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酒鬼蔷薇圣斗事件”联想到各种泄愤杀伤行为（写于2013年9月11日）

按：这篇文章本来只是一篇网络信息读后感，原题就是「从日本“酒鬼蔷薇圣斗事件”联想到各种泄愤杀伤行为」，发在我qq空间上；当时写后觉得可以作大幅删节再公开（主要是删除了所有我对童年-少年时代的变态心理行为倾向的细致回顾和反思），于是作了一个简本，重新命题为「小资精英与底层复仇者：漫谈两种泄愤杀人者的行为心理差异」，并在文末作了一个括号，内写上“本文足本发表于本人QQ空间，以上是简本”。当年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兴起而活跃、左翼尝试积极投入斗争的年代，我当时作为左翼青年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顾虑自己即使是少年时代的不良倾向可能带来不好的公共影响，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如今我早已淡出现实政治、只是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也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连标题一起完全转自我2013年9月11日发在qq空间的原初版本，但加上了“简本”第一段内含的“友情提示”（是的，即使删节成了简本，仍然有这样的友情提示）。
如今我是想把我写的所有直到如今看来多少还有些价值的文字上传到这里（即我的Matters主页），无论是内含的公共谈论的价值还是关于我个人思想历史的价值，这篇文字无疑是符合的，而且今天我再看，仍然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毫无顾忌地把个人历史与社会内容都联系起来谈论了（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类看起来东拉西扯的“漫谈”，我写过不少各种“漫谈”）。
此文按理说就应该署名为“幻火秋林”，因为虽然发在qq空间的日志是没有署名的，但我qq被封杀前最后一直都叫做幻火秋林，此文的“简本”的署名才是“秋火”。这很显然是有不同分工和含义的：秋火代表了我有鲜明政治属性的角色定位，故以此笔名发出的文章都经过了精心调整，避免太个人化的信息，实际上在我2019年底宣告淡出政治后，很少再用这个笔名了，只是我丝毫不想避讳，所以会注明我现在网名“幻琴”与秋火的关联（我近几年的心态是完全开放拥抱、认同、共存我的所有历史与身份，多种角色身份和而不同友好共处）；“幻火秋林”是我qq空间的非常个人化的网名（类似的，我的微信等账号网名也是个人化的，“幻琴”既完全个人化也完全包容多种身份、是一种更理想的大我寄意，有点扯远了呵呵~）。
（2025年6月1日凌晨3点上传）

友情提示：十八岁以下读者，或不宜读完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或请谨慎查看文中链接的词条，因为作者会引用、谈论一些极为变态的情节。

小资精英与底层复仇者：漫谈两种泄愤杀人者的行为心理差异

幻火秋林 2013年9月11日

今天搜索“卖萌”的百科，又看到网络词语列表，点了一个“厨房”，就看到了这个词条“酒鬼蔷薇圣斗事件”，我还以为跟动画片圣斗士有关，却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变态精英少年杀人案（14岁的少年A，笔名“酒鬼蔷薇圣斗”）。

事件不多说了，有兴趣自己搜来看。我只讲几点感想。

我的核心看法是：这类事的源头都在于阶级社会的高度压抑（例如学校-家庭连结成的教育制度压迫和残酷竞争——这是资本市场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以及资本压迫、国家压迫等），但是同时很重要的还要看受压抑的人是什么样的社会属性和具体社会背景，因为就具体个案来说，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一般来说，出身精英阶层、离群索居（因此孤傲且容易反常）的小资精英在这种压抑之下，最可能成为变态，或变态中最“出类拔萃”的变态，他们会精心策划虐杀计划、纯粹技术性而没有社会特定性地选择对象。虽然词条中没有讲少年A是什么背景出身，但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小资精英，他父母说不定是个成功人士。（我进一步搜索发现1997年在日本以此题材写作《少年A》的佐川一政也是一个“食人魔”，他还不只是小资，更是大资产阶级富二代，出身和教育都是精英阶层的）

如果受压抑的人是底层出身，区别在于：在要报复歧视、打压的时候，他们多数会把矛头对准特定的人——歧视和打压他们的人，例如马加爵、王斌余、胡文海、杨佳都是这样。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泄愤式地乱砍乱杀，对象是随意选择的，但是这也不会像小资那样极度变态地精心策划、而是明显泄愤式地短时间迅速杀伤或打砸破坏，个人的这种泄愤，例如：今年福建厦门的陈水总公交车爆炸案、发生在首都机场的冀中星自爆案以及2008年日本汽车工业劳务派遣工人加藤智大造成的“秋叶原杀人事件”（一小时之内放倒7人、伤10人），还有最近刚刚宣判死刑的去年12月汕头工厂特大纵火案造成14死2伤的贫困工人刘双云，更多还有打砸、破坏器物也出现在很多各种底层暴动中，例如2011年6月广州新塘增城、潮州古巷的两场外来工暴动和2012年中山沙溪暴动、以及近几年巴黎亚非裔移民、伦敦贫民的骚动。

