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了一座城，为什么保不住一家厂？——晚清状元张謇的南通实验

蜀山西行者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海门人。1894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后把主要精力转向实业，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并兴办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民国初年，他还曾出任农商总长，试图将实业兴国的主张付诸政务。

开篇  一份仍要付钱的清单

1925年，张謇已经七十二岁。

他在南通办过纱厂，也办过学校、医院、博物苑、气象台。那些事业各有自己的房屋、教师、职员与日常开销。可是到了这一年，支撑它们的大生企业已经深陷债务，债权人相继介入经营。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张謇向大生纱厂股东会递出一份建议书。他不是向股东讲述自己中了状元的荣耀，也不是重述实业救国的宏愿，而是列出一张一年要花多少钱的单子。

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学校、女子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合计五万八千四百四十元；医院、残废院、栖流所，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元；气象台和博物苑，四千零八十元。十项事业，一年共计八万五千零八十元。[1]

这并非他要求纱厂当即付出的全部款项。建议书还说，其中一些学校已经缩减开支，每月所需五千六百元。他请求由大生三厂每月分担五千元，余下六百元仍由自己负责。[1]

五千元对厂方意味着什么？对校方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股东会的原始议决记录，也不知道这个请求最后是否获准、是否按月支付。现有材料只让我们看见：企业危机已经来到门前，办学与行善的账却还要接着算。

这张清单，或许比“状元实业家”四个字，更能让人接近晚年的张謇。

一  状元为什么去办厂

张謇是1894年的状元。四十一岁才取得科举制度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照旧路往下走，应该是翰林、官阶和仕途。可他后来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了办厂上。

1890年代中期，南通大生纱厂开始筹办；1899年前后纱厂投产。棉花要收购，纱要卖出去，机器要修，工资要发。对一个习惯文章与考试的士人来说，这些不再是纸上的经世之谈，而是每一天都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张謇并非从此与政治绝缘。他参与清末立宪，民国建立后还出任经济行政要职。他在官与商之间来回寻找办法，所要做的事情却相当一致：希望地方能够办起产业，产业养活人，也为学校与社会事业提供财源。

办厂不是他理想的终点。后来南通城里那些学校、医院与公共设施，在他心里原本就与纱厂连在一起。

二  工厂以外，还有一座南通

如果只看大生的账本，张謇是一位经营棉纺织业的企业家；若沿着南通的道路走一走，看到的又不只是纱厂。

他与兄长张詧推动学校、医院、慈善机构，也筹划农业、纺织方面的专业教育。农科要有人教农学，纺科要有人懂机器，医科要有课堂和临床训练。一个现代地方社会需要的，不只是能织出纱的机器，也需要会使用机器、会治病、会办事的人。

这构成了张謇设想中的循环：实业供养教育，教育再培养实业与地方建设所需要的人。后来张孝若追述父亲的事业，也用“先实业，次教育”的次序解释这种安排。[2]

然而，学校和医院一旦开门，便不能像私人宴席那样，说停就停。教师要领薪水，病人要照料，房屋和仪器要维护。企业有淡旺季，学校却不能因此随意停掉一个学期。

张謇在1925年的建议书里说，过去这些经费主要是他以从纱厂所得、个人负债以及与兄长分担的方式筹措。他又自陈，自己能够统计的地方公益支出已有一百五十余万元，与兄长合计超过二百万元，个人还欠下八九十万元债务。[1][3]

这些是他向股东解释困难时的自述，不能把它们不经核账便当成已经独立审计的数字。可是它们至少透露出一种财政结构：许多公共事业长期倚靠创办者个人的收入、借贷和信用。

也正因此，大生一旦发生危机，受到冲击的便不止一个企业家。

三  大生怎样失去经营权

张謇晚年的困难，不能只归咎于学校办得太多。

1922年以后，棉纺织市场转坏，资金周转紧张，大生企业此前的扩张与借债也开始显露压力。它不只有一座纱厂，还与垦牧、金融等事业发生资金往来。外部信用一收缩，原来能接续周转的债务，很快变成必须面对的难题。研究者根据账略与查账材料，讨论过这种关联企业借款和高额负债的作用。[4]

