把两个名字从一张名单里勾出来。

我站了起来，裤脚上沾了几片草屑。“老师，她不舒服。”我说，“我陪她出来走走。”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软弱。它像一张太薄的纸，挡不住任何东西。

蓝sir看着我，歪了歪头。“不舒服，应该去医务室。”

“医务室关门了。”

“那就找值班老师。”

我没话说了。他又看向陈佳。

“陈佳，你说。”

陈佳低着头，没有说话。蓝sir等了一会儿，像是真的在给她机会。见陈佳没有反应，然后他说：“刚才手放在一起，也是因为不舒服？”

这句话说得很轻，比他骂人大声更恶心。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差点就要往前走一步。可陈佳先开口了。

“老师，我们只是坐一下。”

蓝sir点了点头。“只是坐一下。”他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

那一刻，我突然讨厌“只是”这个词。因为从他嘴里说出来，它就不再是一个解释，而像一种供词。

“第一节晚自习下课后，”蓝sir说，“十九点五十二分，你们从后楼梯离开教室。十九点五十五分，经过实验楼东侧。十九点五十八分，到游泳池旁边。”

他每说一个时间，我心里就冷一点。陈佳抬起头，看着他。

蓝sir继续说：“你们觉得这里没有监控？”

我看着他，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当然觉得这里没有监控。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这里有没有监控，因为我们只是想找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坐一会儿。

蓝sir看着我们，像看着两张已经写完的全国一卷化学试卷。

“回办公室。”他说。

我站在原地没动。

“老师，”我说，“我们真的只是出来坐一下。”

他看着我。“这句话留着跟你们家长说。”

陈佳的脸一下子白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校服袖口里攥了一下——那一瞬间，我忽然特别想说点什么——想说你凭什么，想说你是不是有病，想说我们到底做什么了，想说你到底跟了我们多久。可这些话全部堵在喉咙里，没有一句能真正出来。

蓝sir转身往教学楼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还要我请你们？”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裤脚上的草屑。那些草屑黏在那里，很小，很脏，像某种证据。

我第一次很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不是被撞见的。我们是被跟上的。

陈佳走在我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跟着蓝sir往教学楼走。教学楼的灯越来越近，晚自习的窗户一格一格亮在前方。我忽然觉得，那些灯不是灯，是一排排睁开的眼睛。

走到办公室门口时，我听见里面的风扇还在转。蓝sir推开门，转过身，“进去。”他说。

如果那时候我的人生是一部老电影，蓝sir出声的瞬间，管弦乐队大概已经集体吹响了铜管。小号、圆号、大鼓，轰的一声，告诉所有观众：坏事发生了。可现实里没有音乐。

办公室里的灯比外面亮很多。那种亮不是白天的亮，也不是商场和电影院里的亮。它没有温度，照在人脸上，只会让人显得更难看。风扇在头顶非常无趣地转着，叶片转出一圈模糊的影子。空调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了，墙上的机器偶尔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像在提醒我们，这个房间里连冷气都不站在我们这边。

我原本没注意到那些白炽灯下的飞蛾。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目光一直黏在那两只飞蛾身上。它们绕着灯管转，一圈，又一圈，像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什么东西吸引，也不知道再靠近一点会发生什么。

蓝sir站在办公桌前，没有立刻说话。他把门关上；门关上的声音不大，却让陈佳的肩膀轻轻颤了一下。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老师。有的在改作业，有的在看电脑，有的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低下头去。那种眼神我后来斟酌了很久——它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甚至不是好奇。更像是他们早就习惯了在办公室里看见学生被带进来。我们不是人，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学校事件。

蓝sir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拉开椅子坐下。他没有叫我们坐，所以我和陈佳只能站着。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黑色封皮的本子，翻开。纸页翻动的声音很轻，可在那个房间里听起来特别清楚。他拿起笔，低头写了几行字。写完以后，他才抬起头，看着我们。

“说吧。”

我喉咙发干。陈佳站在我旁边，低着头。她的袖口还沾着一点草屑。那点草屑很小，绿色的，粘在白色袖口上，像一小块不该出现的证据。

“说什么？”我问。

蓝sir看着我。

“你觉得应该说什么？”

这句话很轻，但就是这种轻，让人更难受。如果他骂我，我或许还能顶一句；如果他拍桌子，我或许还能在心里骂他有病。可他不。他只是坐在那里，用一种平稳得近乎礼貌的语气，把问题抛回来，让你自己往里面跳。

我说：“我们真的只是出去坐了一会儿。”

蓝sir点点头。“只是出去坐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开始讨厌他这种重复。每次他重复别人的话，那个词就会变味。原本是解释，到了他嘴里，就像犯人签字画押前最后一次确认供词。

“晚自习时间，”他说，“未经允许离开教室，绕到游泳池旁边的草地上。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你告诉我，这叫只是坐了一会儿？”

“她心情不好。”我说。

“心情不好，可以找老师。”

“她不想找老师。”

“那是她的问题。”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陈佳抬了一下头。她看着蓝sir，眼睛有点红。

“老师，我真的只是想出去透口气。”她说。

蓝sir看向她，他的眼神没有变。

“陈佳，你是女生。”

办公室里有一个老师的笔停了一下，我也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比前面所有话都让我恶心。

陈佳的脸一下子更白了。蓝sir继续说：“女生更应该懂得自重。你们这个年纪，有些事情，一旦传出去，对谁影响更大，你自己想过没有？”

陈佳没有说话。我忍不住说：“老师，你这话什么意思？”

蓝sir转过头看我。“我什么意思，你听不懂？”

我的手指攥紧了练习册的边角。那本练习册已经被我捏得有点变形。封面上印着几个蓝色大字：高二数学同步训练。它本来是我用来骗班长的道具，现在看起来像一个特别可笑的笑话。

“我们没有做什么。”我说。

“我没说你们做了什么。”

“那你为什么——”

“回答错误，注意读题。我问你们为什么晚自习时间单独待在游泳池旁边。”他说话的时候，语速依旧不快，甚至可以说很有条理——就像化学课上拆一道反应热计算题，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已知条件是什么，要求什么。

“十九点五十二分离开教室。十九点五十五分经过实验楼。十九点五十八分到游泳池。二十点零七分，我到现场。中间九分钟。你们告诉我，这九分钟里发生了什么？”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荒唐到想笑。九分钟，他把九分钟说得像九年——可我笑不出来。

陈佳小声说：“什么也没有。”

蓝sir看着她。“什么也没有？”

“嗯。”

“手放在一起，也是什么也没有？”

她低下头。

我说：“老师，我们就是牵了一下手。”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因为其实连牵手都不算，只是碰了一下。可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不想再解释“碰”和“牵”的区别。太可笑了，就像一个人被推上法庭，却还要认真说明自己不是偷了整只鸡，只是摸了一下鸡毛。

蓝sir把笔放下。“李凯，”他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很小？”

我没说话。“你是不是觉得，只是牵手，只是坐一下，只是聊聊天，没什么大不了？”

我仍然没说话。因为他把我心里的话全部说了出来，可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些话就像被消毒水泡过，又冷又难闻。