罗列这么多事件就是要说明：在受压抑时各人都可能有某些相同的心理学反应，但是这些心理反应在演化为行为乃至社会行为时却受到各自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某些言行演变的节点开始分出歧路来、演化为不同样式的社会行为。

更具体地说，我在看“酒鬼蔷薇圣斗事件”词条时有点吃惊地看到这样的介绍：「在12岁的时候，他（指变态杀人者少年A）开始对小动物进行非常残忍的虐待。例如：在街上将青蛙排成一列后用自行车把它们辗死、切断猫的四肢、将鸽子斩首等。」——我想，这样的“游戏”恐怕很多少年儿童、年轻人都“玩”过，但绝大多数可能只是觉得很好玩，进一步来说可能是那种比较刺激的“好玩”。我小时候有过两次行为程度小得多的、但心理可能有些相似的类似“游戏”，不过我只是杀虫子。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可能并不亚于那个少年A的变态心理，而且有很精密的心理逻辑，说来也挺有趣的。

其中最“恶毒”的一次是小学五、六年级（大概也是12岁左右）时，一天中午放学路上，在一条很少有人经过的小路（我很喜欢走那条路）的草丛边我偶然抓住一只很大的蚂蚱，玩着玩着就把它肚子弄破了，我突然心血来潮，顺便就把它的肠子扯出来，没想到竟然很长，我记得有半米以上的长度，当时我越扯出来就越有一种刺激而变态的快感（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很变态），这部分因为我把它肠子扯出来后，它居然还在动，这让我既有点怕，又更兴奋，我更把蚂蚱肠子放在小路边的长长的石头护栏上让盛夏的阳光曝晒（小路两边都是小溪、草丛或者池塘，所以有护栏），于是我又钻到草丛里抓蚂蚱，然后就直接弄出它的肠子，就扯啊扯啊扯，接着前一只蚂蚱的肠子放在护栏上，那天我大概用了三、四只蚂蚱的肠子，连成了长达两、三米的“血腥肠线”（当然，蚂蚱是没有红血的，但长达两、三米的深色肠子，看着既恶心又残忍）。我虽然杀的是低级生物小虫子，但这个行为在人们看来也许也够变态了。

其实当时我可以说是心跳很快的，当时我就感觉自己“杀红了眼”甚至“正在大屠杀”，而且当时我还感到非常良心不安（同时又更为兴奋）。其实，小时候我的性格是极其善良柔和的，另外我从小就有极尽隐忍的一面，所以很早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些异常的发泄方式，但总体上大多数时候我保持着温和柔软的性格（而且我极少向外施加某种侵害，总是太多的自我压抑和自我欺骗，还总是有点自虐心理）。尤其在小时候，说来真是与众不同，我很小时候就相信世界上有神，神会看到我们一切所做所想，并且会审视我们、惩罚或保佑我们；这个神就在大自然中，它是人的神，也是自然的神。那时我一边虐杀蚂蚱，一边就觉得好像被“神”严厉地注视着一样，但我并不对“神”说什么，只是在事后我一直暗想：我是难逃一次惩罚的了，还是默默等待应得的惩罚吧。但我不记得是否挨过什么“惩罚”了。

另外我还有一次更歇斯底里的杀虫子游戏，是长时间地、精心地用手指在地上逐个逐个地抹死蚂蚁。自认为变态残忍之处在于：专门蹲在我家门前的树底下蚂蚁窝附近，每天长达几个小时，持续长达三四天，精心统计灭杀次数，大致记得总共灭蚁两三百只；我并不是一直在杀，而是玩各种小游戏，例如有时候我精心考虑哪种方式最有利于给蚂蚁群体造成集体恐惧效应，有时候我专门把蚂蚁尸体集结起来堆在蚂蚁窝周围，或聚集蚁尸成一堆放在蚂蚁窝出口处。那时我只有11岁（记忆中是比扯蚂蚱肠子的行为要小一个年级）。当时我是把这种灭蚁行为与日军侵华大屠杀联想在一起的，因为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说，有日军司令比赛看谁杀了多少个中国人、还统计出数字来炫耀，这个情节让当时的我非常惊讶也非常难过——总之过去中国遭受的那些侵略被杀戮的历史，确实曾经让我很不愿面对，这个情节又给我特别阴暗反常的印象。可以很明确地说，我那次大规模“屠杀蚂蚁”是自以为“模仿”那段历史情节进行的，当然我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以牙还牙的复仇者，但奇怪的是，老实说，我应该在最初时候并没有把那些蚂蚁假想为日本人或任何人，更多心理大概只是单纯地觉得这种逐个杀死虫子、在虫子社会（自以为）制造恐怖气氛、精心统计灭杀数字的行为非常刺激，既有点恐惧、又更加兴奋。

