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权专制“独尊儒术”从何时起 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自秦始皇前221统一中国始，到1912年清王朝退位止，共持续了2133年。秦采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且用法家思想治国，二世而亡，只持续了15年。汉朝建立后，因民生凋蔽，初期主要奉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以恢复元气。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原创思想的爆发期，出现了多种思想学说。所谓“百家争鸣”。百家是夸大其词，也就十几家吧！这些思想学说均致力于建立人世间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对自然和宗教缺乏兴趣。而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则是以“君权至上”为前提和围绕“君权至上”而展开的。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的分封制逐步瓦解，最终由秦统一天下，建立起郡县制。这是中国“君权至上”的政治规则在技术及经济发展后的必然结果。周天子搞分封制是迫不得已，受技术和经济水平的约束，缺乏相应的控制手段和支撑皇权及官僚体系的财政能力。经济产出总量决定了财政能力的上限。

“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多年了，但人们对其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就“辛亥革命”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有分歧。在我看来，这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有着多重目标，有些目标成功了，而有些目标则失败了。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个目标成功了。

端午节历史悠久，承载的内容太多。古往今来，随着时势的转移和需要，不断吐纳新、与时俱进。上世纪70–80年代，过端午还时兴家门挂艾草，现在就很少见了。等中国城镇化完成，都住进楼房了，可能这个习俗就会完全消失。早先，吴越一带端午节还曾纪念伍子胥。

Apple TV新近上线了8集历史剧《富兰克林》（Franklin），主要展现富兰克林出使法国的光辉岁月。不怎么好看，过多呈现富兰克林与法国贵族圏间的交往，靠幽默俏皮的对话来撑起剧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美国独立时期的著名人物，为美国独立立下了…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仅将“五四”命名为青年的节日局限了。当然，官方对“五四”的历史定位还是非常高的，称之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并用之来划分历史时期，“五四”之前是近代史，“五四”之后是现代史。

自严复译编的《天演论》于1898年刊行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广泛深远绵长。面世之初，即收获广泛强烈的反响。继尔，又成为递进兴起的各种思潮的引导，形成路径依赖，成为中国近现代各种思潮的源头。后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马列主义皆可追溯到严复所引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法国是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相信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和推动人类进步。其中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比较为中国人所熟知。但早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就产生了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拉波埃西。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自1921年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时间，于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至今已统治中国72年。回顾历史，有时未免感到非常惊奇。中国共产党何至于从一个弱小的政治团体而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几经挫折，但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中国的政权；...

当一个国家处于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冲突时，它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必然会出现重大的调整以消除内部矛盾和应对外部压力，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调整期或长或短，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复杂度及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一个长达100多年的调整期。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不同的文明不具有普遍意义，五阶段论最多只适合于西欧文明。马克思本人是意识到它的五阶段论的局限性的，所以称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一个特殊形态，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无论如何，“辛亥革命”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按照官方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不管我们对“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模式有着何种不同的认识，都不能否认“辛亥革命”事实上终结了这一政治制度。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精英与大众的分别。无论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都可以被归约到精英与大众之别。精英是那些在社会中起推动、引领、组织和管理作用的群体，而大众则是那些响应、跟随和提供基本支持的群体。精英总是少数，大众总是多数，这是由组织原理所决定的。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其发端于1861年初恭亲王奕欣上奏的《统筹全局折》，而于1894年9月北洋水师败于中日甲午海战而宣告破产，历经30余年。后代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几经反复，褒贬杂陈。

自传统社会解体的百多余年来，在外部世界的观照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几经颠覆，知识更新持续不断，这使得中国社会的父权呈现出持续衰落的趋势。在中国大多数的传统价值和对世界的认知遭到不断否定，同时又严重缺乏自主创新，不得不从外部世界吸取价值与知识的情形下，父权的持续衰落是一个必然现象。

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相比较，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宗教意识非常的淡薄。我猜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体差异较大，因而在远古时期，众人会比较容易服从某个能力超凡的个体，像黄帝、尧、舜、禹等，从而发展出以“圣人”崇拜为主的文化传统。

我曾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面临内外压力下的第一次规模以上的挣扎。目前中国还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挣扎的压力。”考虑到中国近现代的实质“是中国‘君权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并借助于外来躯壳的继续展开与升级”，我们可以将“太平天国”视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次尝试。

如果我们欲将中国统治权力的交接模式作个一以贯之的解释的话，那么可以将之归结为“私相授受”。权力的拥有者在死时或不得不退位时总是将权力交给他信任的人。千百年来，皆是如此。尽管其形式会随着组织规模扩大、信息沟通手段的进步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而有所变化，但其实质均是“私相授受”。

儒家经典中充斥着大量宣扬孝的训诫。《论语》中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孝经》中说，“孝莫大于严（敬重）父”；《弟子规》中说，“父母责，须顺承”。儒家的“孝”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亲，这形成了父亲支配子女，子女服从父亲的家长制，父亲是一家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