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黃老之學（20）：希言自然

原文：
希言自然，飄風不冬朝，暴雨不冬日。孰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德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

白話：
自然之理：風不老吹、雨不總下，天地尚且不久作，何況人呢？因此，政有道時，則人同道；政有德時，則人同德；政有失時，人失道德；人若同德，其政多助，人失道德，其政多亂。

自然之理如此 — 風，不會永遠在吹；雨，也不會長久地下。天地萬物都有節度與止息，又何況是人呢？當政治合乎道，人們也會循道而行；當政治同於德，人們也會同心同德。若政治失道德，道德之治便失敗了。人能同德，則治理也將順暢；人若失德，則治理更加麻煩。

「道法自然」，是夏朝理論的核心特色。從風與雨的自然現象，談到道與德的從事之理。但兩者之間，又如何能一概而論呢？風不常起，雨不久下 — 天地尚且不會久作，那麼，人間的政事，又怎能恆久維持？

前者說的是天地運行的節律；後者，則揭示政治的變化之理。換言之，沒有萬世不移的國祚，卻有萬事不宜的造作。就像黃河的堤壩 — 它能維繫多久，端視其是否「同於道」、「同於德」、或「同於失」。

這篇黃老之學的思想，或許正是從治理黃河的經驗中誕生的。只是可惜，今日我們僅能見到李耳筆記的片段，而無緣一睹原文的全貌。若以想像推測，當夏朝歷經五百餘年的長治久安之後，黃河的淤積與改道，漸成隱憂。每逢狂風暴雨，人心便懸於水勢之上 — 而「人該如何從事」，正是此篇立論的根本。

「政治」一詞，應該起於夏朝初期。彼時為政者的首要之務，便是治水 — 久而久之，這個「治」字的精神，便被沿用為治理國家。夏朝因治水而興，也因水患而衰。關鍵正在於：道、德、與失 — 三者的變化。這篇論述的深意，可謂早有先見。

只可惜，終究敵不過文明意識的老化，如同被時間侵蝕的堤岸，逐漸消逝於歷史的洪流之中。那麼，「從事於道」的這個「道」，又是什麼呢？「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眾之所惡，故幾於道矣。」觀察山川地勢，選擇最合宜的河道 — 這正是「從事於道」的具體體現。

其一，善利萬物，要能兼顧民生與生態；其二，有靜水時，水勢平穩時，要能涵養、調控水量；其三，水道勢低，水道要低於平地，確保不致成災。若「道」是開創，那麼「德」便是守成。不失其德，才能真正利益眾生。

以治理黃河為例：若能綠化上游，防止水土流失，這便是「從事於德」。若能順應地勢，設立排沙堰，讓淤泥化作田土、建材、地基 — 那麼，「同德者，道亦德之」，黃河便會安靜地流淌，靜靜滋養萬物生靈。

然而，「同於失者，道亦失之」。這句話，根本不必多言。「地上河」、「懸河」這些稱呼，早已道盡了後果。一場暴雨，便足以讓黃河氾濫成災。可見，這篇古文，極可能是在總結治水的經驗。可惜，我們只能看見冰山一角。

現今的世界，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互衝突。甚至可以說 —現代的經濟繁榮，是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來的。這種刺激消費、過度生產的模式，就像一種「毒品」。各國沉迷於此，以為那是國力與穩定的來源，卻不知毒癮已深。這種「經濟毒癮」，根本沒有特效藥。

除非有一天，地球面臨滅絕的危機，天時驟變 — 人類才可能放下國界，攜手合作，共度劫難。因為那時，天下人才有望治之心，而國際間，也要有大禹這種人物，懂得用治理化解危機才行。

華夏文明能治水成功，不僅因為有大禹，更因當時的文明正值壯年。如人之青春，精神充沛、意念明達，所以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如今，西方文明已進入腐敗的階段；而東方 — 不但未完全「腐熟」，而且還遠未「重生」。