“你们这个年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轻。”蓝sir说，“轻轻松松开始，稀里糊涂发展，最后出了问题，又说自己没想到。”

他停了一下。“我见得太多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动了一下。我还没有被他说服；但他说“我见得太多了”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老师常有的那种疲惫的语调我听过，中年人的不耐烦我从我父母身上领教了太多，但他的语气——是一种沉在底下很久的仇恨。它没有浮上来，只在水面下动了一下。我只是本能地觉得，他不是在说我们——至少不完全是在说我们。

蓝sir拿起桌上的座机话筒。

“先给家长打电话。”他说。

陈佳猛地抬起头。“老师，不要。”她这两个字说得很快，声音也不大，却比刚才所有解释都更像求饶。

蓝sir看了她一眼。“现在知道怕了？”

陈佳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我一下子火了；真的，那一刻我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响了，就像刚才说的那种老电影里的管弦乐，大号、小号、圆号和大鼓集体砸下来，告诉所有人坏事已经发生，而且还要继续发生。

我往前走了一步。“你能不能别这样说话？”

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了。隔壁桌一个老师抬起头，另一个老师把手里的红笔放下。

陈佳伸手拉了我一下，很轻，但我感觉到了。

蓝sir拿着话筒，没有立刻拨号。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那一眼里没有愤怒或者是权威受到冒犯的不悦。

这反而让我更害怕。“我怎么说话？”他问。

我站在那里，突然说不下去了。我想说你像个变态，想说你是不是每天就等着抓这种事，想说我们到底哪里碍着你了，想说你是不是从奶茶店那次就开始盯着我们，想说你凭什么把一个人想透口气的九分钟变成罪证。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只是站在那里，胸口一起一伏，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蓝sir看了我几秒。然后他说：“李凯，你现在这个态度，我也会如实告诉你家长。”

如实这个词从他嘴里出来，听起来比撒谎还恶心。他开始拨号。号码是从班级通讯录里找出来的。那张通讯录被夹在本子里，每一行都是学生姓名、家长姓名、联系电话、家庭住址。以前我从没觉得那张纸有什么特别。现在我才发现，它像一张地图——一张通往我们家里的地图。

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你好，是李凯的家长吗？”

我站在办公桌前，看着那两只飞蛾还在灯管旁边绕圈。一圈，又一圈。

蓝sir的声音平稳地响着：“我是李凯的班主任，蓝志诚。现在有个情况，需要请您来学校一趟。感谢您的配合。好，再会。”

电话挂断以后，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风扇还在转，灯管还在响，别的老师还在翻作业本，打印机偶尔从角落里吐出一张纸。可这些声音都像隔着一层很厚的玻璃，传到我耳朵里时已经变形了。

蓝sir放下话筒，又翻到另一页通讯录。他看向陈佳。“你家长电话。”

陈佳站在那里，没有动。

“老师，”她声音很轻，“能不能不要叫我妈来？”

蓝sir看着她。

“为什么？”

陈佳咬了一下嘴唇。“她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出来，办公室里有个女老师抬头看了她一眼。蓝sir没有，他只是低头看通讯录。“身体不好，更应该知道你在学校里的情况。”

陈佳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她没有哭出声的那种，就是眼泪突然从眼眶里滑下来，落到下巴上。她伸手擦了一下，没擦干净。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替她说点什么，可我发现我什么也说不了。因为在蓝sir这里，每一句话都会被他折成另一个意思。他不是在跟你说话，他是在给你挖坑，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如不说——我寻思着这人再恐怖也不会比FBI特工更恐怖。

蓝sir拨通了电话。“喂，你好，是陈佳的家长吗？”

陈佳低下头，肩膀微微抖了一下。我忽然觉得她看起来很小；这不是说她长得小。她平时并不显得弱，甚至有时候比我还会装镇定，她会骂我幼稚，会说我全糖正常冰是小学生口味，会在漫展排队排到腿酸时坚持说“来都来了”——可那一刻，她站在办公室的白灯下面，像突然被剥掉了一层东西，只剩下一个很害怕被母亲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女孩。

蓝sir的声音还是很平稳。“我是陈佳的班主任蓝志诚。现在有个情况，需要您来学校一趟。”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蓝sir说：“不是身体不舒服。是纪律方面的问题。”

陈佳闭上了眼睛。我盯着蓝sir，他拿着话筒，背挺得很直；那姿势让我想起化学实验课上，他用镊子夹住一小块金属钠，放进水里；动作很稳，很标准。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不会被溅到。

“对，现在。”他说，“麻烦您尽快。”

他挂了电话。陈佳的手垂在身侧，手指攥得很紧。她没有再求他。

蓝sir把通讯录合上，抬头看我们。“家长来之前，你们先把情况说明写了。”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两张作文纸，分别放到桌上。

“分开写。”

我愣了一下。

“分开？”

“对。”

“为什么？”

蓝sir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

“避免串供。”

办公室里一个老师轻轻咳了一声。我不知道那声咳嗽是什么意思。也许是觉得蓝sir这个词用得太重了，也许只是嗓子不舒服。可我记住了；这个词原本不该出现在两个高中生身上，至少不该出现在我们只是坐在游泳池旁边碰了一下手以后。可蓝sir说得很自然，自然到好像他早就在等着使用这个词。

我拿起那张作文纸。纸很薄，格子印得很浅。平时写作文时，我总觉得这些格子太多，怎么也填不完。可那天，我看着它，却觉得它像一张审讯笔录。每一个空格都在等我把自己变成证据。

“写清楚。”蓝sir说，“什么时候离开教室，为什么离开，去了哪里，在那里做了什么。不要避重就轻。”

我坐到办公室角落的小凳子上。陈佳被安排到另一张桌子前，离我有几米远。中间隔着蓝sir的办公桌、几把椅子、两个改作业的老师，还有一整个白得发冷的办公室。

她低头写字。我看不见她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她的头发垂在肩膀一侧，手里的笔动得很慢。我也开始写。

我于第二节晚自习前……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那件事。逃课？违纪？早恋？散步？透气？坐了一会儿？好像每个词都不对。每个词一写上去，都会被蓝sir拿走，变成他的东西。我划掉了开头，重新写。

今天晚上，我因为陈佳同学心情不好，陪她到游泳池旁边坐了一会儿。期间我们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写到“出格”的时候，我又停住了。什么叫出格？是谁画的格？我抬头看了一眼蓝sir。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低头看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的无边眼镜上。他没有看我，却让我觉得他随时都能知道我写到哪一行。我低下头，继续写。

写完以后，我把纸交给他；他没有马上看，而是等陈佳也写完，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陈佳写完后，他先看我的，然后看她的——他看得很慢。有些地方，他会停下来，用笔圈一下。有些地方，他会在旁边画一道线。那动作让我觉得很恶心，就像我们不是在解释一件事，而是在考一道他早就知道标准答案的题。

他看完后，抬头问我：“你写的是‘陪她出去透气’。”

“对。”

他又看向陈佳。

“你写的是‘自己心情不好，叫李凯出来陪我走走’。”