因为小时候太孤独，我很少见过其他小孩有类似的灭杀低级生物的游戏，但我想这样的游戏应该很多。因为大概在14岁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事，是在学校组织郊游时，在公园的湖心小岛上，一群男生抓到了好些四脚蛇（大概有十几厘米长，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吧），他们有的人试过给四脚蛇截肢，有的人试着把它使劲塞进小小的药瓶里憋死它，还有给四脚蛇嘴里塞各种各样的垃圾、把它撑得鼓鼓的，可能还有其他残忍做法我都没忍心看下去了，我只是去看热闹，看到一半时我不住地劝他们别那样玩了，当然很多人最后玩腻了就把它们放走了。让我有些惊讶的是，这些13、14岁的男生不但毫无厌恶感，而且个个都很兴奋，做法变本加厉时更兴奋，当然可能有一点拿四脚蛇来吓同年级女生的炫耀得意因素（兼显示自己男子气概）在起作用，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比我残忍多了，甚至我觉得他们那时都有些可怕（也许很多女生也是这么觉得的）。那时以后我一直认为，也许相当多小孩子都是那样的（我很长时间都相信“人之初，性本无”），他们在很多细节问题上并没有善恶是非的判断，没有那么多道德上的自我审查，所以会迷恋于一些活动的单纯快感、把它们当成游戏。

现在回想这些，我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了。人的价值观形成其实是更早，而不是18或16岁以后，价值观是伴随社会行为的，即使是14岁、甚至11岁、甚至6岁的小孩都已经有某种价值观，只是自觉成熟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人很小就会有自我审查的道德观念——虽然名义不同，例如我，小时候长达数年以自我设想的“神”的名义、后来又以家族或社会道德的名义，再后来以“共产主义”或“革命”的名义，从“我与自身的关系”来看其实都是一种类似道德的自我审查心理。但有的人就很少会这样自我审查，或者完全没有，乃至从小到大、到老都没有。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有某种道德观念和可以大致判断方向的言行逻辑，任何一个年龄段或社会属性的人的道德或言行逻辑，都大体上有某种社会性（必然性）的烙印。当然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发生很多改变，肯定不能拿小时候的行为直接简单地证明长大后的人品。

回到泄愤杀人案这个话题上，其实我们可以回忆各自年少时的某些变态做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变态心理及行为，当然往往只是自己所有言行里的少数、或极少数特殊表现），这些做法都可以追溯到类似的某种社会压抑的根源，但是这些做法之所以有的没有发展为自己的经常行为甚至进一步扩大到针对人，有的却发展为泄愤杀伤行为，而这些杀伤行为又有着动机、对象选择、操作方式等层面的重大差异，这些就与各人的社会属性、内在矛盾和具体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了。

最后我再说一下这两种泄愤杀人——变态小资精英的泄愤杀伤与底层报复压迫者的泄愤杀伤——在社会心理学角度的本质区别，供有心人思考、讨论。 

1）变态小资精英的杀伤行为没有丝毫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心，只有纯技术行为带来的恐惧与快感，他们出身优越的精英社会，这些人渣败类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苦难和悲悯。

底层复仇者本身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受苦受难，而且往往是被逼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本身就受许多平凡劳动大众的悲悯（姑且先不论其行为如何），实际上他们也怀着悲悯自己的潜意识进行杀伤（从理智上说“自己同情自己”的人不多，但在自我的潜意识上人人都有可能）。他们在做出行为时也会有恐惧和快感，但区别就在于现实苦难与悲悯意识的有无。
（这个区别往往影响到直接动机，也较多地影响到对象的选择）

2）变态小资精英的杀伤动机往往带有自负清高、高高在上的精英孤傲心理，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精心设计“游戏”过程中。