到1924年，南通地方钱庄债权人已经组织维持机构，进入大生经营。1925年，上海的银行、钱庄债权人再组成银团，参与对各厂的清算、接办和经营改革。[5]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传记写得过于干脆的说法：张謇的大生“破产”了。

事实上，企业没有在那一年全部关门。机器仍要开动，工人仍要领工资，纱仍要卖出去。银行团介入之后，债权人派员查账，推动生产与销售环节的改革，同时继续提供维持生产的资金。账目、债务安排和经营决策由此受到新的监督与制约。张謇仍可以提出建议，却已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愿决定大生的资金怎样使用、经营怎样安排。[5]

失去经营控制权，不等于立刻失去全部股份，也不等于一家工厂从地图上消失。可是对于曾经把许多计划系在大生上的张謇来说，这已是一道难以跨回去的界线。

他有钱时可以拿收益去办学；遇到困难时可以凭声望借款；等到债权人接办，他必须说服的，已经是有自身债权和风险要维护的人。

四  他仍然替学校找钱

把1925年那份建议书重新放回这里，便能看出它并非一段“为公益牺牲企业”的简单故事。

一边是需要收回债权、维持生产的银行和钱庄；另一边是已经开门、每个月还要付薪水的学校。张謇既要承认企业困难，又不愿把自己办起来的事业直接停掉。

在那张年费清单后，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让三厂每月负担五千元，自己再补六百元。这个数字的缩减与分担，说明他至少正在尝试调整旧的财源关系，而不是让企业无条件承担全部八万五千余元。[1]

建议书还提出另一项安排：暂停向股东支付固定利息两年，以减轻企业财务压力。张謇一面为学校寻找经费，一面希望改变长期固定付息对企业积累的负担。两项建议后来如何表决、执行，目前都没有找到相应的股东会议决和付款记录。[1][9]

股东们怎样想？债权人怎样看？厂方最终是否付款？现有公开资料还不能回答。我们没有股东会原始议决及连续拨款凭证，不应凭空写出会议上的争执，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说出史料没有留下的话。

但提出请求这一事实已经足够意味深长：一个一生试图用企业建立公共生活的人，到晚年不得不向企业的股东请求，为他早已办成的公共事业保留一点经费。

五  学校继续开门，公共事业怎样延续

1925年那份经费请求提出以后，股东会究竟怎样处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议决记录。这个空白，不能拿后来的结果反过来填补。

1926年，张謇去世。他办起来的学校却没有随之关门。1927年7月，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改名南通纺织大学；同年8月，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改名南通医科大学；1928年8月，农、医、纺三校合组私立南通大学。这些延续和变化，可以从南通大学的公开校史中追索。[2][6]

这些学校继续开门，并不证明1925年的每月五千元请求获得批准，更不能证明经费一直充足。能够确定的，是大生经营控制权的转移，没有立即中断南通的这条教育脉络；至于学校凭什么持续支付教员薪水、维持教学，还需要当年的账目回答。

学校走过了危机，其他公共事业却未必同样顺利。南通博物苑后来受经费困难困扰，1932年南馆发生80余件文物失窃事件，案件后来侦破，失窃文物得以追回；张孝若亦继续拨款修缮。有关人员裁减和保护能力下降的记述，提醒我们：一家机构还挂着牌子，不等于它仍有足够的人手与经费维持原来的运作。[7]

不过，1932年距离大生银团接办已七年，不能把博物苑后来的每一件困难，全部倒推成1925年接管所造成。要真正说清这些机构怎样维持，仍需逐校、逐院的收支簿和具体拨款记录。

看起来，张謇曾尝试为公共事业寻找不只依靠本人临时捐助的办法，例如1911年以通海垦牧公司450股（每股100两，合计45,000两）充作通州师范学校校产，试图建立相对持续的财源。相关研究还提及1926年7月的股票凭证。可是股份是否带来稳定收益、在1925—1926年究竟支付多少，仍无已核的校产账簿可答。[8][8]