陈佳点了点头。

“那你们为什么不写，是谁先提出去游泳池旁边？”

我说：“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

蓝sir看着我。“当然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他说，“是谁主动组织这件事。”我听到这个词，忽然有点想笑。我们去游泳池旁边坐了九分钟，被他说得像一次非法集会。但我没笑；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笑，他就会多写一条：态度恶劣。

蓝sir继续问：“是谁先碰的谁的手？”

陈佳的脸一下子红了，那是一种被羞辱的红。

我说：“老师，你有必要问这个吗？”

他看向我。“有。”

“为什么？”

“因为我要弄清楚事实。”

“事实就是我们什么也没做。”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说？”

我站在那里，突然明白我赢不了。在这个房间里，道理不是我们的——道理坐在办公桌后面，有一部座机，有一本通讯录，有黑色封皮的值班本，有监控时间，有家长电话，还有学校给他的班主任身份。

陈佳小声说：“是他碰了我的手。”她说完以后，立刻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快；我知道她不是在出卖我。她只是害怕；可蓝sir把笔放在纸上，轻轻画了一道。

“李凯主动。”他说。

那四个字像一根钉子，钉进作文纸里。我看着那张纸，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喘不过气。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爸先到了。他进办公室的时候，脸色很难看——不是那种暴怒的难看，而是被人从家里或者单位突然叫来、一路上憋了一肚子火却还不知道该往哪儿撒的难看。他看见我，先皱了一下眉，又看向蓝sir。

“蓝老师。”

蓝sir站起来，跟他握手。“李凯爸爸，麻烦您跑一趟。”

他的语气客气得让我恶心。

我爸说：“怎么回事？”

蓝sir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把那两张情况说明递给他。

“您先看看。”

我爸接过去，看了几行，眉头皱得更紧；他看我。

“你晚自习跑出去干什么？”

我说：“我就是——”

“你先别说。”蓝sir打断我，“让家长先看完。”

我闭嘴。我爸继续看。

办公室门又开了。陈佳的妈妈来了。她比我想象中瘦，头发有点乱，手里还提着一个布包，像是出来得很急。她一进门就先看陈佳。陈佳低着头，不敢看她。

“陈佳。”她妈喊了一声。陈佳的肩膀抖了一下；那声音里没有多大怒气，更多的是慌。

蓝sir走过去。

“陈佳妈妈，您好。”陈佳妈妈没有跟他握手，只是问：“到底怎么了？”

蓝sir把另一张情况说明递给她。

“您先看一下。”

陈佳妈妈接过纸，看着看着，脸色慢慢变了；她看向陈佳。“你跟男生晚自习出去？”

陈佳小声说：“妈，我们只是坐了一会儿。”

“你闭嘴。”

这三个字一出来，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了。陈佳不说话了。

我爸看完纸，把情况说明放回桌上。“蓝老师，这个事情……”他顿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词，“严重吗？”

蓝sir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回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桌面。

“如果只是单纯出去坐了一下，当然可以说不严重。”他说，“但问题是，他们是在晚自习时间，未经允许离开教室，去到监控死角附近，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

听到这四个字，我抬起头看他。刚才他说那里有监控；现在又说监控死角附近。所以到底有没有监控？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根本不需要真的看见全部。他只需要知道我们从哪里走到哪里，再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抓住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他可以问，可以猜，可以逼我们写，可以让家长自己想。

蓝sir继续说：“这个年纪的学生，自控能力弱，边界意识也弱。如果不及时处理，后面可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好。”

陈佳妈妈的脸更白了。我爸也沉默了。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很绝望。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顺着蓝sir的话往下想了。他们不会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只坐了九分钟。他们会想“后面可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一直觉得，“教导处”这三个字本身就很难听。它不像办公室，也不像教室，更不像图书馆。办公室至少还有老师吃外卖、改作业、聊八卦；教室里有学生，图书馆里有书。可教导处好像不是给人待的地方。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那些被叫进去的人在门口先怕一会儿。

我们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走廊已经更安静了。晚自习还没有结束，教学楼里的灯一排排亮着。每一间教室里都坐满了人。有人低头写题，有人背单词，有人偷偷睡觉。他们不知道我们刚才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说，他们大概知道一点，但不会知道全部。学校里的坏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可真正发生在你身上的那部分，永远只有你自己知道。

蓝sir走在最前面。我爸走在我旁边。陈佳和她妈妈走在后面。她妈妈一路上没有说话，陈佳也没有说话。我们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着，听起来很乱，像一群人押着另一些人去一个更亮、更冷的地方。

教导处在行政楼一楼。门口挂着一块银色牌子，上面写着“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这是后来改的名字——以前就叫教导处。学校总喜欢把一些很难听的东西改成好听的名字，好像名字一改，里面发生的事也会变温柔。可我们都知道它还是教导处。

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白灯，墙上贴着几张奖状，还有一张很大的校规校纪宣传栏。宣传栏上写着“明德、笃学、慎思、力行”。我那时候看见“慎思”两个字，突然很想笑——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最不需要思考，它只需要结论。

教导主任坐在办公桌后面。他姓何，四十多岁，头发梳得很整齐，肚子微微凸出来，衬衫扎进裤腰里。他平时在升旗仪式上讲话，声音很洪亮，喜欢说“同学们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我们私下里叫他何主任，有些人也叫他“何扣子”。

何主任看到我们进来，先看了蓝sir一眼。“蓝老师。”

蓝sir点点头。“何主任，打扰了。”

“不打扰。”何主任说，“什么情况？”

蓝sir把两张情况说明递过去，又简单说了一遍。说的时候，他没有添油加醋。至少听起来没有。他只是把时间、地点、人物、经过一条一条摆出来，像在汇报一场化学实验；到了教导处，它们已经变成了一串事实。事实听起来永远比真实更冷。真实里有人害怕，有人沉默，有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实里只有时间、地点、行为、性质。

何主任看完情况说明，摘下眼镜，用手指捏了捏鼻梁。他没有立刻骂我们——这让我更不安。大人真正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不会马上骂人。他们会先表现得很沉痛，好像你不是犯了错，而是让他们对人类文明失去了信心。

“李凯，陈佳。”何主任说，“你们自己觉得，这件事严重不严重？”

又是这个问题。我看了一眼陈佳，她低着头，脸色发白。

我说：“我们知道晚自习出去不对。”

“还有呢？”

我没说话。何主任看着我。“只是晚自习出去不对？”

我爸在旁边咳了一声，陈佳妈妈的眼睛还红着；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说出那个词。

可我不想说。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冤枉，那时候我和陈佳当然是在谈恋爱，可我讨厌这个词从他们嘴里出来。它一旦被说出来，我们之间所有具体的东西就会消失——奶茶店、电影院、漫画书、春节的烟花、厦门海边的风、她把沙子踢到我鞋上，这些都没了，剩下的只有一个词，像是精神病院里出具的诊断证明。

何主任见我不说，叹了口气。“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对很多事情没有判断能力。学校不是不理解学生有情感波动，但学生要有学生的身份意识。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什么阶段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道理你们要明白。”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熟练；我怀疑他一生中已经说过无数遍类似的话。对迟到的学生说，对打架的学生说，对抽烟的学生说，句子换一换，意思都差不多。学校需要的不是你听懂，而是你低头。

