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特別分析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模式。面對西方制裁，俄羅斯將能源出口轉向中國，而中國則利用俄羅斯的天然氣滿足自身需求。這種合作不僅局限於經濟層面，還涉及數位監控技術與政治影響力的協作。兩國在聯合軍演和國際組織中的協作也進一步顯示，它們正試圖透過改寫國際規則，削弱民主國家的主導地位。

她未能明白，俄羅斯的企業都不是民間公司，而是俄羅斯的國家代理人，在無數商業和政治交易中都代表克里姆林宮的利益。她未能了解，和那些不時接受中共補貼或指示的中國企業進行貿易，可能十分危險；她也不清楚，從稀有礦產到醫療用品等各種物資都仰賴這些企業，又存在怎樣的風險。

我們必然會遭遇巨大阻力：如果拆解這整套運作系統很簡單，那它早就被拆解了。要釐清洗錢機制很難，要監管防範更難。匿名交易只需短短幾秒鐘，就能在不同國家、不同銀行帳戶之間完成，但任何人若想追蹤這些資金，釐清其中的交易細節，可能需耗時數年。

大饑荒發生後不久，該地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兩年內即有五萬四千人死亡。這份報告列舉了該市（而非整個地區）發生的約五十個案例，按照計劃經濟者的偏好，所有恐怖的情節都濃縮為事實和數字的簡單羅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強制性、擴張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軍事力強大、殘酷壓迫、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國家。根據美國退役海軍上校詹姆斯．法內爾的說法：「當擴張主義的極權政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挑戰和限制時，世界已經看到了其可能的下場。在這種霸權的世界中，人民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是國家的附屬財產，而民主、不可剝奪的權利…

一九五四年，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占總收成的比例，政府徵收的食糧都比以前要多，因此許多農村地區出現了饑荒，而水災更令情況雪上加霜。一九五四年秋，農民們又開始毀壞工具、砍伐樹木、屠宰牲口。有些人甚至公開造反，造成村民與軍隊之間的激烈衝突。

和國民黨政權不同，新政權通常因很輕的罪名就判處犯人很長的刑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蘇文成因為盜墓在北京被判處十五年徒刑，還有人因為偷了一條褲子或一輛自行車而被處以五到十年徒刑。除了這些普通的刑事犯，政治犯的人數也在增加，刑期通常都是十年以上。「反革命罪」很普遍，而且內容包羅萬象，包括收聽敵臺、工作偷懶、曾經為…

解放後不到一年，就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將殺人的指標設定為千分之一，但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數是這一指標的兩到三倍，而且殺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甚至有年僅六歲的小學生也被當作間諜死於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