他想让地方社会不只依靠一位有钱人，而他所处的时代又未必有足够稳定的公共财政，能够接过所有学校与医院的开支。这才是那张清单背后更难的问题。

结尾  厂仍在，谁来决定它的用途

若以企业经营的标准衡量，张謇晚年确实经历了挫折。大生没有从地图上消失，机器仍可开动；但对于张謇而言，“保不住”不是厂房塌了，而是自己不再能够决定这座厂如何经营、所得如何使用。他想办的事情越多，要应付的资金、人员和制度问题也越多。

若只据此说他的南通实验失败，又太快了。学校后来继续办学，合组成大学；一些公共事业历经缩减、改组和困难，仍留下了可追寻的脉络。它们不是因为一位状元曾经有过宏愿，就能永远安稳地存在，而是还要靠下一代人、新的机构以及后来不断改变的制度来支撑。

张謇没能一直决定大生如何经营，也没能保证自己兴办的一切事业都得到充足供养。但他让许多原本只在一个士人理想中的事情，变成了必须有人接着管理的现实。

1925年，他在建议书上写下农科、医科、女子师范、医院、博物苑，旁边是一笔一笔的年费与月费。读到这里，我想到的不是“失败英雄”的称号。

我想到的是：那些学校到了第二天，还会有人去上课；医院里，还会有人等着看病。

创办人的企业可以由别人接办，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事业，却不能仅凭一纸接办文件决定它们的终点。

资料与核查说明

[1] 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1925年），参见《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相关内容见朱宗震《张謇企业定位的历史过渡性》转引：zhangjianyanjiu.org/... 。原始股东会议决和拨款凭证未核见。

[2] 南通大学校史《私立南通大学》：xq110.ntu.edu.cn/202...89E33178F20E8 。

[3] 朱荫贵《中国儒家传统股份制企业典型》：www.zhangjianyanjiu.... 。所引个人投入与债务数字属于张謇自述。

[4] 大生经营危机与内部债务关联，参见城山智子等关于近代中国金融与企业危机的研究；本文暂以二手研究归纳，不直接采用尚未核见的账略数字。

[5] 顾永祥《老票证见证张謇大生纺织企业营销之道》：zhangjianyanjiu.org/...u.org/nd.jsp?id=242 。具体接办与债务数字需与当年银行团档案继续互校。 债权人查账、经营改革与继续提供生产资金的论述，另参见城山智子《试论大生纱厂的筹资问题与近代中国金融结构》的研究摘要与转引；本文不推断每笔支出均由债权人逐项审批。

[6] 南通大学“历史回眸”：xq110.ntu.edu.cn/bxl... 。

[7] 南通博物苑1926年后的财政困境和1932年南馆80余件文物失窃，后追回并拨款修缮，参见江苏省档案部门有关南通博物苑的公开史料介绍及相关地方文史报道。原始档号和当年报刊页影待核；不把失窃直接归因于1925年银团接管。

[8] 关于1911年通海垦牧公司450股（每股100两）充作通州师范校产及1926年股票的记述，参见有关张謇实业与教育研究；原始股票凭证和校产账簿仍待核，不据此推算实际收益。

[9] 朱宗震等关于张謇企业定位及公司治理的研究引述了建议书中暂停固定利息两年的提议。此项内容目前据公开研究引文转述，尚未逐页核对《张謇全集》原件；建议书年代在部分二手转述中存在差异，发表后如取得原页应进一步核清。

关键史料局限：1925年股东会原始议决与拨款记录尚缺

本稿已能依据张謇建议书的公开引文，确认其提出由大生三厂每月承担5,000元、个人补足600元的请求；但尚未取得相应股东会的原始议决记录、表决结果与实际拨款凭证；关于暂停股东固定利息两年的建议，亦未取得议决及实施记录。因此不能确认方案是否获准、获准范围、执行月份与持续时间。1925—1926年学校和医院的逐年收支账目也不完整。该缺口直接限制了本文对“企业危机怎样影响公共事业”的判断，是正式投稿前应明确保留的史料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