蓝sir站在旁边，没有说话。这让我想起隔壁班那天晚上。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双手抱胸，站在别人的班主任旁边，像一根不发声的钉子；现在那根钉子钉到了我们身上。何主任又看向陈佳。

“陈佳，你说说。”

陈佳抬起头。她的声音很小。

“老师，我们真的只是出去坐了一会儿。”

“你们都高二了。”何主任说，“坐一会儿？晚自习时间，男女同学单独到游泳池旁边坐一会儿，你觉得合适吗？”

陈佳没有说话。“你是女生。”何主任说，“女生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句话刚才蓝sir已经说过一次，现在又从教导主任嘴里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很烦。他们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说这句话是为了陈佳好——可每个人说出来的时候，都像在往她身上盖一块布。盖一次，她就小一点。再盖一次，她就更小一点。最后她整个人都会被盖没，只剩下“女生”这两个字。

陈佳妈妈在旁边低声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陈佳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何主任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这件事，性质还是比较严重的。”

我爸立刻问：“主任，那学校这边准备怎么处理？”

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凉了一下。因为我听出来了；他不是问“能不能不处理”，他问的是“怎么处理”，这说明他已经接受了，这件事需要被处理。何主任没有马上回答。他把情况说明放在桌上，用手指敲了敲。

“按照校规，晚自习期间未经允许离开教室，属于严重违纪。男女同学单独前往偏僻区域，有不恰当交往行为，影响也不好。考虑到你们是初犯，也考虑到两位家长都在，我们学校会以教育为主，惩戒为辅。”

我讨厌“教育为主，惩戒为辅”这句话；因为它通常意味着，两样都会来。

何主任继续说：“初步意见是，停课三天，回家反省。回来以后，在班里做书面检查。”

我听到这些话，似乎感觉自己总算能长舒一口气——至少不是什么更严重的处分。

蓝sir这时候终于开口。“李凯爸爸，陈佳妈妈，我也说一句。”他语气很平和。

“两个孩子本身不坏。李凯平时虽然有点散漫，但不是恶劣学生。陈佳成绩也还可以。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放任。高二是关键时期，现在不及时刹车，后面影响学习，影响班级风气，甚至影响孩子一生。”

影响一生；他把这四个字说得很轻。可我听了只觉得荒唐，我们在游泳池旁边坐了九分钟；他却已经替我们看完了一生。

陈佳妈妈听到这里，眼泪又出来了。她看着陈佳，声音有点发抖：“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妈妈多担心你？”

陈佳低着头，哭得说不出话。

我爸沉默了很久，然后问：“这个处分，会不会进档案？”

何主任说：“校内处分，主要在学校内部管理。后续如果表现好，可以撤销。关键还是看孩子态度。”

所有人都看向我，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在等我低头，认错，说我错了，说我不该晚自习出去，不该和陈佳单独待在一起，不该让老师和家长担心。

这些话我不是说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如果我说了，好像就等于承认蓝sir是对的。可如果我不说，处分可能更重。陈佳可能也会更难受。我爸会更生气，陈佳妈妈会更崩溃，何主任会觉得我态度不好，蓝sir会在他的本子上再记一笔。

于是我低下头。“我错了。”我说。

我的声音很轻。轻到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何主任看向陈佳。陈佳也说：“我错了。”

她说完以后，眼泪掉在了自己的袖口上。我突然想起刚才游泳池旁边，她袖口上还沾着一点草屑。现在草屑没有了，只剩下一点水痕。

何主任点点头。“知道错就好。学校处分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们改正。你们还年轻，路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糊涂，毁了自己的前途。”

这些词在教导处里飞来飞去，像一群被训练过的飞蛾。它们不会撞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灯的一部分。

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跑完八百米那种累，也不是晚自习熬到最后一节时那种困。那种累更像是有人把我从里面掏空了一点。我明明还站着，脚也踩在地上，却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他们从我自己的身体里请了出去。

何主任把两张情况说明收进文件夹里，又在封面上写了几笔。“这件事，今晚先到这里。”他说，“具体处理意见，我会向校长汇报。明天上午，你们两位家长再来一趟学校。到时候学校会给出正式决定。”原来一个人被训斥、被叫家长、被迫认错、被写进情况说明，还只是事情的前菜。真正的东西还在后面，像一块更大的石头，被人搬到半空中，暂时没有落下来。

陈佳妈妈问：“还要来吗？”

何主任点点头。“这件事性质比较特殊，需要学校层面研究一下。”他说“学校层面”的时候，语气很平稳，好像我们不是两个学生，而是一项需要上会讨论的工程事故。

我爸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失望，有烦躁，也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疲惫。他可能也觉得荒唐。可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说荒唐。家长在学校里总是比学生更懂得配合。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什么时候该说“麻烦老师了”，什么时候该把怒气带回家再发。

蓝sir站在旁边，没有再说话。他今天已经说得够多了；或者说，他已经不需要说了。事情走到这一步，剩下的部分会自己往前滚。像化学课上他说过的反应一样，始态已经给出，终态已经摆好，中间路径不重要。只要他把第一滴试剂滴进去，后面自然会冒泡、变色、放热，最后生成他们想要的东西。

何主任最后说：“今晚两位家长先把孩子带回去。明天上午九点，到校长室。”

我们从教导处出来的时候，晚自习已经结束了。教学楼里开始有学生下楼，脚步声、说话声、椅子拖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世界突然又活了过来。可那种活和我没有关系。别人只是结束了一天的晚自习，准备回宿舍、回家、去小卖部买东西；而我像刚从一场没有公开宣判的审判里出来，身上还带着他们看不见的灰。

陈佳走在她妈妈旁边，她一直低着头。我想跟她说句话，哪怕只是说一句“没事”，或者“明天再说”，可我爸站在我旁边，陈佳妈妈也在，我什么都说不了。

我们隔着几步路一起往校门口走。校门外的路灯亮着。保安室里的电视机正在放什么综艺节目，里面有人笑得很大声。那笑声透过窗户传出来，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到了校门口，陈佳妈妈拉着她往另一边走。陈佳跟着走了几步，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像她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

我也看着她，我们谁都没有说话。那一眼后来我想过很多次。我不知道她当时想说什么。也许她什么都没想，只是害怕。也许她想对我说不要再说话了。也许她想说对不起。也许她想问，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那时候，什么话都没有。只有她妈妈拽着她往前走。

我爸在旁边说：“走。”

我跟着他上了车。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蓝sir还站在校门里面。他没有送我们，也没有靠近。只是站在保安室旁边，半个身子被门卫室的灯照着，半个身子在暗处。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离开，就像他不是今晚这件事的参与者，他只是一个确认反应已经顺利发生的实验员。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站在校长室门口。

