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中国，曾经短暂地出现过一种颇为罕见的政治气候。中共公开邀请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人们被鼓励“鸣”“放”，被告知可以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甚至可以讨论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 然而，几个月后，空气骤然变冷。那些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