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倫特談網絡暴力的倫理崩壞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其《人的境況》一書中，將「行動」（action）視為人的最高存在形式。對她而言，人的尊嚴不在於生產或維持生命（labor），而在於在公共領域中透過言說與行動彼此回應、承擔責任、共構世界。這一公共性觀念，蘊含了她對自由、倫理與政治的高度信任，唯有在開放的、多元的公共空間中，人才能真正成為「人」。這一理想在廿一世紀應該最容易實現，因為互聯網發展極為迅速，互聯網的世界儼然成了現實的平行世界，社交平台如過江之鯽，對於主張言論自由的人來說，這應該是一個理想的天堂，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公共領域，讓人們可以暢所欲言，符合去中心化的思想潮流，但現實上我們所看到的，卻像打開了潘多拉的寶盒，釋放出來的不是言論自由的好處，而是被扭曲的壞處得到無限的放大。

阿倫特的這一理想，在當代社會的網絡空間中，似乎已成為了一個幻象，甚至一個危險的誤導，現代網絡看似擴大了公共討論的空間，實則使個體退化為匿名的暴力輸出者，言說不是承擔，是發洩，而行動更不是倫理的選擇，只是群體潛意識的操演，判斷也不來自成熟的思考，是基於情緒的驅動與立場的劃分，阿倫特所寄望於公共領域的自由與責任，在這樣的情境下，不僅無法實現，反而反轉為極權倫理的演算法翻版。

阿倫特承襲希臘城邦的理念，將政治等同於出現在他人面前，說話與行動、彼此影響與互為主體。但她低估了一件事，倫理不是因為「在場」就會產生，甚至不是因為「言說」就能實現，真實卻殘酷的事實是，在當代的數位公共空間中，每個人都可以說話，都可以「表態」，但這並未導致真正的責任關係，而是一種廉價化的正義感與泛濫的懲罰慾望。網絡審判、取消文化、集體攻擊成為一種新的倫理表演。這種「公共性」反而製造出新的倫理虛空，每一個人都站在正義之地，卻沒有人為自己的言行承擔現實後果，每一個人都在發聲，但沒有一個聲音是真正面向他者的。阿倫特寄望於「多元性」激發判斷的可能，但在網絡同溫層與演算法驅動下，「多元」早已轉變為「分裂」。

除了個體言說的責任問題外，網絡空間也成為獨裁政權的維穩實施場所。傅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是透過話語、規訓與角色塑造來完成控制的，但當代極權政府的高明之處不在於壓迫，而在於讓人自願地、習慣地扮演規訓的轉譯者，網絡空間就是這樣一個場所，它讓每個人都成為「維穩機器」的一部份，卻無需意識到自己正參與暴力，當代的極權不再需要建立蓋世太保，它只需讓人民在網絡上自動表態，勇於表態，將沉默變成一種罪，將不表態的公眾人物標籤，進行集體攻擊或「取消」，同時將異見標記為「有害資訊」，公眾言論就會成為傳聲筒，這就是現代極權的語言程式。諷刺的是這與阿倫特對極權的定義形成呼應，極權非僅壓制自由，而是徹底消除判斷與倫理關係，使人淪為「機器裡的螺絲」，只是今日的螺絲，外表更自由，技術更先進，語言更民主，卻依然被奪去了責任的能力。

今日的「平庸之惡」不再如艾希曼那般機械執行命令，而是一種主動的無知與無感，他們知道自己參與了毀滅、攻擊與壓制，但「那與我無關」，或者「我只是轉述」，這不是逃避，而是「沒有回應他者召喚的能力」，這比「不思考」更可怕，是倫理感官的癱瘓。列維納斯告訴我們，倫理始於他者的臨在，「臉」的出現喚起責任，但在網絡的語境中，人們只對符號與立場作出反應，而非對活生生的他者，臉消失了，召喚失效了，剩下的是一種對語言與暴力無感的執行狀態，更甚的是，他們就算意識到是加害者也會執行任務，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並不具真實意義。

阿倫特的理想無疑高尚，她相信公共言說能產生倫理感，也相信判斷力能保護人免於墮落，但當倫理已無意義、責任已無對象、行動已無主體，那麼所有的自由話語，都可能淪為權力操控的工具。這不是否定公共性，而是呼喚更深刻的倫理自覺。這是一種不僅來自思考，更來自痛感與羞愧能力的倫理，一種能夠在匿名的遮蔽中，仍記得「我對他人有所關連」的意識。只有在他者真正臨在時，行動才會成為倫理，只有在無責任的遮蔽被拆穿時，公共性才會成為自由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