昨晚我几乎没睡；我爸也没怎么跟我说话。他把我带回家以后，只问了几句很短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多久了，为什么不告诉家里。每一个问题我都答得很含糊。他听完以后没有揍我，也没有骂得很凶，只是坐在客厅里抽了很久的烟。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出现游泳池旁边那片草地。陈佳把手缩回去的动作，蓝sir从暗处走出来的样子，何主任说“影响一生”的语气，还有那两只绕着白炽灯管飞的飞蛾。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穿上校服，跟我爸一起回学校。校长室在行政楼二楼；门口铺着一小块红色地毯，踩上去软得让我不舒服。墙上挂着几张学校领导和来访嘉宾的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标准。校长室门口有一块牌子，金色的，上面写着校长办公室。那几个字擦得很亮，亮到像根本不允许灰尘停在上面。

我们到的时候，陈佳和她妈妈已经在了。陈佳坐在走廊长椅上，眼睛有点肿。她看见我，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我们之间隔着她妈妈，我爸，还有昨晚那一整套流程。

何主任从办公室里出来，说：“进去吧。”

校长室比教导处更安静。里面有很大的办公桌，桌上摆着一面小国旗和一块写着校长名字的牌子。墙上挂着校训，旁边是几块奖牌。书柜里放着一排排看起来从来没有被翻过的书，还有几只奖杯，在灯下亮得很刺眼。

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蓝sir站在旁边；他今天穿的是那套黑色西装，黑衬衫，黑领带。整个人像刚从某个葬礼上回来，又像他本来就是葬礼的一部分。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也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的嘴角好像动了一下。那不是笑，至少不能算笑。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他很高兴。

校长清了清嗓子。他没有立刻批评我们，而是先看了一眼桌上的材料。材料被整整齐齐地夹在一个蓝色文件夹里，封面上用黑笔写着我们的名字。李凯。陈佳。两个名字并排写在一起，看起来很正式，正式得让我觉得陌生。

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会有多严重——真的。虽然昨晚被叫了家长，被带到教导处，被何主任训了一通，又被要求第二天来校长室，可我心里还是隐隐觉得，这件事最后大概会像很多学校里的事情一样：看起来声势很大，最后落下来，不过是几句“下不为例”。最多写检讨，回家反省一天，班主任再盯我们一段时间。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怎么跟音乐家讲这件事。我会说，操，昨晚被折腾死了，老处男真他妈有病，还好最后也就那样。我以为它会过去。

很多事情在真正砸下来以前，人都会本能地相信它不会砸到自己头上。

校长终于开口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何主任已经向我汇报过了。蓝老师也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学校这边，也调取了相关监控记录。”

我听到这几个字，心里又沉了一下。

校长继续说：“李凯、陈佳两位同学，在晚自习期间，未经允许离开教室，前往游泳池旁边偏僻区域，并有不恰当交往行为。这个事情，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我低着头，盯着地毯上的纹路。红色地毯上有一些暗色花纹，像干掉的水渍。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块很软的陷阱上。它不发出声音，却一点点把人往下吸。

校长说话的语气不重，甚至可以说温和。“你们现在是高二，正是学习最关键的时候。学校不是不理解同学之间会有好感，也不是要完全否定你们的情感。但你们要明白，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尤其是在晚自习期间，私自离开教室，去到偏僻区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同学交往问题了。”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那是什么问题？

可我没有问。我已经知道，在这个房间里，问题不是用来问的。问题是他们已经替你回答好的东西。

校长翻了一页材料。“学校经过研究，决定对李凯、陈佳两位同学作出如下处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那一下停顿很短，可我感觉整个房间都像被人按住了。

“第一，停课反省一个星期，由家长带回家进行教育。”

停课，已经比我想象中重了。可校长没有停。

“第二，返校后，两位同学分别提交不少于一千五百字的书面检查，并在班会课上向全班同学作出说明。”

我的喉咙忽然紧了一下。我想起教室，想起那些桌椅，想起音乐家，想起副班长，想起那些平时一起打球、一起吃泡面、一起骂老师的人。我忽然想象自己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检讨书，念那些“我没有正确认识到学生身份”“我辜负了老师和家长的期望”“我给班级造成了不良影响”的句子。

我还没从这个画面里缓过来，校长又说：“第三，给予两位同学留校察看处分，观察期一年。观察期内如无新的违纪行为，期满后可根据表现申请撤销。”

这四个字落下来的时候，我脑子里真的空了一下，像有人在我耳边敲了一下很重的铜锣。

我以前听过这个词，可它一直离我很远。它属于那些在厕所抽烟的人，属于翻墙出去上网的人，属于打架把别人打进医院的人，属于偷东西被抓的人。它不属于我——至少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因为我和陈佳在游泳池旁边坐了九分钟，突然出现在我的名字后面。

我一下子抬起头。

“校长。”

我的声音有点沙哑。所有人都看向我——我爸的脸色已经变了。陈佳妈妈捂着嘴，像是差点哭出声。陈佳坐在旁边，整个人僵住了。

校长看着我。“李凯同学，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张了张嘴。我想说，这是不是太重了。昨晚不是说还能看态度吗？我以为写个检讨就完了。可这些话到了嘴边，突然都显得很幼稚。因为我意识到，他们不是刚刚才决定的。这个结果在我走进校长室以前，就已经被放在文件夹里了。我们站在这里，只是为了听它被念出来。

“我们只是……”我说。

我说到这里，自己都停住了。这个词又来了。我突然发现，我手里只有这些“只是”。而他们手里有监控记录、情况说明、校规校纪、班主任意见、教导处意见、校长室决定。

我的“只是”太轻了，轻到根本砸不响这个房间。

蓝sir站在旁边。我余光看见他低着头，像是在看校长桌上的材料。他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可我就是觉得，他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慌。

也许他一直在等这一刻，等我终于明白，昨晚不是虚张声势，今天才是宣判。

校长说：“李凯同学，你们这个年纪，很多事情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学校必须从整体管理和学生成长角度考虑。处分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

又来了。这些话像昨天教导处里那些飞蛾一样，又飞了起来。它们拍着训练有素的翅膀，从校长嘴里飞出来，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最后落到我们头上。

我爸终于开口：“校长，这个留校察看……是不是有点重？孩子确实有错，但是……”

他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我第一次希望他能继续说下去。

何主任接过话：“李凯爸爸，我们理解家长的心情。但学校处理学生问题，要看性质，也要看影响。如果这件事不严肃处理，对班级风气会有很大影响。尤其现在高二，不能让学生觉得晚自习随便离开、男女同学单独到偏僻地方是小事。”

蓝sir这时也开口了。“李凯爸爸，我补充一句。”

我爸看向他。蓝sir的语气非常平和。“正因为李凯不是什么问题学生，我才觉得现在必须及时刹车。如果等以后真的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再去处理，就晚了。”

他们一直在谈论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我——一个可能继续堕落、可能耽误学习、可能影响班级、可能发展到“更严重问题”的我。那个我不存在，可那个我正在替我受审。

校长点点头。“蓝老师说得对。学校的处理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害你们。”

我看向陈佳。她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落下。如果这叫保护，那被保护的人为什么会哭成这样？

可我没有说出口。校长最后说：“处分决定会由家长签字确认。停课一个星期，从今天开始。一周后返校，提交检查。班会课的说明，由班主任安排。”

