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邱吉爾與張伯倫，看台灣憲政的「例外狀態」

【社論】

協作：Gemini 3 pro

在政治光譜的兩端，死敵是否可能成為盟友？歷史給了我們一個肯定的答案，但當我們把目光轉回當下的台灣政壇，答案卻顯得蒼白而令人絕望。

回望1940年的英國，納粹德國的陰影籠罩歐洲。當時的首相張伯倫與其繼任者邱吉爾理論上應是水火不容的宿敵。張伯倫是「綏靖政策」的代名詞，深信能與希特勒達成和平；而邱吉爾則是著名的主戰派，長年抨擊張伯倫的軟弱。然而，當挪威辯論失敗、張伯倫被迫辭職後，歷史並未見證一場政治清算。相反地，張伯倫接受了邱吉爾的邀請，留在戰時內閣擔任樞密院議長，負責繁重的國內行政事務，讓邱吉爾能專注於戰爭戰略。

史料證明，這對政敵展現了驚人的合作高度。張伯倫在信中稱邱吉爾「忠誠無可指責」，邱吉爾則視張伯倫為「不可或缺的夥伴」。在「大不列顛的存亡」這一最高利益面前，政見的歧異與個人的恩怨都被擱置。他們首先是為國服務的政治家，其次才是政黨的領袖。

將鏡頭拉回2025年的台灣，我們看到的是一場正在將國家推向憲政懸崖的「總體戰」。

當前的台灣政局，正陷入卡爾·施密特所言的「例外狀態」。行政院與立法院如同兩列對撞的火車，藍白陣營指控行政院不執行法律是「違憲獨裁」，綠營則反擊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本身就是「違憲擴權」。雙方都自詡為「憲法的守護者」，並指責對方是「破壞者」。而本應作為最終仲裁者的憲法法庭，卻因人事同意權的僵局而陷入癱瘓，宛如球賽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刻，裁判卻被鎖在了場外。

在這種缺乏仲裁者的情況下，賴清德政府試圖透過「不副署」或消極抵抗來證明自己擁有施密特筆下的「主權決斷力」。行政院主張「惡法非法」，援引憲法第37條及過往慣例，試圖在憲法法庭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憲政自救」。然而，這種邏輯隱含著巨大的風險：賦予行政權在覆議失敗後仍能拒絕執行法律的權力，無異於將猛獸放出籠子。今日民進黨若成功以「不副署」架空國會，這把雙面刃在未來政黨輪替時，將成為在野黨無法制衡新政府的噩夢。

反觀在野陣營，雖然高舉監督大旗，但其手段亦充滿爭議。從要求行政院執行可能違憲的法律，到試圖修法提高憲法法庭門檻，這些舉動被批評為要求行政院「憲政自殺」。雖然癱瘓憲法法庭的責任朝野皆有，但「主動修法提高門檻」與「被動拒絕協商」之間，在憲政惡意的程度上或許仍有細微的差別。藍白陣營似乎寧可讓憲政機制停擺，也要在政治博弈中取得上風，甚至不惜祭出倒閣或更激進的手段，賭的是誰的支持者記憶力更好、行動力更強。

現在的台灣，已經沒有人像張伯倫與邱吉爾那樣，思考「如何共同服務這個國家」。論著「惡法亦法」還是「公民不服從」，但現況是「比人頭」。這場僵局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法律對錯問題，而是演變成一場赤裸裸的意志比拼。

行政院濫用憲法解釋空間進行抵抗，立法院則以立法權極限施壓，雙方都在試探憲政體制的底線。這場惡鬥的代價，絕不僅是藍、綠、白三黨的信譽掃地，更是台灣歷經數十年建立的憲政體制與運作慣例的全面崩毀。

張伯倫之所以能與邱吉爾合作，是因為他們承認對方的存在是為了同一個國家。而今日台灣的朝野，似乎只將對方視為必須徹底消滅的寇讎。當憲法法庭停擺、法律失去尊嚴、慣例被棄如敝屣，無論這場鬥爭最後誰贏了，輸掉的都是台灣的民主法治。我們急需的不是另一場泥巴戰的勝利，而是一次「邱吉爾與張伯倫式」的握手，讓政治回歸服務國家的本質，而非毀滅對手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