因此，今日的人類，很難破解這個死局。換言之，「從事而道者」，幾乎不可能；「從事而德者」，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也許，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盡力復育生態，減少破壞 —讓人類滅亡的速度慢一些，或者，變異得更溫和一些。至於最終的轉機，或許真要等外星文明的到來。正如《推背圖》第五十七象所言 — 「物極必反，以毒制毒；三尺童子，四夷讋服。」

「道」，是意識的規律。在今天，產業經濟與法治社會，就是當今世界所奉行的「道」。然而，這個「道」，由於「有為」過分，也帶來了沉重的副作用 — 生態被破壞，環境被污染，人口急遽膨脹，社會日益混濁，人心，則在躁動與焦慮中迷失。

「無為」，並放任不干預，而是對「有為太甚」的覺悟。它是一種反省，一種回返。透過調整與修正，讓人類的作為不再逾越自然的界限，而是趨向和諧共生。這樣的轉化，就是今日所能實踐的【德】。

本文只談「道德」，是因為夏朝中期還在治道的開創階段。政治尚未歷經仁、義、禮、法、暴、亂、滅、亡的深刻洗鍊，所以以【失】來概括其後的八種變化。在人類的行事層次上：【道德】，是開創與維繫；【仁義】，是安撫與補救；【禮法】，是限制與規範；【暴亂】，是任性與失控；而【滅亡】，則是復仇與毀滅。

「返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既然我們已察覺到「有為太甚」的問題，那麼，也就有機會回返初心 — 回到那個「與自然同律」的原點。只是，這樣的返還，不能以強行為之，而必須以「柔」而行，以自然、順勢、理所當然的方式，讓萬物不受傷害，讓秩序不至崩潰。

治國的重點，在於安定人心；治疫的根本，在於安定生態。為了保全人民與眾生，所以要以「弱」為用。因此，一切改革，都必須建立在安定的基礎上，方不失「道德」。若偏離了平衡，便需以【仁義】補救，以【禮法】規範；若再失控，則陷入【暴亂】，而到了【滅亡】，便再無可救。

當下的世界，正逐漸呈現出百年前經濟大蕭條的態勢。然而，今日的西方，早已不是百年前的西方。經歷過希特勒的戰火與浩劫，人心思治，因此，如同「文景之治」般的穩定與繁榮，在戰後的西方世界得以實現。然而，如今的西方，又正悄然步入另一個循環 — 那是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萌芽階段，權力的集中，思想的統一，都在逐步成形。

「為之於其無有也，治之於其未亂。」若現在能妥善處理，或許還來得及。但若等到這股「道」成形，那又將開啟另一輪專制與腐化的「有為輪迴」。其實，宇宙之中，萬物、眾生、世界的無數輪迴，都如同一盤盤棋。每一個世界，每一個生命，皆因宇宙意識的運行、以及主觀意識的解讀，而相對存在。

宇宙意識，可以選擇任何眾生作為「主觀的載體」；但任何個體意識，都只是那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它能體驗自己的體驗，感受自己的感受 — 卻改變不了整盤棋的命運。而「感覺」的根源，其實源於微觀世界。當無數微觀意識歸於清淨，煩惱與妄念，也隨之消散。

所謂「為道者日損」，損的，正是業障。當業障化解，就容易覺悟真相。人之所以痛苦，往往不是因為物質的匱乏，而是因為妄念與執著。例如物資不豐的國度 — 不丹，卻曾是世上最幸福的國家。

由於當時受到外界汙染較少，所以犯罪率也很低，他們對待罪犯的方式，不是懲罰，而是讓其修行、化解業障。當宇宙因「有為太甚」而走向地獄化，那麼，無論宇宙意識選擇任何眾生，都將是煎熬。於是問題出現了 —這樣的宇宙，這樣的存在，還有意義嗎？

或許，在無數惡境之下的輪迴，比起「一個無物、無聲、無盡的黑暗空境」，更像是永恆的折磨。那，才是真正的地獄。因此，「無為」便是「有為太甚」的唯一解藥。唯有讓宇宙趨向「天堂化」，主觀意識才能既接受宿命，又自由地體驗生命。

而所謂的「天堂化」，並非更加真、更加善、更加美，而是讓世界回歸清淨與太平 — 讓一切存在，在清淨中得其所安，在太平中得其自在。