我看向蓝sir。他终于抬起头；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的嘴角好像向上动了一下。不是很明显，甚至也许根本没有，但我看见了。也许是我太恨他，所以看什么都像证据。可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他在笑。

他不是大笑，他不是得意忘形，却像一个实验员看见试管里的液体终于变了颜色。

我心里有一种冲动，冲上去给他两拳，恨不得把他整个人撕碎。可我没有动。我只是站在校长室里，听见校长让家长在处分确认书上签字。

“等等。”

我的声音不大，可房间里所有人都停住了。我爸手里的笔悬在纸上方。陈佳抬起头看我。陈佳妈妈也看向我。何主任皱了皱眉。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表情依然很温和，只是那种温和里多了一点被打断的不快。

蓝sir也看向我。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害怕——可奇怪的是，那一刻我反而没有那么怕了。也许是因为处分已经落下来了。人在石头真正砸到头上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突然清醒。昨晚那些堵在喉咙里的话，像在身体里憋了一整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裂口。

我说：“校长，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何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并没有说会严重到留校察看。”

何主任立刻说：“李凯同学，昨天我说的是初步沟通，具体处理要看学校研究决定。”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问，为什么研究以后会变得这么重？”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我继续说：“昨天晚上说的是停课反省，写检查，具体处分再决定。我承认我们晚自习出去不对，也承认我们违反了纪律。这个我刚才已经认了。但是留校察看，在我们学校不是很严重的处分吗？这个程度已经接近劝退了。”

我爸低声说：“李凯，注意说话。”

我没有看他。我看着校长。“我希望学校能给我一个说法。为什么从昨晚到今天，处理结果会提高到这个程度？中间是不是有人给出了特别严重的意见？”

我说到这里，目光转向蓝sir。我不是无意的；我是故意的。

蓝sir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我看着他，说：“我怀疑这里面存在偏见。”

何主任的脸色变了。“李凯同学，你这个话很严重。”

“处分也很严重。”我说。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因为我没想到我真的敢这么说。校长终于把手里的材料放下。

“李凯同学，你继续说。”他的语气听起来还是温和的。但我知道，这种温和已经不是刚才那种温和了。它像一块盖在热水上的玻璃。下面有东西在动。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想知道，蓝老师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对我和陈佳有偏见。昨天晚上，他能准确说出我们几点离开教室，几点经过实验楼，几点到游泳池旁边。我想问，这是正常巡查吗？还是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蓝sir开口了。“学校有监控。”

“那奶茶店呢？”

我这句话说出来以后，蓝sir的眼神终于动了一下。很轻；但我看见了。

我继续说：“之前有一次周末，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买文具和奶茶，也遇见了蓝老师。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可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很奇怪。蓝老师那天站在那里，没有买奶茶，没有进文具店，也没有去打印店。他只是站在那里，然后叫出了我和陈佳的名字。”

陈佳看着我，她的眼睛还红着。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巧合。但我现在真的怀疑，蓝老师是不是早就在盯着我们。或者说，他是不是特别想抓到我们。”

何主任立刻说：“李凯，你这是在毫无根据地揣测老师。”

我看向他。“那老师毫无根据地揣测我们会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就可以吗？”

这次连校长都没有马上说话。我听见自己心跳很快，快得像刚跑完一千米。我知道我正在把事情变糟。我的态度会被记下来。蓝sir会记，何主任会记，校长也会记。我爸回去以后也许会更生气——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看着蓝sir。“蓝老师，我想问你，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要这样对我？”

蓝sir看着我，没有回答。

我又问了一遍。“我做了什么？”

办公室，不，校长室里安静得可怕。我声音开始有点发抖，但我还是继续说：“我晚自习出去，是不对。我承认。可是你把这件事弄成这样，叫家长，写情况说明，分开写，问谁先碰谁的手，说什么避免串供，现在又留校察看。我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必须下这种狠手？”

我看着他。“还是说，我根本没做什么。只是你想这么做。”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陈佳妈妈轻轻吸了一口气。我爸的脸色很难看。何主任马上站起来一点。

“李凯同学，注意你的态度！”

我转头看着他。“我现在就是在说我的态度。”我从来没有这样跟老师说过话；至少没有在这种房间里。以前我们在宿舍骂老师，骂得很脏，骂得很勇敢。可那种勇敢是藏在被子里的勇敢，是关了灯以后的勇敢，是蓝sir不在场时的勇敢。

这是第一次，我当着他的面说出来。我看着蓝sir，问：“蓝老师，你是不是在报复我？”这句话落下来以后，整个房间像被冻住了。蓝sir终于开口，他的声音还是很平。

“报复你？”

“对。”

“我为什么要报复你？”

“我不知道。”我说，“所以我才问你。”

他看着我。“李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他继续说：“学校处理你，不是因为我个人对你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你违反了校规。你现在把问题往老师身上推，是在逃避责任。”

我说：“我没有逃避。”

“你有。”

“我承认我晚自习出去不对。”

“但你不承认这件事性质严重。”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

我的声音终于高了一点。我爸立刻说：“小凯！”

我停住了。蓝sir没有被我吓到。他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

“你看，”他说，“这就是问题。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只是坐了一会儿，只是牵了一下手，只是被老师抓住了而已。你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的是学校对学生最基本的管理要求。”

我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不是想哭，是气得快要失控。

校长这时开口了。“好了。”

房间立刻安静下来。校长看着我，语气比刚才低了一点。

“李凯同学，你提出自己的想法，学校可以理解。处分决定如果你和家长有异议，可以按照学校流程提出复议。但是现在，在这个场合，你用‘报复’‘作梗’这样的词来指责班主任，是不合适的。”

我站在那里，忽然明白了：我说出来了，但说出来并不意味着有用。我把那团东西从喉咙里吐出来了。它落在校长室的地毯上，很快就被他们叫作“不合适”。

校长继续说：“蓝老师作为班主任，及时发现学生违纪行为，履行的是教师管理职责。学校对于他的工作态度是认可的。当然，如果你认为在具体沟通中存在方式方法问题，后续也可以反映。但这不影响学校对你们违纪事实的认定。”

我笑了一下；不是因为好笑，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你看，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分好了类。蓝sir是否盯着我们，是方式方法问题；我和陈佳坐在草地上，是违纪事实。方式方法可以以后反映，违纪事实现在处理，让人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爸把手放到我肩膀上，用力按了一下。

“别说了。”

我看向陈佳，她也在看我，她的眼神里没有责怪，但有一种很深的害怕。我突然意识到，我再说下去，可能不会让处分变轻，只会让她更难受；于是我闭上了嘴。

校长把处分确认书推到我爸面前。我爸沉默了几秒，拿起笔。这一次，我没有再说等等。笔尖落在纸上，划出一串声音，像一件事情终于被写成了不能反悔的样子。

我爸让我自己回教室和宿舍去收拾东西，他把车停在了学校后门，我准备好了就直接去找他就好。陈佳妈妈替她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没有再让陈佳在学校里露面，她们就直接消失了。从行政楼出来，走在校园里，我突然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茫然。来到教学楼，我还在琢磨，接下来怎么办——我和小佳还能回到过去吗？我完全没有头绪。那一天阳光很亮，但是被白色的云朵遮住，整个天空没有一丝蔚蓝，只有白色的云群和反射的太阳光，同样也没有下雨。我这时好像说不清有什么感觉，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是觉得茫然，双手插袋，朝着教室走去。