而底层复仇者往往相反：带着一种被蔑视被践踏的底层的卑微者捍卫自己最后底线的心理。从技术形式和心理上看，被压迫群众中的一些复仇者也会精心设计杀伤计划（例如杨佳、钱明奇），他们甚至还会带一点为民除害的英雄主义想法（再例如胡文海），但他们并不是自负孤傲、而是被践踏得实在走投无路才选择了决绝的杀伤。他们不是自负孤傲，还体现在有很多平凡的普罗大众会为他们的社会动机和社会行为喝彩。
虽然变态小资精英的行为也会得到一些社会群体的喝彩，例如1997年日本的那个14岁少年A“酒鬼蔷薇圣斗”据说面目俊美、且精心设计杀人过程，令许多另类年轻人极为崇拜、建匿名网站讴歌赞美他，但他们这些群体赞赏更多朝向杀人者的个性和纯技术过程，而且这些人明显是小众化的，不可能是劳动大众的主流。

3）变态小资精英往往通过杀伤获得任意摆布他人的特权之欲望的满足，有时会通过精致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比如少年A在杀死一少年后“曾向遗体射精及在遗体的面部割开伤口以饮其血”，剖析这一变态行为，背后就是一种对他人身体任意处置的支配欲望的极端化实现。而且少年A以寄信给神户新闻社的方式，高调地宣称：“减轻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我把我的生命当作赌注押在这游戏上”。他的信的最后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再念错我的名字，或让我愤怒，我将会在一个星期内杀掉三颗野菜（即指他要任意杀戮他人）”——透过变态残忍的表面现象，这个话体现着不可一世的权力支配感，好像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握那样。日本历史上的另一个更著名的变态杀人狂宫崎勤则是把权力欲和自负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其变态行为包括“先后绑架、伤害及杀害四名年纪介乎4—7岁的女童，然后拍摄裸照猥亵、J尸、吃尸、饮血，几个月后被害女童的家属都收到一只纸箱，里面放著被害女童的骨灰，犯案过程拍成录像带作为他个人的收藏品”，如此变态的人，其父亲是印刷厂的资本家，果然又是精英家庭出身。

但底层复仇者又正好相反： 他们只是想通过杀伤行为，掀翻对自己真实生活和心理上的双重压迫，他们既不像精英们那样清高自负，也不是为了更多任意摆布他人的特权，而只是首先要翻身、站起来。

4）变态小资精英在杀了人后，往往是想继续活下去，有些还想继续杀、活出他们的“精彩人生”来，即不断地变态杀伤。他们的确很多人厌世，以杀伤行为泄愤，但他们往往还是想活下去的，很多变态小资精英虽然极为随意地用非常残忍的方式虐杀他人，自己却怕死怕得要命，例如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富二代药家鑫就是一个极端怕死的典型。

在生死问题上，众多底层复仇者的泄愤杀伤行为都有惊人的心理共同点——恰好与变态精英相反：他们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生都感到彻底绝望，他们在杀伤之前往往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甚至在杀伤行为发生之后在法庭上只求一死！2009年捅死台商的工伤工人刘汉黄在法庭还在审判时，就当庭下跪求死，这一幕震惊了很多人。更有钱明奇自杀性爆炸惊天地、泣鬼神的个人反抗壮举。像胡文海、杨佳、崔英杰、邓玉娇、刘汉黄之类的人，他们和她们在举起刀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不是因为自负孤傲或想支配更多大权，只是因为被践踏到最底下的卑微者要赶走那些极大的压迫，甚至有很多这类复仇者已经绝望到想要与压迫者同归于尽了！
对于复仇无产者的求死，有很多人不理解，连一些帮助工农抗争的左翼都不理解，认为这是投降，但他们却不懂得绝望下的求死，其实更是一种决绝的气概，他不对这个社会有任何幻想，虽然这里有消极的意义（即毫无希望），但比那些对现存社会秩序抱希望的小资和游民左翼们要清醒得多了。为什么很多小资精英杀了人之后却极端怕自己死？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眷恋这个带给他物质和权力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很多小资和游民左翼其实也很怕死，不但怕死，而且连要承担一点点风险都怕得要死，让他们口头高喊革命，可以喊得地动山摇，让他们参与只是小小的一点抗争或只是被GA找了一次谈话，却好比要他的命一样。

拉拉杂杂写了那么多，其实我开始只是想从本质上区分不同的泄愤杀伤行为，包括一些细微萌芽阶段的灭杀行为及心理（比如捏死小虫子）与其他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联系、异同，或许可以激发读者（或以后的我）的更多思考。我的思想跳跃性比较大，尤其是这种海阔天空的漫谈，不知道我的目的达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