这个时候，同学们都去吃午饭去了，所以整座教学楼空无一人，连清洁阿姨都没有。但当我走到靠近老师办公室的走廊交叉口，我突然听到一阵音乐声：

I'm singin' in the rain, just singin'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 singin' in the rain

我站在走廊交叉口，没有动。那音乐声很小，像是从办公室里某个音箱漏出来的。不是广播，也不是手机外放。它太轻了，轻到如果教学楼里还有人说话、拖地、搬椅子，我大概根本听不见。可那时候整座教学楼空无一人；所以那首歌显得特别清楚。

我以前听过这首歌。电影频道放老片的时候，我看过一点，有点印象；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拿着伞，在雨里跳舞，踢踏，旋转，笑得像整个世界刚刚原谅了他。

可那天没有雨。阳光被云挡住，亮得很脏，像一块被反复擦过却还是擦不干净的玻璃。

我沿着走廊往前走了几步；音乐声是从办公室里传出来的。门没有关严，留着一条缝。白色的光从里面切出来，落在走廊地上。办公室里没有别的老师。午饭时间，他们大概都去食堂了。

蓝sir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背对着门，低头整理什么东西。也许是我们的处分材料，也许是我的情况说明，也许只是某一沓跟我毫无关系的试卷。他的桌面很整齐，黑色封皮的值班本放在左手边，旁边是一支笔，一只水杯，还有那个小音箱。

音乐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没有唱，只是听，听得很安静。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胃里突然翻了一下——原来他是高兴的。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也许他只是随便放了首歌，这首歌只是刚好出现在播放列表里，我不应该把一切都往坏处想——可我做不到。

那首歌太轻快了，轻快得像是在庆祝。庆祝我被停课，我们的名字被写进处分确认书——庆祝他终于证明了什么。

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懂我们难受。情况更糟——他知道，他太知道了。正因为知道，他才知道刀应该往哪里扎。

我没有走进去，也没有敲门。我只是站在那里，听那首歌继续往下放。旋律从办公室门缝里飘出来，在空荡荡的教学楼里显得很不合时宜，像有人在停尸房里放婚礼进行曲或者在葬礼上吹生日蜡烛。

就在这时，蓝sir忽然动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把桌上的文件叠整齐。

我回到教室的时候，里面空得不像教室。桌椅还在，黑板还在，讲台上还有一截用剩的粉笔。可同学们都去吃午饭了，整个房间就像一具刚被抽走灵魂的身体。风从窗户外面吹进来，把后排一张没收好的卷子吹得轻轻翻了一下。

我的书包挂在椅背上。我走过去，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本练习册，一本英语书，半包纸巾，一支快没水的黑笔，还有一本被我塞在桌肚深处的漫画。那本漫画原本是音乐家借给我的，我翻到一半，还没来得及还。

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陈佳的座位在前面两排；她的桌面已经空了。

不是那种普通的空，而是被人收拾过的空。笔袋不见了，水杯不见了，贴在桌角那张浅蓝色便利贴也不见了。桌面上只剩下一点橡皮屑，和便利贴撕下来以后留下的一小块淡淡的胶痕。我看着那个位置，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本来以为，我和陈佳至少还能说上几句话。哪怕只是在教室门口，哪怕她妈妈在旁边，哪怕我们什么都解释不了。我以为我们总能交换一个眼神，或者互相说一句“没事”。可她就那样被带走了，像一件已经被家长从学校领回去的东西。我把书一本一本塞进书包里。动作很慢。慢到我自己都觉得可笑。好像只要我收拾得足够慢，这件事就还没有真正发生。只要我还没拉上书包拉链，我就还不是那个被停课一周、留校察看的李凯。

可书包总会收拾完。拉链被我拉上的时候，声音很响。我背起书包，走出教室。

走廊里还是没有人。整个天空像一张被水洗到褪色的纸。教学楼外面的树叶轻轻动着，像不愿意参与这件事。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想刚才听见的歌，不要想办公室里那个音箱，不要想蓝sir背对着门，安静地听那首《Singin’ in the Rain》。

可越是这样告诉自己，那旋律就越是在脑子里绕。它很轻，很亮，亮得让人烦躁。像一根细线缠在我的耳朵里，怎么扯都扯不出来。

我走到楼梯口时，忽然又听见了它。这一次不是从办公室里传来的；声音更近，也更空，像是从廊桥那边飘过来的。

我停住脚步。我们教学楼和行政楼之间有一条廊桥。平时学生很少从那里走，只有老师去行政楼开会，或者校领导过来听课时会经过。廊桥两侧是玻璃窗，地面铺着浅灰色瓷砖。晴天的时候，那里很亮；下雨的时候，雨水会顺着玻璃往下流，像整条廊桥都被关进了水里。那天没有雨，可歌声就是从那里传来。

是人声，有一点跑调。我下意识往墙边靠了靠，躲在走廊拐角后面。透过两面墙之间的缝隙，我看见蓝sir从办公室方向走出来，慢慢走上廊桥。

他像是第一次不需要拿任何东西，黑色西装，黑色衬衫，黑色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阳光透过廊桥玻璃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走到廊桥中央，停了一下，然后，他轻轻哼起了那首歌。

我站在拐角后面，看着他。起初我以为他只是路过时随口哼两句。可很快，我发现不是。他抬起一只脚，在地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又点了一下，像是在试探节奏。

接着，他转了半圈。动作很小，也不标准。甚至有点笨拙。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中化学老师，在午饭时间空无一人的廊桥上，穿着黑西装，轻轻做出一个像踢踏舞一样的动作。这场面按理说应该很好笑。

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不是普通的开心。那种开心像是从某个很深的地方冒出来，压了太久，一旦冒出来，就带着一种发臭的甜味。他向前走了几步，脚尖在瓷砖上轻轻擦过，皮鞋和地面碰出短促的声音。廊桥太空了，那声音被放大，像有人在一间废弃教室里敲打桌面。

他忽然张开双臂。我浑身一僵。那一瞬间，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电影里的画面：雨水，街灯，伞，水坑，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在雨中旋转。可现实里没有雨。只有白得发亮的天空，玻璃窗，学校行政楼，处分确认书，还有一个刚刚把我们送进留校察看的班主任。蓝sir仰起头，唱出了“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歌词。

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笑。那不是我以前见过的笑，不是老师在家长会上的客气笑，不是课堂上冷笑，也不是校长室里嘴角微微动一下的那种胜利表情——那笑像有什么东西终于从他脸上裂开了。

我躲在拐角后面，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个人。我在看一个房间；一个很黑、很潮、很多年没有打开过的房间。门缝开了一下，里面的东西伸出手来，冲着空无一人的廊桥跳舞。

他转了一圈，动作不漂亮，甚至有点滑稽。可如果他跳得像电影里那样优雅，我也许还能把它当成一种表演。可他不是。他只是一个穿着黑西装的中年男人，在没有雨的中午，站在学校廊桥上，模仿一场雨中的快乐。

我忽然明白，蓝sir不是没有快乐。他有，只是他的快乐长得太吓人。它不来自被爱，不来自被理解，不来自音乐，不来自雨，也不来自电影。它来自别人的狼狈，来自他终于证明了，两个学生所谓的秘密、所谓的透口气，原来只要他伸手一按，就会变成材料、处分和家长签字。

他又往前走了几步，轻轻吹起口哨。我忽然觉得心里——愤怒当然有；但那一刻，愤怒反而退到后面去了。更大的东西是恐惧；不是怕他再处分我，我怕突然看见了一个平时不该被人看见的蓝sir。上课时的蓝sir是老师，办公室里的蓝sir是班主任，校长室里的蓝sir是“认真负责”的教育工作者。可廊桥上的蓝sir不是。廊桥上的蓝sir像一个偷偷从套子里钻出来的东西。它在没有观众的地方唱歌，跳舞，张开双臂，露出接近癫狂的笑容。它一点也不觉得自己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可怕。它甚至觉得自己终于重新活了过来。

我后背开始发凉。蓝sir突然停下。他站在廊桥中央，侧过脸，像是听见了什么。

我立刻缩回墙后。心脏跳得很快，快到我觉得他也许能听见。

走廊里没有声音。几秒钟后，口哨声又响了起来。他没有发现我。或者说，我希望他没有发现我。

我不敢再看。我背着书包，沿着另一侧楼梯往下走。脚步很轻，轻得像在逃离一间停尸房。走到一楼时，我还能隐约听见那段旋律从上面飘下来。

我还得回宿舍收拾东西。停课一周，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至少课本、换洗衣服、牙刷、水杯，都要拿一点。其实我那时候脑子很乱，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收拾什么。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如果两手空空走出学校，好像这件事就更像被赶出去。

宿舍楼在教学楼后面。午饭时间，大部分人都不在，楼道里只有一点洗衣粉味和晒不干的衣服味。宿管老师坐在门口的小房间里看电视剧，见我背着书包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

“怎么这个点回来？”

我说：“回去拿点东西。”他也没多问，又低头看电视。

我上楼的时候，楼梯间里很安静。我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落在台阶上，听起来不像自己的。走到宿舍门口，我推开门，里面居然有人。音乐家正在床边翻东西，副班长坐在桌前吃泡面，另一个男生躺在床上玩手机。看见我进来，他们都愣了一下。

“你回来了？”音乐家先开口。

我“嗯”了一声。副班长放下叉子，看了看我背上的书包，又看了看我的脸。

“怎么说？”

我把书包放到床上。“停课一周。”

宿舍里安静了一下。音乐家骂了一句：“操。”

我继续说：“留校察看。”

这次他们都不说话了。泡面桶里的热气往上冒，闻起来很咸。副班长手里的叉子停在半空，过了几秒才放下。

“这么重？”他说。

我点点头。音乐家坐到床边，脸色有点难看。

“至于吗？你们不就出去坐了一会儿？”

“他们说性质严重。”

“谁说的？”

我没有回答。其实答案大家都知道；音乐家也没再问，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他平时话很多，嘴也贱，什么事都能被他转成段子。可那一刻，他好像突然找不到合适的脏话。

副班长说：“陈佳呢？”

我把桌肚里的书一本一本拿出来。“她妈直接把她带走了。没回教室。”

音乐家抬起头。“那她东西呢？”

“她妈收拾了。”

这句话说完，宿舍里又安静下来。我打开柜子，拿了两件衣服塞进袋子里，又把牙刷、毛巾、充电器一起扔进去。动作很乱。牙刷盒掉到地上，我弯腰去捡，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有点抖。

音乐家看见了，但他没说。过了一会儿，他问：“你爸骂你没？”

“还没。”

“那就是憋大招。”

我苦笑了一下。

副班长低声说：“回去别跟家里硬顶。先把这一个星期过了。留校察看后面如果能撤，就别再惹事了。”

他说得很理性；理性到让我更烦。我知道他是好意。他这个人一直这样，遇到什么事都会先想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我那时候不想听“损失最低”。我想听有人说这件事不对，想听有人说蓝sir有病，想听有人说这不是我的错。

可我也知道，说了没用，最后还是要收拾东西，还是要回家，还是要停课，还是要等一周以后回来写检查。

音乐家突然说：“你等着。晚上我帮你把《进击的巨人》要回来。”

我愣了一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

“废话。”他说，“你被停课了，漫画不能也跟着被停。”

我看了他一眼，终于真的笑了一下。很短，但是真的。

我把东西塞进袋子，拉上拉链。临走前，音乐家摸出一瓶没开的佳得乐，扔给我。

“拿着。”

我接住。

“干嘛？”

“路上喝。”他说，“蓝色的，去去晦气。”

副班长说：“蓝色去晦气？你确定？”

音乐家愣了一下，然后骂道：“操，那你别喝了，晦气颜色。”

我把那瓶佳得乐塞进书包侧袋。“谢了。”

音乐家摆摆手。“回去睡一会。别想太多。”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一点也不像他平时。我背起书包，提着袋子走到门口。临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宿舍。床铺、铁架子、乱放的拖鞋、桌上的泡面桶、床底下露出一截的吉他包。它们都还在那里，好像我只是普通地回家一趟，过几天还会回来。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我下楼。午后的光照在水泥地上，白得刺眼。远处食堂方向传来学生说话的声音。有人笑，有人喊谁的名字，有校工骑着自行车从路边过去，车铃响了一声。

我刚走出宿舍楼，就迎面撞见了蓝sir。他从对面走过来。黑色西装，黑色衬衫，黑色领带。手里拿着那本黑色封皮的值班本。和刚才廊桥上不同，他又恢复成平时的样子：步子不快不慢，脸上没有表情，像刚才那个在廊桥上张开双臂唱歌的人根本不存在。可他在吹口哨，还是那首《Singin’ in the Rain》。

那旋律从他嘴里轻轻飘出来，混着午后的阳光和宿舍楼门口的尘土，听起来荒唐得像一个恶劣的玩笑。

我停住了。他也看见了我——我们之间隔着几步路。

我手里提着袋子，背上背着书包，像一个被学校临时清出去的人。他手里拿着值班本，像一个刚刚结束工作、心情不错的老师。

那一瞬间，我心里突然冒出一股无名火。我看着他，声音很低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折磨别人让你很有成就感？”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连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但蓝sir听见了；他什么也没说，从我旁边走过去。口哨声停了一秒，然后又响了起来。我站在原地，手指攥紧了袋子的提手。我突然觉得，比起他骂我、警告我、甚至再给我加一条处分，他这样什么都不说更可怕。他好像根本不需要回答；他已经回答了。我站了几秒，才继续往后门走。手里的袋子很重，书包也很重。可我突然意识到，蓝sir刚才没有否认。

（续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